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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财团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安田财阀。我在《日本商业四百年1》中曾经详细讲述过这个财团的创业故事。安田善次郎于1880年开设安田银行。安田银行于1948年改名为富士银行，进而和日产、根津、浅野、大仓、大建等旧财阀系企业，组合成新的富士财团。集团内核心企业包括旧安田财阀系的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安田信托银行、昭和海运、东京建物、安田生命保险等；旧日产财阀系的日立制作所、日产汽车和日本油脂等；旧根津财阀系的日清纺、日清制粉、东武铁道和日本精工等；以及旧浅野系的NKK（粗钢日本第二）和京浜急行电铁等；旧大建财阀系的丸红（综合商社）；以及旧大仓财阀系的大成建设等等。富士财团派系众多，成员复杂，组织较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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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芙蓉会”的有29家企业，其中著名的有富士银行、安田信托银行、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安田人寿保险公司等4大金融机构，还有日产汽车、日本钢管、久保田铁工公司等巨型企业以及综合商社丸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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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大财团也在积极行动，那就是三菱财团。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三菱集团内部还试图通过贷款拯救三菱汽车，大财团一方面让日本企业得以专心开发技术，一方面又阻碍了竞争，把竞争关系转化为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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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那个一眼望不到光亮的时代，每个日本人都经受着内心的煎熬和压力。这种压抑的氛围并非来自缺衣少食，而是从当年欲望满满获得收获的时期，一下子坠入无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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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宫崎骏的影片《千与千寻》之所以能打动那么多人，就在于他描写了那个让人绝望的年代。影片主人公是1990年出生的独生女千寻。宫崎骏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讲着日本社会的故事：泡沫经济破产后的长期不景气，旧有社会体制的难以改革，国民对政府内阁的强烈不信任感，这些都是成人的麻烦；而在孩子的世界里，学校道德败坏，校园暴力不断，少年犯罪更是司空见惯的黑暗。怎样找一把钥匙打开光明之门？在宫崎骏的故事里，千寻最终激发出身体里全部的潜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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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冒险的过程很漫长、艰辛，整整持续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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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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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分析家从社会变化层面来分析泡沫经济崩溃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仅仅给日本人内心蒙上阴影，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既有的社会群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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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最让人称赞的图书叫《菊与刀》，这本书的主旨揭示了日本人矛盾重重的性格特点，比如崇尚礼节，内心又好勇斗狠。另一方面，这位女社会学家还提出，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观念过于强的国度。“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一个群体成了一种固定思维。”她甚至以为，日本人都有着压抑自己的个性，以此达到和集体利益相融合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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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日本一些学者不同意本尼迪克特的主张，比如东京大学的心理学专家高野阳太郎教授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所谓日本人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观点是一种错觉，根据高野的案例分析，在全部19个案例中，有13个案例没有显示出日本人和美国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面有太多的差别，有5个案例还显示了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具有集体主义的特性。他认为简单地把日本人归属于集体主义，欧美人归属于个人主义的这种固有观念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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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话题，我力图简单地做些解答。在高野阳太郎之后，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最著名的是日本哲学先驱和辻哲郎的“人间”理论。在他之后，还有很多日本学者探讨过类似话题，但基本上都在他的研究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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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和辻哲郎和他的后辈认为，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不同于西方人的认识，西方的价值体系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强调的是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日本人则重视精神世界，比如，我这个个体，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你们是怎么看待我的，比我自己的感受重要多了。这就形成了日本人重视秩序、重视集体主义、重视自身在社会中如何被看待的性格。举个有些极端的例子，一个人日本人不随地吐痰，可能并不是因为怕污染环境，而是担心别人会看不起他。所以，在日语里用“人间”表示“人”的意思，无非也是强调，谁都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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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泡沫经济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突如其来的经济崩溃像无法抑制的洪流，带走了日本人这种集体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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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问题捉襟见肘，甚至走向了破产边缘，而一直倡导终身雇佣的很多大公司也消弭于无形，这就打破了日本特色集体主义观念的经济基础，“一切都改变了”是当时日本人的群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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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日本的社会学家都会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日本经济危机对既有群落的击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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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之后，有一个叫小板部落总会的机构，通过了一个废除“同行”的决议。这个决议敲响了日本数百年来村社会（群体社会）的丧钟。很多人当时投了赞成票，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票会改变日本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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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行”是个什么组织呢？其实就是村子里，如果谁家死人了，老乡们就团结起来组织葬礼，比如有人帮着联系和尚来念经，有人找小时工来打扫屋子等等。因为几百年都这么干的，所以“同行”的运作非常成熟，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和体系。最关键的是，“同行”不收费用，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村落协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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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1942年冬天，有个叫见浦的人，他父亲进山烧炭，为了准备一些工具去找铁匠，到了铁匠铺，铁匠的老婆说铁匠已经死了两天，妇道人家没了主意，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地方，正愁着不知如何是好。见浦的父亲二话没说回到村里，集合“同行”准备给铁匠办丧事。“同行”里有人反对，说这不是组织中的事，不应该管这样的闲事。见浦的父亲怒火中烧，说不需要没有怜悯心的人帮忙，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帮铁匠办丧事。结果，“同行”全部出动，帮忙办完了这个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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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形成的小板部落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同行”的习俗，是因为小板部落地处深山老林之中，生活非常艰苦，不靠互相帮助难以谋生。部落里的居民以“户”为单位出钱出力，形成了互助性质的“同行”，运作部落中红白喜事等各种需要大家帮助的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代。小板部落成立了由每户平摊出资的管财组织财团法人小板振兴会，具体运作“同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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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小板部落的年轻人大量外流，出生率下降，部落成员年龄结构日益老年化，以致部落成员不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小板振兴会支撑到20世纪之后终于出现了财政不足的问题，同时部落成员的老龄化也使每户出劳力成了问题。在既无资金也无劳力的情况下，“同行”变得如同形骸，小板部落不得不决议放弃“同行”的习俗。放弃“同行”之后，部落中葬礼将有自治会长直接联系葬礼公司，但部落将不再承担任何费用，也不用出劳力，各家的事将由各家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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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小板部落的村社会崩溃了。部落退休领袖见浦对此倍感痛心，于是记录下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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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正是经济的起飞和陨落让日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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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故事多少说明了日本已经从集体主义至上的社会迈向了崇尚个体的社会。这说明，泡沫经济不仅仅摧残了日本的经济，还逼迫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不能再靠政府、靠公司了，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寻找出路，强大的福利保证已经告别我们的生活，从生到死，都需要自己一步步奋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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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值观的变化，是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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