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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日韩外包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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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东北亚国家，中国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我国与日本、韩国的地理位置接近、文化相似性、语言优势有助于确立我国承接东北亚国家服务外包的优势地位。目前，我国是日、韩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国，中国占有日本 IT 离岸外包市场80％的市场份额，每年有8万多人通过日语考试，拥有众多在日本学习软件开发技术的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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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包方与承接方之间的距离对服务外包的运输成本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包商仍倾向于选择距离较短的国家的承接商。一方面，服务外包过程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完全包含在契约中，因此，双方需要及时沟通，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和发包方要求对具体操作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地理位置接近可以减少交通、监管等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对于以直接投资形式在承接国设立的服务外包企业来说，可以节约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我国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仅相差一个时区，大量日、韩发包商愿意就近将业务外包给中国的承接企业，甚至直接在中国投资创立企业或设立子公司来承接本国的服务外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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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日、韩在历史上就有着特殊的关系和渊源，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文化风俗都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从语言上看，汉语、日语、韩语虽然语法上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的亲缘关系很深。日语和韩语中含有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几乎占到其词汇量的70％。我国有很多掌握日语、韩语和可以快速学会日语、韩语的软件人才。2001年，我国日语专业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已达3480人，在校生高达26134人，总人数居“小语种”之首。2007年，我国日语能力测试的报考人数高达20万人。（11）同时，日本和韩国的文字与我国文字在计算机文字处理中同属于双字节。相对于其他竞争国家，如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等，双字节语言优势是我国在日、韩业务承接上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文化和商业习惯上，与西方强调结果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作风不同，中、日、韩都讲究整体观念，他们不只关注合作结果，还注重合作过程。因此，在实际业务合作中，合作双方比较容易通过友好磋商来取得协调一致，从而更好地保证合作质量，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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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步形成服务外包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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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已基本形成了以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代表的“三大集群、东西映射”的发展格局（12），初步呈现集群化发展趋势。“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是指以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和杭州5个城市为中心点向外延伸形成的特定区域，重点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研发设计外包和金融服务外包等领域。软件外包方面已经形成了软件产品出口、来料加工、系统集成、整体方案和软件服务并举的软件外包产业链。金融外包领域形成了依托上海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的优势的沪、杭、苏金融后台服务外包中心。“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中有5个城市入围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同时，4家服务外包园区入选2009年度中国最佳服务外包园区十强榜单。环渤海城市群初步呈现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最大内需市场和以大连为门户的东北亚服务外包中心。大连市在旅顺南路形成了中国实力最强的软件产业带，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全球前十大 ITO、BPO 服务外包提供商中，已有6家在大连软件园开展外包业务，东软集团、华信集团、海辉集团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迅速成长壮大，为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集群赋予了高速成长的强大推动力。中关村软件园是我国 IT 服务外包产业的集聚区，园区有6家企业被商务部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服务外包领军企业”。珠三角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依托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积极打造“东南亚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中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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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内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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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承接国相比，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优势。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企业数量，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具有广阔的本土市场空间。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外包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需要通过外包来降低自己的成本，获取更加专业的技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维持企业生存，加快企业发展。而且我国国内需求涉及服务外包各个细分市场，既有低端的应用型服务，又有高端的咨询管理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为各类服务外包提供商都带来了机遇。这一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离岸外包的战略地点。2007年，我国80％的服务外包收入来自国内市场，在未来的3～5年之内，我国内需市场仍然会有较高的增长，这意味着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业务的机会就在身边，而且没有沟通障碍，没有文化差异，为中国的服务外包提供者们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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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华外资企业数量众多，服务外包需求旺盛。到2006年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跨国企业在华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800家。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促使大量跨国企业正在将其亚太研发、销售、采购、物流等中心转移到中国。这些业务完成的本身就需要大量服务外包支持，而在转移的过程中，产品、服务的本土化改造等，也会带来大量的外包机会。而且随着他们与中国企业的接触合作，相互信任建立，更容易达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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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吸引了众多国外服务外包提供商的直接投资。花旗数据处理有限公司、电子资讯系统有限公司（EDS）等重量级外资服务外包企业已陆续进驻我国。一方面，他们看重中国巨大的服务外包内需市场，如花旗集团主要为各种金融产品提供专业的后台处理和服务，EDS 从事各类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好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的地位，利用中国价廉质优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增强他们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这些企业的进入为我国本土服务外包企业树立了榜样，有利于我国本土企业借鉴、模仿他们的服务流程和管理方式，也能从他们的技术外溢中获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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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降低了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对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冲击。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其中的3／4来自欧美。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难免要受国际形势变化和欧美对其态度的影响。