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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观察，印度、捷克、爱尔兰、菲律宾等成功的外包市场国家往往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大都以战略性眼光实施了积极的支持性政策。如目前国际服务外包首选承接国——印度，是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软件外包是印度服务外包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印度国家软件政策正是影响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就制定了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措施。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新计算机政策降低了硬件和软件的进口关税，并将软件产业视为不需要生产许可证的行业，可以获得银行信贷。允许外资企业设立100％股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并设立计算机软件技术园为软件企业提供低成本等必要的基础设施等。在政府支持下，印度成长起来一批如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和 Wipro 等一批知名的软件企业，这些企业现在已经成长为印度服务外包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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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力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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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外包这样知识密集型的新型产业中，先进的技术更多的不是体现在机器设备等硬件中，而是体现在运用知识技术的人才身上，人力资源的作用在服务外包的作用突出地显现出来。跨国公司在进行服务外包区位选择时，不仅仅关注承接国的硬环境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服务的软环境，即当地服务外包从业的人员素质。由于服务的异质性和不可储存性，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必须要人员的参与，而且缺乏机械标准化生产来确保质量的可行性，服务质量高低往往依赖于服务人员水平。如今越来越多种类的服务活动进入国际外包市场中，这些外包的服务层次也逐渐提升。跨国公司外包的服务活动从最基础的呼叫中心业务逐渐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信息技术系统运营服务以及其他业务流程转移，高技术含量、高层次的服务活动需要具有高素质的服务人才来提供，服务人员技术、沟通和管理水平在服务业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发展趋势强化了对承接国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一国的教育水平能大致反映出一国人力资源的储备数量和劳动力总体素质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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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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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离岸外包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因而接包国的成本差异成为其服务外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成本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工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办公用房、信息交换等成本）、税收成本及其他成本。由于人力资本在服务业中的重要地位，在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成本约束中，劳动力成本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外包发包企业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劳动力工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本国服务外包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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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绝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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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成本被认为是跨国服务外包的核心优势之一。跨国公司将其服务环节或服务职能外包到国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套利，即通过获取发包国与接包国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价而获得收益。发包商会选择将其业务外包到具有丰富而又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的国家。跨国公司进行服务外包活动，主要也是为了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Aott，2004；Pfa Ensteinand Tsai，2004）。在已有制造业国际扩张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劳动力成本已经被证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Graf Mudambi，2005）。在服务业国际转移和服务外包过程中，节省劳动力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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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跨国公司进行服务外包这种低成本的寻求是有前提的，即保证服务质量。发包企业需要在服务质量得以保证的必要前提下，选择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来进行外包。此时，发包方关注的劳动力成本是相对母国而言的，在两国服务人员质量水平相近的条件下，即使承接国的劳动力成本绝对值在世界范围并不低，但相对发包方而言却较低，均可成为发包方考虑的服务外包区位选择的对象。所以，东道国的工资水平是企业在实施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时十分重视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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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相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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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是指人才素质与人工成本之比达到最大，实现性价比最高。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是指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进入服务外包产业，极大地充实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这类人才以其出色的综合素质能够很快通过培训、项目中的锻炼以及其他方式积累经验和能力，完成高水平外包业务，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快速成为外包企业的中流砥柱，而在人力成本上不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人才或国际上其他同类行业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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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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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能力及习惯的复杂整体。文化的亲和力能够加强交流，促进个人关系的形成。服务外包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的风险和推进难度较大，这种风险和难度一方面来自跨越国界的地理距离，另一方面来自历史传承导致的文化和语言距离（Dibbem，2007）。随着服务外包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文化差距问题被更广泛地作为外包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不同国家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形成外包业务发展中的障碍。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差距越大，企业外包活动将会付出越多的额外成本。为保障外包活动顺利开展，发包方在选择东道国时需要充分考虑两国之间文化差距的影响，并对此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以适应和了解双方的文化差距（Kostovaand Roth，2002）。跨国公司在进行服务外包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服务外包承接国的价值、道德、信仰等与其大致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欧美等主要发包国是英语国家，因此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员能够很通畅地与发包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交流的有效性取决于语言技能、交流基础设施和文化适应性，能力缺乏、层次较低的交流技能最终会损害客户的信任，从而难以获得海外客户的外包订单。而且，即便获得了海外订单，交流技能的缺乏也会增加人事管理的难度，延长项目时间，进而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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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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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外包业务价值链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服务外包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外包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知识产权问题影响到服务外包的整体运行，服务外包双方在合同的签订和执行中如何按照知识产权法明确各自的权利业务，在发生纠纷时如何寻求法律援助，不仅保证服务外包合同的顺利履行，而且能够确保争议双方的权益，信息安全已经成为服务外包发包方选择承接方的一个必要条件。伴随着外包业务的交付而发生的人力资源、金融财务以及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的公开与保护，不仅发生在服务外包合同履行期间，甚至在合同终止以后仍然会有所涉及。除此以外，在服务外包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国民待遇问题等都属于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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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170378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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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二、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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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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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为之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条基本路线和许多政策形成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尽管国内外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我国一直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局。在遵守基本路线的前提下，我们根据国内外具体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对具体制度做出改进。我国已经启动或加速了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价格体制、医疗、社会保障、银行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使得政府在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经济管理制度和方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这无疑加速了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的改革和发展，除了加强国内各省市间的经济联系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外，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国家吸引力上升，这些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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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约3.3％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51304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30年间增长了100多倍，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700多倍。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3）虽然受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2008年中国全年 GDP 增长率仍达到了9.6％。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巨大的市场。目前，中国致力于对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和赞同，必将营造一个长期的经济稳步发展、政治和谐安定的局面。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将继续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持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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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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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制定鼓励服务外包发展的具体政策，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积极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2006年国家商务部实施了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即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认证的大中型服务外包接包商，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已成为吸引离岸外包服务订单到中国来的加速器，表现出对离岸服务外包越来越强有力的扶持和开放态度。在税收、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都比较大（见表6-1），已构成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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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国务院、国部委发布的服务外包政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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