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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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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溢出效应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承载者就是从事服务外包的劳动者。因此，在分析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时，首先应当分析的是服务外包与劳动力的技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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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服务外包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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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包为发展中国家切入全球高技术产业链条提供了捷径，发展中国家受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往往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面临较大的困难，要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去进军高新技术产业，要么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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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上可能不具优势，但在这些产品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却具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借助承接国际外包的发展机会，参与到跨国公司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中去，占据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如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尽管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升级过程，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也可能属于非核心环节，价值增值相对较低，但国际外包的发展毕竟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一条捷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此后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过程中，努力实现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的非核心环节向技术核心环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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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进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远距离的信息交流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伴随着航空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服务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上的分离性越来越强，从而使服务具备了跨越地理空间的可交易性。这种可交易性的增强使得服务离岸外包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服务贸易的水平不断提高。一些跨国公司把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服务业务离岸化经营；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从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或者是服务企业为了开展国际服务贸易而进行服务业国际转移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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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外包与劳动力技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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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劳动力技能升级方面。劳动力技能升级意味着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高技能劳动力，或者说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增强。衡量劳动力熟练程度的最好指标是劳动生产率，而一般说来，劳动生产率又主要取决于单个劳动所占用的资本多少。Kruege（1993）对新技术、新投资条件下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增加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资本必须和人力资本结合，高技术必须与技能型劳动力匹配。采用新技术后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新技术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动环境，技能型劳动力能更快地掌握新技术，所以更容易受到雇佣。正是由于资本、技术和技能存在互补性，在研究全球软件业发展对承接国的影响中发现，在印度、爱尔兰等国软件开始发展时，跨国公司投资发挥着积极的首创作用。服务外包通常带来服务业跨国投资和技术转移，而技术转移促进了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这是因为，从承接国微观个体看，那些适应能力很强、具有充分专业知识的人最先使用新技术，他们的使用带来外部性，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加了知识累积。当这种知识成为社会知识时，只要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可以获得使用这种技术的能力。当一种通用技术变得很成熟且较低能力的人也开始掌握这项技术和知识时，从全社会看，劳动力技术实现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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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溢出效应的天然条件：发包国与承包国之间的技术水平梯度差以及服务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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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国际服务外包将导致承包国技术水平变化产生了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发包国的技术水平通常总是比承包国同行业的技术水平要高，那么承包国在接受服务外包之后，会促进国内同行业技术水平提高，引起国内产业层次的提升。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服务业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管理水平、组织模式等无形方面，不像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形产品。在计算机及网络通讯技术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无形资产可以不经过要素流动，通过合作、授权、特许经营等方式和承包国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服务业的这种天然优势大大拓宽了其国际转移的手段和种类，发包国优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随着诸多形式进行转移，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扩散效应在广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其次，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当大，与制造业相比较，服务业具有相对的不可分割性，不容易产生像制造业那样的“脑体分工”，服务外包项目和发包国基本处于相同的分工水平，这种水平分工的模式使承包国通过技术和管理的复制，对本国产业的升级和优化的推动作用较强，使得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效应在深度上进一步延伸。例如，美国华尔街的雷曼兄弟和贝尔登机构开始向印度分包其金融分析工作，使用同一个数据库和标准，这对于印度金融创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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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涉及的领域有相当部分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但是，一般来说，服务外包涉及的环节或者业务，所包含的技术含量较低或者在该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占据的增值比重较小，因此承接服务外包并不一定能够带动一国服务业部门的提高，特别是核心技术和管理理念，还需要承接国自身研发培育。但是对中国企业而言，承接服务外包是提高中国软件企业的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中国软件产业要在国际化和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培育创新能力，产业规模是创新的基础，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服务外包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可以从中国第三产业产出水平变化的技术之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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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外包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基理：知识转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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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速度和创新程度都超越了制造业国际外包，虽然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服务业落后，但是部分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已经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基于服务业外包的发展态势，服务业自身的特性以及外包模式的更新，为接包方获得技术外溢创造了额外的有利条件。