比如美国“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受到一定打击，印度的服务外包业增长率随之下降1／3以上。欧美的服务外包政策随时影响着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前途。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成熟度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当前稳定充足的国内需求有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当然，当企业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以后，积极进军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是企业应追求的高层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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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形成了一批国际化的外包企业和迅速成长的服务外包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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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企业。在 ITO 和 BPO 方面，以东软、中软、华信、海辉等为代表的一批服务外包企业快速崛起。在新药开发、机电产品设计、动漫影视等领域，国内企业的接包能力在不断增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扶持下，全国已有84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200多个服务外包类园区，各个层次的软件园和科技园区更是多达数百个。这些园区在政策支持、吸引外资、服务企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凝聚外包企业和外包人才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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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三、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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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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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外包提供保障的法律体系包括合同法、贸易法、知识产权法以及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其中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是服务外包转移方选择承接地的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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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和企业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把他们作为发展服务外包的核心任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入世以后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作出的有关承诺，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逐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法等协调机制。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行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重的“双轨制”。受侵犯方既可以向行政部门投诉，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行政调节结果有异议者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2002—2006年，中国法院一审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54321件，其中结案52437件，年均增长17.1％和19.3％。知识产权保护案件的增长表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得到了人们的信赖。WTO 知识产权理事会对我国履行入世知识产权保护承诺状况的审议中对我国取得的成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和方法已基本获得服务外包转移方的认可，在服务外包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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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已尽善尽美。首先，由于意识立场的差异和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更新还不能与国际公约的更新同步，很多新技术领域的保护还是空白。比如：欧盟和美国都禁止非兼容目的的反向工程。（13）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实现兼容的目的，而是仅仅为在开发竞争性产品过程中省事省钱而通过对他人软件的目标程序进行逆向分析研究，推导出他人的软件产品所使用的思路、原理、结构、算法、处理过程、运行方式等设计要素，作为自己开发软件时的参考，或者直接用于自己的软件产品中，是违法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没有对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其他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推定我国现行立法并不禁止对计算机软件实施的反向工程。与主要发包国的规定的差异，肯定会影响发包方的选择。其次，我国实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使知识产权获得了较全面的保护，但是两种方式保护主体不同，各自对知识产权保护本身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的理解也有差异，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存在不少问题，集中体现在商标和专利权、著作权等的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权力冲突的处理等领域，这使双轨制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相应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我国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力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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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安全方面来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问题，到现在经历了信息保密、计算机数据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关于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有上百件，说明我国在信息安全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我国法院也已经受理并审结了一批涉及信息安全的民事与刑事案件。可以说，我国的信息安全管理已初步构成一个技术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综合使用的防范体系。但在这一领域，我国的起步相对较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难免有些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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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外包人才供给结构性短缺，高端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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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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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既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优势，同时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我国拥有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人力资源供给总量也很大，但是许多从业人员并不符合服务外包项目的要求，很难胜任欧美项目。缺乏服务外包项目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人才结构不合理。以软件产业为例，位于产业上层的项目经理或软件架构师、系统设计师严重短缺，属于产业低端的软件蓝领（程序员）较少，而处于金字塔中层的系统工程师（分析员）相对过剩。高校应届毕业生难以直接满足服务外包企业需求，外包管理的高级人才更为缺乏，很不适应企业国际扩张、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的需要。缺乏高素质的有技术背景的服务外包市场营销人才，同国外企业沟通能力较差，也就很难承接到国际服务外包大单。服务外包关键人才的缺乏已经影响到企业承接外包业务，阻碍了服务外包向高端的业务流程外包延伸。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我国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人才的需求持续上涨。2008年中国软件产业存在至少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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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软件人才结构应该呈现高级软件人才、中级软件人才、基础性软件人才人数依次递增的金字塔形。根据国际经验，三个层次软件人才数量的最优比例为1：4：7。我国2007年软件从业人员为152.8万人，其中软件专业人才供给高达70万人以上。按照合理的人才结构比例进行测算，我国只需要高级软件人才6万人，中级软件人才23万人，基础性软件人才41万人。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软件人才供给呈橄榄形，即我国绝大部分软件人才属于中级软件人才的层次。这导致了包括计算机应用专家、高级系统分析师、项目技术主管等职位的高端人才和从事编码程序编写、数据录入等工作的基础性人才不足，而中级软件人才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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