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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往下读之前，你可以想一想自己会怎么玩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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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假装你是负责分钱的人（下称“提议者”或“分配者”）。你会把10美元奖金里的多少分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呢？（你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他也不知道你的。）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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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10美元分出去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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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你是对方那个人，“响应者”。既然你是一个人在玩，有必要确定一下你将如何响应可能碰到的每一个提议。这些提议说不定跨度颇大，0元到10美元都有可能。为简单起见，提议者大多提的都是整数。圈出你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凡等于或大于该数的提议你都愿意接受，低于此数的则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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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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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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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追求最大化的理性人，最后通牒博弈简直不费脑子。响应者绝不应该拒绝“白来的钱”。再少他都应该接受，而不是行使否决权。反过来，理性的提议者应该料到这一点，并提出一个象征性的微小数额，信心满满地等着对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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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泰勒在康奈尔大学让学生进行这个游戏时发现，提议者最常见的分配方案是“公平”地五五对半分。他还发现，分得太吝啬，响应者宁肯拒绝。平均来说，响应者愿意接受3美元，而拒绝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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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不难理解。提议者有足够的情商，知道得给响应者合适的份额，好让他们满意。所有人都想得到五五分是“公平”的。这就使得对半分成了常例，康奈尔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也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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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不管是生活还是最后通牒博弈，都不一定公平 。两名参与者有着不同的选择，也有着不同的权力。除非响应者不爽得想割了自己的喉咙，否则提议者有权力也有动机在平分的基础上稍微多给自己留些。为什么不建议六四分、七三分……甚至是九一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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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得出来这会走向何方。对任何响应者来说，总有一个限度会让他火冒三丈，行使否决权。贪婪而谨慎的提议者会希望尽量靠近这个限度而又不超过它。那么这个限度到底在哪儿呢？这就是最后通牒博弈所要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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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容易从自己的生活里辨识出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声。每天，人们都要靠鲁莽、放肆和权利在世界里闯荡。提出无理要求的人会成功，因为其他人只不过是叹了口气，就纵容他们行事了——除非到了某个限度。最后通牒博弈探讨了一种并非不合理的焦虑：公平交易能让我们在这世上走多远 ？为了弄清这一点，它创建了一个模糊的道德空间。提议者并没有做什么理应得到10美元的事。响应者也没有做任何有权获得分享的事。博弈剥离了所有传统的社会、道德、法律、财富和道德权利，把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不平等问题赤裸裸地摊在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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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最后通牒博弈就是史蒂文斯“黑就是白”课堂示范的货币版本。金钱的价值取决于背景和对比 。什么也没做就得到100美元，你感觉如何？大概感觉很不错。在一笔1000美元的意外之财里，你只分到了100美元，你的“伙伴”单方面决定自己留下900美元，你又会感觉如何？肯定不怎么好。和900美元比起来，100美元渺小到了侮辱人的地步，尽管换个背景它还是挺不错的一笔小财富。对比引发了情绪，情绪影响了行动 。总会有人利用优势，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蒙混过去，其他人却发现，自己唯一的筹码就是玉石俱焚的否决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在参与最后通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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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77-1978学年间，德国博弈理论家维尔纳·居特（Werner Güth）和同事罗尔夫·施密特伯格（Rolf Schmittberger）、贝思德·施瓦茨（Bernd Schwarze）就首次尝试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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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特说，他丝毫无意证明人类行为跟经济学家的假设不是一回事。“那不过是痛打落水狗、再踏上三只脚罢了。”他想做的是，设计“最简单的双人版最后通牒博弈”，看看真正的人会怎么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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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出了两种博弈，称其一为“复杂博弈”，其二为“简单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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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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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者，参与者要把一些黑白色的筹码分成两摞，让另一名参与者为自己挑选一摞。复杂的地方是，对前一参与者来说，每一枚筹码值两个马克；可对后一参与者，白色的筹码仅仅值一马克。科隆大学的学生们不怎么擅长找出最佳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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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居特又尝试了“简单博弈”，亦即现在说的“最后通牒博弈”。第一次实验时，42名经济系学生两两配对。在每一对学生中，一人负责分配4～10马克不等的现金奖励。分配提议转达给他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只有两种选择：答应或拒绝。最常见的提议是五五分配，21名提议者中有7人这样做。据居特说，经济学家们听到这样的研究结果，最爱说的是：“这些科隆的大学生难道是些蠢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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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部分提议者的分配方案都很接近五五对半分，所以居特率领的德国小组没有太多机会观察响应者面对不公平分配的反应。而后来卡尼曼、尼齐和泰勒对响应者更感兴趣。“我们对公平的所有问题都跟这个有关，‘你认为那家伙，那个有权力的家伙，做得公平吗？’”卡尼曼解释说，“身为心理医生，我喜欢这么想：人渴望公平。但泰勒是个经济学家，他知道得把响应者当成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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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他们折磨响应者，非要他们说出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提议。这牵涉到一系列的“是”或“否”的问题。（“如果对方提议给你0.50美元，你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方法叫做最后通牒博弈的询问完整策略（strategic method），现已得到广泛使用。实际上，它揭示了响应者的保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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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跟半个地球之外的居特类似。平分是最普遍的提议，分配数额平均为4.50美元上下。对低于2.30美元的提议，响应者宁肯拒绝。响应者行使否决权，是该博弈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最大挑战。“那是不满，是不顾一切也要惩罚的意愿，就这么回事。”卡尼曼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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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行使否决权，意味着他抛开了“白拿钱”的逻辑，基于情绪作出了经济决定。违背经济理论行事的并非只是一两名受试者，几乎人人都会这么做。“事情真正怪的地方在于，”卡尼曼说，“这套理论屹立了几百年，没人挑战它，直到有人说，‘嘿，看哪，国王没穿衣服！’反面例子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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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博弈是终极实验吗？”2007年，尤拉姆·哈勒维（Yoram Halevy）和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在论文的标题中发问。他们半开玩笑地指出，这一博弈已经成了一门学术产业。据称，最后通牒博弈是当今重复次数最频繁的人类实验。教授常把它布置给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生，训练他们招募受试者，签署同意书，完成卡方检验。但它盛行多年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相信该博弈揭露了价格和讨价还价中的诸多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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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它呢？正如居特现在的看法，该博弈蕴含着两条信息：“金钱本身并不统治世界”“简单的博弈也可能会非常复杂。” 卡尼曼把这一博弈看做是确立如下观点的里程碑：哪怕是极为简单的经济决定，心理状态都是关键。 “必须来点特别的东西，才能让经济学家们注意，”他解释说，“最后通牒博弈有这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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