结合现代服务业主要行业的特征，国际服务外包对于承接外包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技术效应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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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现代服务业属性助推知识的转化。结合现代服务活动的特点和服务外包与制造外包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服务业外包的特征有助于前文提及的两类知识的形态的转化，从而对接包方的知识获得起到积极作用。以现代服务业领域最活跃的 ITO 和 BPO 业务为典型例子，我们发现由于服务产业价值链的要素结构更加倚重人力资源，这些信息依托人员交流而构成隐性知识的流动和扩散，以正规和非正规交流强化知识在企业内外主体之间的相互反馈，对跨国外包中的多级参与主体（包括一级和二级接包企业）都带来信息与知识的外部性效应。由于服务功能评估包含更多“软要素”，隐形知识的积累变得更加重要。此外，服务功能由于呈现“用户导向”，因用户需求而引发的后续活动，客观上带来隐形知识转化（即“社会化”过程）在知识流动中的重要性更大。企业需要根据商业动态结果不断改善服务供应，不仅使得隐性知识得以不断积累，也帮助接包方企业超越发包方企业的要求探索服务功能和模式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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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知识“社会化”过程中，以外包发包方为主体的信息和知识转移推进外包的动态技术效应。以 ITO 活动为例，这个转化的表现如下：首先，在外包准备阶段，企业安排接包方企业的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到本企业考察和调研企业信息与数据管理的特点和问题；其次，发包方企业派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对接包方企业实行包括服务标准在内的专业培训；最后，在服务项目递交和调整过程中与接包方技术和管理人员就服务的质量和各类细节频繁进行沟通。其中涉及信息包括服务质量要求、外包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技术诀窍。这个以人员接触和交流为主的互动过程客观上传播了大量隐性知识，为接包方企业的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尽快吸收，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的一部分，成为接包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隐形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构建知识的“外部化”趋势，即非正规知识向正规知识的转型。以 BPO 为例，双方企业之间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接包方企业参与到发包方企业市场战略和相关策略的具体构思和实施过程中，激发学习效应，接包方企业通过写工作报告、完善客户的操作规程等手段，使得一些非正规知识成为可以符号识别的正规知识，充实接包方企业的知识库，构成了相对“正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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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接包方自主创新的潜在空间。由于现代服务业围绕着特定外包服务内容的“委托—代理”关系，外包的供需企业最基础的信息交流主要围绕着特定服务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包括一揽子技术标准、诀窍，在此基础上，以综合性的业务流程管理为代表的外包则是基于企业综合了市场开拓、资源管理和创新管理的价值链的“模块化”和外部筹供。在外包过程中，这些基于特定企业属性的信息直接或者间接地传递到与接包方的合作过程中，成为各类正规与非正规知识和信息在外包运行过程中传播与反馈的“原点”。服务产业特有的即时应对客户需求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每个高度专业化的价值链模块结点之间保持紧密的合作，多边的用户需求对应的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要求拉近了服务提供方（承接外包的企业）、外包需求方（客户）与服务系统集成方三方主体。在 ITO 和 BTO 情况下，尤其需要合作双方围绕动态的商业动向、管理人员的服务流程进行高效迅捷的反馈，不仅可以应对多变的需求，而且就长期效益而言，除了预期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还体现为对接包方进一步创新的激励，基于专用性资产的技术优势和及时的信息沟通实现“超额”的积极影响，成为外包标的“附加价值”。接包方企业在定制化服务的开发机制上已经呈现平等合作的关系，对双方之间的技术合作的贡献相对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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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国际服务外包实现有利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满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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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中国家企业承接外包的现实形态，进一步分析接包方获得积极的技术效应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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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包方企业已有技术能力达到实现技术吸收的“技术门槛”（Cohen & Levinthal，1989）是知识转化发展为接包方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基于上述对外包活动所包含的知识流动和转化形态分析，需要就对应的知识管理模式加以分析，借鉴 Hansen 等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知识转化的知识管理战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战略是系统化战略，强调产生、储存、共享和使用组织显性知识的能力，它注重对知识的编码、存储和知识的反复使用，主张建立一整套规则以指导知识管理行为，由于显性知识易于标准化，因此该战略对于共享显性知识更为有效；另一类战略是人本化战略，强调通过个体接触、心智模式、技术技能和经验等方式进行知识传递，相比前一类战略知识扩散和流动是通过非正式方式进行的，更加适合于隐性知识的管理。承包企业的知识管理战略取向是影响承包方技术效应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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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情况看，以行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为发包方的国际外包活动相关案例中，发包方对作为承接技术能力的本质，除了包括自身技术设备和人才为基础的研发资源之外，还包含对供应商提出的较高技术要求。从现有的发展中国家承接500强跨国国际外包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到，发包方的跨国公司对承包方的原有技术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只有那些达到一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企业才能争取到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这类企业在自身技术人员资源以及与当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机构之间具有比较紧密的联系，随着国际外包业务对于个性化产品（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当地企业需要在创新网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接包方也逐步被纳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开放型创新网络中。跨国公司创新网络有助于实现技术先进方和技术后进方的知识共享，增进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Zander，1999）。其次，外包合约依赖的市场网络形态对合作双方的长期互动提出要求。根据前文的知识管理战略，能否获得隐含的（无形的）知识是企业承接外包的长期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含知识的获得除了发包方企业的实际行为之外，还依赖于机构之间的组织纽带和彼此互动关系的强度（Ernst，2002）。外包合作双方之间在知识上的互动首先基于外包合约的市场交易本质对于商品（服务）提供、物流和交货条件等要素。其次，外包合约反映到产业价值链内部上下游衔接的长期纽带，受到作为发包方的全球型跨国企业的战略取向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国际外包战略规划中高度重视效率导向，客观上要求外包合约的运作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市场网络之间形成紧密关联，这对双方原有的技术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承接外包一方，这涉及跨国公司发展市场网络和组织网络中的技术根植性（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因此，双方所依赖市场网络的技术根植性高地与承包方的技术学习效应密切相关，对发包方向承包方企业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实际结果带来影响（Ulf Andersson，2000）。后者是企业实现积极学习的外部环境，是构成隐性知识在接包方企业综合竞争力贡献中的重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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