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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龙的奏章，记载于《崇祯长编》卷三十四叶42a-44a， 卷三十五叶41，卷四十一叶13a-14b，卷四十三叶29a-b，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45页。此外也可参考黄一农的论文，见Huang Yi-Long， “Sun Yuanhua （1581-1632）： A Christian Convert Who Put Xu Guangqi’s Military Reform Policy into Practice”，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1562-1633）， ed. Catherine Jami， Gregory Blue， and Peter M. Engelfriet（Leiden： Brill， 2001）， pp. 2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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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兰”的记载，见于《明实录》1623年4月条（《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四月壬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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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燿的话，出自王临亭《粤剑篇》卷四（九月一日夜夜话记附），转引自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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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葡萄牙枪手，见Michael Cooper，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4）， pp. 337-351。1623年的代表团的组成，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叶11a。颜俊彦对陆若汉的评论，日期不明，见其著作《盟水斋存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04页。卢兆龙在序中盛赞颜俊彦的书，显示他们关系密切。感谢Alison Bailey介绍本书给我。关于陆若汉的记载，可见《崇祯长编》卷四十四，本书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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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光启，见前文提到的Jami（詹嘉玲） et al.，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关于徐光启对日本的看法，见笔者论文“Japan in the Late Ming： The View from Shanghai”，载于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 Joshua A. Fogel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2）， pp. 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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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榷对南京传教士的攻击，传统研究见Edward Kelly， “The Anti-Christian Persecution of 1616-1617 in Nanking”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其主要观点在Adrian Dudink（杜鼎克），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Five Studies”（PhD. diss.，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1995）中有所修正。耶稣会认定沈榷的迫害行为最终失败，见George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128-45。曾德昭的记载，出自其所著耶稣会传教团史《大中国志》（Imperio de la Chinae），我参照其1642年的英文版本Empire of China， pp. 219-20。感谢Gregory Blue使我可以参考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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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参见Leonard Blusse， “The VOC as Sorcerer’s Apprentice： Stereotype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on the China Coast”，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ed. W L. Idema （Leiden： Brill， 1981）， 尤其是第92—95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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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年明廷关于倭寇和红毛谁威胁更大的辩论，记载于《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五，叶4a-b。李之藻支持葡萄牙火炮的论辩，见卷三十五，叶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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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战略上的位置，尤见George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5， 37， 195-198。陆若汉1633年的信件，转引自Cooper， “Rodrigues in China： The Letters of Joao Rodrigues， 1611-1633”，见《国語史への道——土井先生頌寿記念論文集 下》（东京：三省堂，1981年），p. 242。中国士大夫认为利玛窦是澳门间谍，出自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第43页（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条），1616年及1623年发生的指控耶稣会士从事间谍活动，见Dudink（杜鼎克）， “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 pp. 15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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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潘润民，见《广东通志》（道光二年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5页，以及《贵州通志》（乾隆六年刻本）卷二十六，叶8b。潘润民1607年获进士。颜俊彦记录的涉外案子，是他在广东时听到的，日期不明，见《盟水斋存牍》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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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燮及序文作者王起宗，见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章，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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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不出户庭……”出自章潢《图书编》[《钦定四库全书》图书编卷二十九（地道总述，叶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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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抽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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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聪的回忆出自他的《玉堂荟记》（台北，1968年）第80页（卷下，“烟酒古不经见”起的两段）。他的生平见《济宁州志》（康熙十二年刻本）卷五叶19a、叶56a，卷八叶49b，以及张廷玉编《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58页，第7942页。关于当时北京物价及烟叶价格，见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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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叶的历史，除Victor Gordon Kiernan， Tobacco： A History（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91）以及Marc and Muriel Vigié， L’Herbe à Nicot（Paris： Les éditions Fayard）之外，亦参见Sarah Augusta 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Tobacco in Sixteenth-Century Literature（N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54）; Jordan Goodman， Tobacco in History： The Cultures of Dependence（London： Routledge， 1993）; Berthold Laufer， “Introduction of Tobacco into Europe”， Anthropology Leaflet 19（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24）。关于荷兰人的吸烟体验，见Georg A. Brongers， Nicotiana Tabacum： The History of Tobacco and Tobacco Smoking in the Netherlands（Amsterdam： H. J. W. Bechts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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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著人的吸烟习惯，见Ralph Linton， “The Use of Tobacco Among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nthropology Leaflet 15（Field Museum of Chicago， 1924）; Johannes Wilbert， Tobacco and Shamanism in South America（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吸烟宴会“tabagie”，见Morris Bishop， Champlain： The Life of Fortitude（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63），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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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同女巫的联系，见前文提到的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pp. 161-62。1643年教皇的谕令见同书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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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英国人士评论说“（烟叶）在英格兰广受接纳和使用”，见Laufer， “Introduction of Tobacco into Europe”，转引自William Harrison， Great Chronologie， p. 7。坎登（Camdem）和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批评出自同书的第10—11页，第27—28页。对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的话，来自The Guls Horne-Book（London： R. S.， 1609）的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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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药草）制成药膏或油膏使用”，见约翰·杰拉德， The Herball or Generall Histories of Plantes，转引自Dickson， Panacea or Precious Bane， p. 43。杰拉德在伦伯特·多东斯的研究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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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在烟草及奴隶贸易上的角色，参见Jonathan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作者将其简要总结在另一本书之中，见Dutch Republic， pp. 934-36， 943-46。关于烟草贸易中奴隶的作用，见Goodman， Tobacco in History， pp. 137-53; Kiernan， Tobacco： A History， pp.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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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两篇关于帝制时期中国的吸烟文化的论文：“Is Smoking Chinese？”， Ex/Change： Newsletter of Centre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3（February 2002）， pp. 4-6，以及“Smoking in Imperial China”，载于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ed. Sander Gilman and Zhou Xu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pp. 84-91。关于中国吸烟习惯的最好的调查仍是Bernhold Laufer所做的，见Bernhold Laufer， “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 Anthropology Leaflet 18， （Field Museum of Chicago，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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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土耳其一样爱吸烟”，见Julia Corner匿名出版的China， Pictorial，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London： H. G. Bohn， 1853），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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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特斯和烟草的相遇，见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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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对烟草的观察，见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页。关于烟草在上海的情况，见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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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吸烟历史，见James Grehan， “Smoking and ‘Early Modern’ Sociability： The Great Tobacco Debate in the Ottoman Middle Eas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2006）， pp. 13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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