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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服务市场更加开放，服务趋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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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AFTA）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发展，逐步推动产品、生产要素、技术等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标志着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不断向前推进，各国服务市场更加开放，服务趋向全球化。1994年4月15日结束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首次确立了有关服务贸易的多边框架，强调“在透明和渐进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展服务贸易，逐步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1997年 WTO 陆续出台了《全球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议》三大协议，分别要求各国向外国公司开放其电信市场，结束垄断行为；将主要技术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等。另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等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许多开放服务市场的举措。这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区域性制度的创新加快了服务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推动了服务业国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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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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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便开始了制造业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历了三次产业国际转移的浪潮。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的钢铁、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和资本、技术输出开始向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集中力量发展化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航空航天、电子和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即亚洲四小龙）地区和拉美部分国家和地区。第三次是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而“亚洲四小龙”则把劳动密集型和一些能耗高、污染高、效率低的工业转移到我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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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分工、产业模块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正成长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据统计，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占其 GDP 的70％以上的份额，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服务业吸收就业比重也不断增加（见表2-12）。这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向服务业偏移，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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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其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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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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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世界各国服务业市场的不断深入开放、全球服务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服务业的巨大作用，加上全球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及服务业态与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使得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就促使服务提供者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建立全球范围内利用并整合资源和市场的平台，借助服务业海外投资转移实现生产要素、产品的优化配置，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服务质量，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增强影响力和控制力。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旺盛，但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在服务业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法满足本国的需求。为了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壮大本国服务业的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纷纷创造有利条件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同样促使服务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因此，服务业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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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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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发展的以 IT 为主导的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突破，促使服务业国际分工全面深化，为服务全球化和服务业国际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使之由“金字塔”转向了“扁平型”和“网络型”，提高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效率和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而且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理念，企业逐渐开展外包和业务离岸化。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但降低了业务离岸化的成本，使企业更有动力将服务业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而且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及时监督其全球范围的资产、运营情况等，确保了外部服务供应的质量和稳定性。据估计，世界前100强金融公司通过业务外包和离岸化每年就可节省1380亿美元的开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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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球服务经济宏观环境的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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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国政府放宽对服务业的经济性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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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规制也称经济管制，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重点针对具有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的行业。经济性规制有价格管制、市场进入和退出管制、数量管制、提供服务管制和设备管制等多种表现形式。（8）不管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欠发达国家，均对本国的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力等服务业进行严格的经济规制。但是长期实践表明，这种严格的经济规制是低效率的，且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放松服务产业的进入管制，推动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1996年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同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9）发展中国家也顺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放宽对服务业在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投资等方面的经济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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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91—2003年的13年间，全球累计出台了1885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管制的政策法规，其中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达1771项，占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总数的94％。正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解除或是放宽了对服务业的经济规制，让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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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越来越多的国家缔结国际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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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分别缔结国际投资协议，给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2009年，共缔结了211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82个双边投资协定、109个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和20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截至2009年年底，协定总数达到59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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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0）是最主要的协定文书。自1959年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诞生以来，双边投资协定数目增长迅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成倍增长，到2002年年底，全球 BITs 增加至2181个，涉及176个国家和地区；到2005年年底，全球 BITs 增加至2500个；到2009年年底全球 BITs 增加至2758个。与此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ouble Taxation Treaty, DTT）的数目也持续迅速增加，至2002年年底全球 DTTs 共计2256个；至2005年年底为2568个；2009年年底全球 DTTs 达2914个。国际投资协定数目的增长以及这类协定的性质表明，过去20年来各国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见表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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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现有国际投资相关承诺同样存在于上述三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上，中国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超过120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78个；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主要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在多边层面上，主要参与了 WTO 的有关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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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全球国际投资相关协定的发展情况（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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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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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念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