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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宾的评论出自《景岳全书》卷四十八，叶42b-45a（第1189-1190页）；关于槟榔的描述，在卷四十九，叶30b-32b（1217页）。陈琮《烟草谱》所收录的一首诗，显示该作者因嚼槟榔上瘾进而吸烟，该诗出自《烟草谱》卷九，叶5a（“石湖不耐吃槟榔”一诗）。17世纪中期中国对烟草的医学理解，见Laufer， “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 pp. 8-9。吸烟可以祛除环境中的湿冷的观念在菲律宾也很盛行，并成为儿童吸烟的理由，见Juan Francisco de San Antonio， The Philippine Chronicles of Fray San Antonio， trans. D. Pedro Picornell （Manila： Casalina， 1977），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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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吸烟，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1681年刊），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129页。亦见John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vol. 2， p.149。苏州官绅人家的妇女在还睡觉的时候让侍女梳头的事情，见陈琮《烟草谱》卷三叶3b。“这个长烟袋”起头的打油诗，转引自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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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首诗出自陈琮《烟草谱》卷五叶8a，卷九叶3b。陈琮的家世背景在《青浦县志》（1879年刊）卷十九叶43b-44a中有一些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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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的话出自他的《烟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叶3b-4b。关于建议文人吸烟，促发灵感，见袁庭栋《中国吸烟史话》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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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传入中国，见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43-73。关于鸦片在特尔纳特岛及菲律宾的使用，见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OH： Arthur H. Clark， 1905）， vol. 16， p. 303; vol. 27， p. 183。刺客吸鸦片的事情，见vol. 29， p. 91。陈琮对于鸦片初期的历史记载见《烟草谱》卷一叶12b-14a；卷三叶4a。关于鸦片在19及20世纪所带来的更广大的政治影响，见卜正民、若林正编著的《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coedited by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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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吞霞”开头的诗，见赵汝珍《祝哀集》（1843）卷四，叶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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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费尔对烟草的赞美，见他的“Tobacco and Its Uses in Asia”结尾处的第 65页。都灵的烟草芭蕾舞剧，见Vigie and Vigie， L’ Herbe à Nicot， p. 56。另外的一场烟草舞会或许对这次活动产生影响，见Theodore de Bry， Americae tertia pars （Frankfurt， 1593），此图在Jeffrey Knapp， “Elizabethan Tobacco”， Representations 21 （Winter， 1988） ， p. 26的图1中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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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称量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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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兰的货币制度，见N. W. Posthumus， Inquiry into the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Leiden： E. J. Brill， 1946）， vol. 1， pp. liv-lvii， civ-cxv。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白银贸易，见J. R. Bruijn et al.，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vol. 1， pp. 184-93， 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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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吉尼亚烟草高昂的价格及托马斯·德克的讽刺，见Knapp， “Elizabethan Tobacco”， pp. 36， 42。徐光启的说法，转引自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99。（原文出自《徐光启集》卷五《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 用水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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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的人口变动，见Enrique Tandeter， L’Argent du Potosí： Coercition et marchédans l’Amérique coloniale （The Silver of Potosi： Coercion and Market in Colonial America）（Paris： EHESS， 1997）， p. 96。关于1647年的暴动，见Bartolomé Arzáns de Orsúa y Vela， Historia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 trans. Frances López-Morilla， in Tales of Potosí， ed. R. C. Padden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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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和西属拉丁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见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124-41。目前最好的估算，被总结在第140页的表格中。关于西属拉美的白银产量，见Harry Cross， John Tepaske， Femme Gaastra 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ed. J. E Richards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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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西班牙初次接触，见Margaret Horsley， “Sangley： The Formation of Anti-Chinese Feeling in the Philippine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Stereotypes of Prejudice”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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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华人的关系，见Blair，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弗朗西斯科·桑德的记载，见vol. 4， p. 67。 “这笔财富全落到中国人手里” 一节，出自同书vol. 12， p. 59； “人所能渴求或理解的所有财富和不朽名声” 一节，出自vol. 6， p. 198；关于八连的描写，见vol. 22， pp. 211-12； vol. 29， p. 69。关于改教的华侨有戴帽子的义务，见vol. 16，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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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出海的描写，见张燮《东西洋考》，“贩儿”一节见周起元的序文（第17页），“压冬”见同书第89页，“压冬儿”一词，亦见于尹光仁、张汝霖《澳门纪略》下卷叶8a中尤侗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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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的屠杀事件，见安东尼奥·德·莫尔加1609年的记载，出自Philippine Islands， vol. 15， pp. 272-77; 另见vol. 16， pp. 30-45， pp. 298-99。这一事件被中国有意地曲解并掩盖，此事见于Schurz， Manila Galleon， pp. 85-90，关于西班牙帆船沉没则见于258页。关于此事，鲍晓鸥的论述更加可信，但仍不完整，详情见Jose Eugenio Borao（鲍晓鸥）， “The assacre of 1603：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Spanish on the Philippines”， Itinerario 22： 1 （1998）， pp. 22-39。对于被屠杀的人数，张燮在《东西洋考》更高地估计为2.5万，而一份1637年的报道显示为3万，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81。关于出海的福建人，兵部尚书推测的人数见《崇祯长编》卷四十一，叶2b，张廷玉《明史》只记“数万”（第8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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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rz的Manila Galleon是研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权威著作。本书中“坏血病和饥饿”参考第265页，“贸易停摆造成冲突”见第91页。1639年三十艘中国帆船抵达，见Souza， Survival of Empire， p. 84的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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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石牌坊，见Girard， Le Voyage en Chine，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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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采珍珠一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九（广东下），叶12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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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对派士兵戒护银矿的回忆，见《寿宁待志》（崇祯十年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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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者百人而一”，转引自拙著《纵乐的困惑》第238页（原文出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凤宁徽”，叶76b）。关于上海1639—1647年间米价上涨，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一斗米可换两个小孩的记载，见张履祥《补农书校注（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174页（《桐乡灾异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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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戎克”船，见Pierre-Yves Manguin，“The Vanishing Jong： Insular Southeast Asian Fleets in Trade and War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ed. Anthony Rei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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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卡雷里的评论，见Schurz， Manila Galleon， p.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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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以后士大夫对白银的批评，见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pp. 219-22。顾炎武“倚银而富国”一句，见同书第221页（原文出自顾炎武《钱粮论上》。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76年，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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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为1640年世界货币危机是因为白银过量生产导致，详见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237-48]。一些人则表示相反的观点，见Jan de Vries，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pe-route Trade， 1497-1795”， in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ed. Dennis O. Flynn， Arturo Giráldez and Richard von Glahn（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 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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