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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通货膨胀是滑头老板最好的朋友。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奖金。大多数人的判断，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可以不发10%的例行奖金，但减薪10%就不妥。（碰到不稳定的市场行情时，华尔街上的东家们一贯利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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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尼齐（Knetch）和泰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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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经济分析，商品的额外需求理所当然地是供货商涨价的机会，市场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涨价。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上充斥着以逐利为目的进行的调整，自然得就像是水总往低处流一样——它是无关道德的。普通公众却无法秉持这种漠然的立场……人认为是公平的行为，跟人期待市场上存在的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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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公平的民间原则大多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 。不管政治立场偏左还是偏右，哲学家们总觉得有必要保持逻辑上的一贯性。公众不存在这样的自我约束。压倒多数的公众拒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财产观和自由企业观，但同样也拒绝工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等前后一致的概念。公众充分表现出了安·兰德（Agn Rand）[9] 笔下的自私态度：它判断自由市场不公平，因为自由市场很可能作出不利于他们私利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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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浩劫余生的未来，美国文化除了几部法拉利兄弟（Farrelly Brothers）[10] 拍的电影，什么也没留下来。早期的罗马文学基本上就遭遇了这一幕：什么都没了，除了普劳图斯（Plautus）[11] 的低俗闹剧。多亏了它的意外留存，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对讨价还价最早的描述竟然挺滑稽。它出现在普劳图斯《绳子》（The Rope）一剧的关键场景。一名名叫格里普斯的奴隶，在海里无意发现了一箱金子，想靠它买回自由。格里普斯在路上碰到了特拉察里奥，后者认出金子是某大皮条客的财产，觉得这是勒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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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察里奥：好吧，好吧，听着。我看到一个强盗在抢东西，我认识他抢劫的那人，我走过去，给他开了个价，“我认识你抢劫的那人，”我说，“你给我一半，我就当不知道这事儿。”他不听我的。好啦，我问你，要一半够不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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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普斯：你还该多要点儿呢！要是他不给你，我觉得你应该去告诉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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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察里奥：谢谢，我会的。说到这儿，你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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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普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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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察里奥：你手里有口箱子。我知道它属于谁。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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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最后通牒博弈”。一个人（格里普斯）手里有些战利品，另一个人（特拉察里奥）有办法把它给弄没了。这是否让后者获得了分享权呢？在普劳图斯的故事里，这一点毫无疑问。特拉察里奥威胁道，除非把金子分他一半，不然，就去告诉合法所有者。这样的话，两个人都什么也得不到。格里普斯怒道：“你能分到的只有麻烦，我保证。”他发誓，一定要让特拉察里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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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喻人类处境的荒诞性，普劳图斯发现，他只需要两个演员，外加一连串的最后通牒就够了。按格里普斯的说法，箱子落在了渔网里，自己用一根绳子把它捞了起来（这出剧目的名字便打这里来）。观众们一定也看出两名奴隶的言语滑稽戏逐渐激化成了针锋相对的角力。永恒的信息蕴含于此：“讨价还价”不过是文雅一点儿的勒索，逻辑和最终结果没什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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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尼齐和泰勒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公布了他们关于公正的研究。他们的谈话刊登在1986年的《商业周刊》上，文章里涉及的邪恶小实验，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最后通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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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到10美元可以分给陌生人，你来提议如何分配这笔钱——比方说，“我6块，对方4块。”关键的是，由对方决定是接受你的分配方案，还是拒绝。只要他接受，钱就完全照你说的分。可要是他拒绝，你也得不到一分钱。正如博弈的名称所示，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没有任何还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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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承担任何“公平”的义务。只要你觉得自己有办法搞定对方，你要求独吞10美元也没问题。当然，你会想停在某个点之前，免得合作伙伴感到过分“不公平”，彻底否决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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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往下读之前，你可以想一想自己会怎么玩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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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假装你是负责分钱的人（下称“提议者”或“分配者”）。你会把10美元奖金里的多少分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呢？（你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他也不知道你的。）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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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10美元分出去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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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你是对方那个人，“响应者”。既然你是一个人在玩，有必要确定一下你将如何响应可能碰到的每一个提议。这些提议说不定跨度颇大，0元到10美元都有可能。为简单起见，提议者大多提的都是整数。圈出你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凡等于或大于该数的提议你都愿意接受，低于此数的则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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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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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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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追求最大化的理性人，最后通牒博弈简直不费脑子。响应者绝不应该拒绝“白来的钱”。再少他都应该接受，而不是行使否决权。反过来，理性的提议者应该料到这一点，并提出一个象征性的微小数额，信心满满地等着对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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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泰勒在康奈尔大学让学生进行这个游戏时发现，提议者最常见的分配方案是“公平”地五五对半分。他还发现，分得太吝啬，响应者宁肯拒绝。平均来说，响应者愿意接受3美元，而拒绝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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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不难理解。提议者有足够的情商，知道得给响应者合适的份额，好让他们满意。所有人都想得到五五分是“公平”的。这就使得对半分成了常例，康奈尔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也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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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不管是生活还是最后通牒博弈，都不一定公平 。两名参与者有着不同的选择，也有着不同的权力。除非响应者不爽得想割了自己的喉咙，否则提议者有权力也有动机在平分的基础上稍微多给自己留些。为什么不建议六四分、七三分……甚至是九一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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