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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像我请你去帮我买个汉堡包。你可能碰到第一家汉堡包店就停了下来，在那儿买回汉堡包带给我,而不会跑遍全城去买最好的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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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特沃斯基的理论，人们从锚点开始做调整，停下得太早了。他们不会梳理大脑寻找“最佳”答案，而是满足于得出的第一个差不多的答案。倘若锚点本身就高，该答案也会过高；而要是锚点低，该答案也会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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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特沃斯基指示参与者从幸运转盘得出的数字开始，在心底默默向上或向下调整。这一指示，具体表达了特沃斯基对实际情况的想法。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根本没必要给予指示。重要的是，锚点和待估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心理上的比较。这一过程会很自然地出现在偏好逆转实验当中。当锚点毫无信息意义时（随机数字或明显错误的数字），你只要随便提个问题，比方说，“非洲的联合国成员国是在65%上下吧？”对比就自动弹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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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沃斯基的调整论，解释不了先前给出疑似值的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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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美国，是1939年之前还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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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05年之前还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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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前一个问题的德国学生，给出的年份晚于看到后一个问题的学生。前述两个锚点年份看起来都有道理（真正的日期是1921年）。照理说，倘若数字已经合乎情理了，就没必要再调整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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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锚定现象，人们又提出了许多其他的解释。有人认为，锚定是合乎逻辑的，受试者接受了实验者给出的“对话提示”，相当于抓住了救命稻草。除非有个合理的答案，不然,实验者不会问爱因斯坦是在1939年之前还是之后访问的美国。故此，给出一个靠近1939年的年份，不会令你显得太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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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也可应用在法律上。早在利柏克诉麦当劳一案发生前，就有人发表过相关研究，探讨锚定对陪审团裁定赔偿金额造成的影响。1989年，心理学家约翰·马洛夫（John Malouff）和尼古拉·舒特（Nicola Schutte）搞了一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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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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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4组模拟陪审员，让他们阅读一份真实人身伤害案的材料，在该案件中，被告罪名成立。他们告诉所有的4个小组，被告辩护律师建议赔偿50000美元。4个小组所接触的信息，唯一不同的是原告律师要求的赔偿数额。一个小组听到的是，原告律师索要100000美元，这一组陪审员裁定的平均赔偿额是90333美元。另一个小组得知律师索要70万美元的赔偿额，他们裁定的赔偿额平均为42153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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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陪审员们能够裁定“正确”的赔偿额，那所有小组给出的数字应该一样。案件的事实没有变化。当然了，法律赔偿并没有标准的计算公式。于是陪审员们很容易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把马洛夫和舒特的4个数据点（他们向另两组展示的索赔额是300000美元和500000美元）绘成图，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是一条直线。陪审员们判定的数额虽然总是比原告律师要的低一些，但基本上是跟着要求的索赔额一路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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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痴心妄想，也不会有几个律师觉得陪审员能任自己摆布。这个研究，再加上另一些研究，提出了以下问题：你在法庭上可以把锚点抛到多远？一个聪明的律师会提出数亿美元的庞大索赔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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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智慧说，不行。据说有个叫“反弹”的神奇效应：高得过火的索赔额，会让原告或律师显得太贪婪，从而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出于报复，陪审团的裁定金额会很低。较之一开始就提出合理索赔额的做法，漫天要价是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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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利柏克诉麦当劳一案频频成为新闻焦点期间，心理学家格雷切·查普曼（Gretchen Chapman）和布莱恩·伯恩斯坦（Brian Bornstein）对这种说法做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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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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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伊利诺伊州80名大学生提出了一个假想案例：一位年轻姑娘说，自己因为服用避孕药患上了卵巢癌，对医疗保险提供商提出控告。受试的学生分为4组，每一组听到的索赔额都不一样，分别为100美元，20000美元，500万美元和10亿美元。研究人员要求模拟陪审员裁定补偿性赔偿金。所得的结果，凡是信任陪审团制度的人看了恐怕都会吃惊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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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万美元的限度之前，陪审员们惊人的好说话。超低的索赔额100美元平均只得到了可怜兮兮的990美元。这可是害得原告“疼痛不断”的癌症啊！而且“医生觉得她没几个月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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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赔额翻了20倍来到20000美元时，陪审员的裁定则翻了36倍，到了36000美元；索要500万美元，则裁定额又在36000美元的基础上翻了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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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曼和伯恩斯坦的实验不能排除反弹效应，但也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它的证据。相反，它发现收益递减。要求10亿美元（一个超级疯狂的数字），所得裁定赔偿仍比要求500万美元时更多。只不过多得没那么离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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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的证据会造成误导。律师们总记得自己要了个天价，所得却比期望值要少的时候。真的疯得够彻底、胆敢索要10亿美元赔偿的律师，听到裁定赔偿才区区490000美元，当然会倍感失望，怪罪于反弹效应。然而，上述实验结果表明，10亿美元的数字在4个受测索赔额中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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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陪审员应当根据痛苦和受难的程度作出赔偿裁定。查普曼和伯恩斯坦要陪审员们用数字给原告的痛苦打分。他们发现，陪审员对痛苦的估计和判定的赔偿之间没什么有意义的关联。换句话说，理应有关系的变量事实上没关系，照理说不相关的变量（原告的索赔要求）实际上却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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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心理学家还询问陪审员：“原告的伤害是被告造成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陪审员们报告的可能性跟他们裁定的赔偿额存在一定的关系（可能性越大，裁定赔偿额也会相应提高），但并不特别突出。因此，没有证据能证明，10亿美元的索赔损害了原告案件的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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