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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内心觉得还是不能扔掉，”莎伦·费齐曼解释道，“但现实情况是空巢清理公司这样做也需要成本。我们得花钱买箱子，还得花时间运输和捐掉这些东西。况且慈善机构一定会接收这些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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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希望在扣除雇用员工、提供清理服务和转售服务所需的成本外，这门生意还能营利，那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直接扔掉就好，但扔掉这些东西还是有些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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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莎伦为此苦苦挣扎。在古德维尔、救世军、教堂、犹太跳蚤市场以及每次车库旧货出售成果不佳时，人们都在考虑莎伦的员工提到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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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想得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创新的、可持续的方案能够带走你弃之不用的东西，而不用支付费用，你的东西还能得到无限循环利用，但这基本上是异想天开。与此同时，东西越来越多也意味着，要制定一种创新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从经济角度看越来越难以实现。一些消费者想得到安慰，想知道他们用过的物品仍然具有价值和用途；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接受事实：所有物品都终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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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推测，”我对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空巢清理公司的发展壮大，你们扔掉的东西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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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东西是一种煎熬，真的很煎熬。”她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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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非常希望他们的东西最终得到了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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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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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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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也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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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底该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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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便是，什么也不做。莎伦·费齐曼和现存的二手行业，无论是古德维尔还是抹布制造商，如今都已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且利润可观。他们的再利用模式早于环保运动、整理风潮，也早于婴儿潮一代退休之后二手物品大量进入市场的浪潮。这些从业者不需要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说要有改变，那也是鼓励他们继续前行，成为他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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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废弃物过多带来了情感、经济和环保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仅靠空巢清理公司及其同行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还需要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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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利用——该过程将旧物变成新材料，用于制作更多新产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正如我在《废物星球》中写的那样，尤其是作为一种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回收利用并不完美。无论制造商怎么说，没有东西能实现百分百回收利用（比如，每台智能手机大约有15种金属根本无法回收）。大多数更复杂的物件，小到手机、大到沙发都由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部分组成，从中提取出可回收部分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很高，所以垃圾填埋和焚烧通常是更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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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使用回收纸造书，比使用原纸浆所耗费的能量和原材料更少，但总还是要耗费一些能量和原材料。事实上，物品回收利用减轻了消费者对于消费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负罪感，而且降低了原材料的总成本（回收原材料的成本比使用原纸浆的成本低），这实际上可以促进更多的消费。[1]“物品回收”在我们所熟知的3R原则（减少原料、重复利用、物品回收）[2]中排第三位。也就是说，它是在最佳方案（也许是最差方案）中排名第三的办法。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知名品牌宣称其产品能够回收利用，其实不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而是在帮助关心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者减轻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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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日趋流行的解决办法（至少在富裕国家是这样）在于进一步践行“减少原料、重复利用、物品回收”的原则。这种办法就是极简主义。极简主义提倡改变以购物为中心、让家里堆满东西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物品精简到必需品的范畴，远离亚马逊等购物网站和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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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这本书时见过许多清理行业的专业人士，在频繁接触过大量物品之后，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极简主义的做法。吉尔·弗里曼是一位职业整理师，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和顺搬家公司工作。当我问她，她家里是什么状况时，她回答得很直接：“我们不买东西，不把东西带回家。我们已经拥有需要的所有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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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试图用这种方式过不一样的生活。她向我解释道，相比在婚礼或其他情况下送给别人礼物，她更喜欢直接包红包或是送餐厅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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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感同身受。为了写这本书，我四处走访，尽管我不是什么购物狂，但是参观旧货店和房屋清理的那些经历，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物品囤积情况。我很快意识到，我所珍视的那些东西，通常对除我以外的其他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我便释怀了，并开始克制自己的购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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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想到有那么多美国人可能和我有同样的顿悟时（或许正是在读过本书之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某些发展趋势还是积极向上的。例如，智能手机的出现，让全球几十亿人口不必去买相机、电视机、家庭音响、手提电脑、DVD、CD、磁带、录像带或是相册（可能在未来某一代的观念里，纸质照片会和肖像画同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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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去物质化”。去物质化也会带来大量过时的、难以回收的智能手机，但看看古德维尔店里那些成堆的VHS录像带、CD、DVD、黑胶唱片、固定电话、VCR和其他一些智能手机可以取代的东西，看看它们大部分都堆在那里没人要的样子就会发现，智能手机的出现不失为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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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受追捧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抑或是其他个人的消费选择，都不能改变两个既定事实。首先，尽管极简主义（以及日本的整理艺术）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畅销工具书的主题，却未能对全球堆积的物品产生太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些书越来越多，反倒激励了人们（为腾空的房子）添置更多东西。其次，即便是在环保意识较强的发达国家，消费型经济以及消费型生活方式也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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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市场营销师都注意到，出生于1982～2014年的千禧一代[3]，比上一辈人买的汽车和房子都要少得多。一种广受欢迎的说法称，千禧一代更愿意接纳共享经济和服务，比如优步和爱彼迎提供的共享乘车和共享房屋服务。比起买东西，他们更愿意购买体验，比如为旅游付费。主流媒体中流行一种乐观的解释，称人们愿意分享而不是独占，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气候变化以及环保意识增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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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千禧一代相比独享更乐于共享，其实只是因为口袋里的钱不够花。高额的房租、不堪重负的学生贷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长期经济低迷，都削弱了千禧一代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进行大宗消费的能力。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大宗消费是成功人生的标志。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们也会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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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18年美国银行一项有2000名成人参加的调查[4]显示，千禧一代中，有72%的人认为买房是重中之重，比旅行、结婚、生孩子都重要。另一项消费者调查发现，尽管千禧一代能接受拼车，但在自己名下没有车的千禧一代中，有75%的人想买车。[5]同时，大西洋彼岸，欧盟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共享经济的调查项目[6]发现，千禧一代“只有当共享平台提供了比传统服务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品时，才会对共享平台感兴趣”。这至少可以说明，与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同龄人相比，欧美国家的千禧一代并无多少不同。大家都想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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