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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这个汉字从日本传来，见黎士弘《仁恕堂笔记》，本文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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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种得之大西洋”，出自熊人霖《地纬》，本文转引自陈琮《烟草谱》（1773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一，叶2b。陈琮的评论“烟草始自边关”，见于卷一，叶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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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满人强制汉人吸烟的法国传教士是Regis-Evariste Huc（古伯察， 1813—1860），见古伯察、秦噶哔《鞑靼西藏旅行记》[（Huc and Joseph Gabet， Travels in Tartary， Thibet 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844-46， trans. William Hazlitt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28），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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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烟草原产自朝鲜，出自刘廷玑的《在园杂记》，本文转引自陈琮《烟草谱》卷一，叶3a。关于烟草从满洲传入华北，见L. Carrington Goodrich（傅路德）， “Early Prohibitions of Tobacco in China and Manchur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8：4 （1938）， pp. 6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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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旅的记录出自他的《露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 1999年）卷十，叶46a。关于福建烟叶质量，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卷48，叶44a（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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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考证的“圣火”，出自《新唐书·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0页，此事见于武新立编《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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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宾的评论出自《景岳全书》卷四十八，叶42b-45a（第1189-1190页）；关于槟榔的描述，在卷四十九，叶30b-32b（1217页）。陈琮《烟草谱》所收录的一首诗，显示该作者因嚼槟榔上瘾进而吸烟，该诗出自《烟草谱》卷九，叶5a（“石湖不耐吃槟榔”一诗）。17世纪中期中国对烟草的医学理解，见Laufer， “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 pp. 8-9。吸烟可以祛除环境中的湿冷的观念在菲律宾也很盛行，并成为儿童吸烟的理由，见Juan Francisco de San Antonio， The Philippine Chronicles of Fray San Antonio， trans. D. Pedro Picornell （Manila： Casalina， 1977），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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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吸烟，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1681年刊），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129页。亦见John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vol. 2， p.149。苏州官绅人家的妇女在还睡觉的时候让侍女梳头的事情，见陈琮《烟草谱》卷三叶3b。“这个长烟袋”起头的打油诗，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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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首诗出自陈琮《烟草谱》卷五叶8a，卷九叶3b。陈琮的家世背景在《青浦县志》（1879年刊）卷十九叶43b-44a中有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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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的话出自他的《烟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叶3b-4b。关于建议文人吸烟，促发灵感，见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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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传入中国，见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43-73。关于鸦片在特尔纳特岛及菲律宾的使用，见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 Arthur H. Clark， 1905）， vol. 16， p. 303; vol. 27， p. 183。刺客吸鸦片的事情，见vol. 29， p. 91。陈琮对于鸦片初期的历史记载见《烟草谱》卷一叶12b-14a；卷三叶4a。关于鸦片在19及20世纪所带来的更广大的政治影响，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的《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co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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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吞霞”开头的诗，见赵汝珍《祝哀集》（1843）卷四，叶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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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对烟草的赞美，见他的“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结尾处的第 65页。都灵的烟草芭蕾舞剧，见Vigie and Vigie， L’ Herbe à Nicot， p. 56。另外的一场烟草舞会或许对这次活动产生影响，见Theodore de Bry， Americae tertia pars （Frankfurt， 1593），此图在Jeffrey Knapp， “Elizabethan Tobacco”， Representations 21 （Winter， 1988） ， p. 26的图1中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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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称量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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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的货币制度，见N. W. Posthumus， Inquiry into the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Leiden： E. J. Brill， 1946）， vol. 1， pp. liv-lvii， civ-cxv。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白银贸易，见J. R. 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vol. 1， pp. 184-93， 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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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吉尼亚烟草高昂的价格及托马斯·德克的讽刺，见Knapp， “Elizabethan Tobacco”， pp. 36， 42。徐光启的说法，转引自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99。（原文出自《徐光启集》卷五《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 用水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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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的人口变动，见Enrique Tandeter， L’Argent du Potosí： Coercition et marchédans l’Amérique coloniale （The Silver of Potosi： Coercion and Market in Colonial America）（Paris： EHESS， 1997）， p. 96。关于1647年的暴动，见Bartolomé Arzáns de Orsúa y Vela， Historia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 trans. Frances López-Morilla， in Tales of Potosí， ed. R. C. Padden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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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和西属拉丁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见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124-41。目前最好的估算，被总结在第140页的表格中。关于西属拉美的白银产量，见Harry Cross， John Tepaske， Femme Gaastra 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ed. J. E Richards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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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西班牙初次接触，见Margaret Horsley， “Sangley： The Formation of Anti-Chinese Feeling in the Philippine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Stereotypes of Prejudice”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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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关系，见Blair，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弗朗西斯科·桑德的记载，见vol. 4， p. 67。 “这笔财富全落到中国人手里” 一节，出自同书vol. 12， p. 59； “人所能渴求或理解的所有财富和不朽名声” 一节，出自vol. 6， p. 198；关于八连的描写，见vol. 22， pp. 211-12； vol. 29， p. 69。关于改教的华侨有戴帽子的义务，见vol. 16，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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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出海的描写，见张燮《东西洋考》，“贩儿”一节见周起元的序文（第17页），“压冬”见同书第89页，“压冬儿”一词，亦见于尹光仁、张汝霖《澳门纪略》下卷叶8a中尤侗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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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的屠杀事件，见安东尼奥·德·莫尔加1609年的记载，出自Philippine Islands， vol. 15， pp. 272-77; 另见vol. 16， pp. 30-45， pp. 298-99。这一事件被中国有意地曲解并掩盖，此事见于Schurz， Manila Galleon， pp. 85-90，关于西班牙帆船沉没则见于258页。关于此事，鲍晓鸥的论述更加可信，但仍不完整，详情见Jose Eugenio Borao（鲍晓鸥）， “The assacre of 1603：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Spanish on the Philippines”， Itinerario 22： 1 （1998）， pp. 22-39。对于被屠杀的人数，张燮在《东西洋考》更高地估计为2.5万，而一份1637年的报道显示为3万，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81。关于出海的福建人，兵部尚书推测的人数见《崇祯长编》卷四十一，叶2b，张廷玉《明史》只记“数万”（第8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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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rz的Manila Galleon是研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权威著作。本书中“坏血病和饥饿”参考第265页，“贸易停摆造成冲突”见第91页。1639年三十艘中国帆船抵达，见Souza， Survival of Empire， p. 84的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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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石牌坊，见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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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采珍珠一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九（广东下），叶12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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