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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设计最关键的地方是，所有参与者事先都知道，有些信封一开始就没装钞票，只有20张纸条。得到这种信封的倒霉蛋必须抽走10张纸条，把另外10张留给搭档。这样一来，哪怕是搭档一分钱没分到，也无法断定自己被故意“独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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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条件，约有60%的独裁者自己独吞了10张钞票，只在信封里留下了空白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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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好吃惊的（国税局的查税员们绝不会吃惊）。“贪婪”和“慷慨”这类概念总是依赖于参照框架的。就在这一刻，你便有机会跟一家声誉卓著的慈善机构，比如“医生无国界”分享你钱包里的钱。你真的应该捐点儿钱……但要是你把钱全自己留着，那也再明智不过了。没人会知道你钻了空子，什么也没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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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丽莎白·霍夫曼实验做个悲观的阐释：它表明人是何等伪善。要是没人看（当然，也只有在没人看的时候），受试者几乎全像经济学家们假设的那么自私。卡默勒和泰勒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的结果跟利他主义的关系不大，但跟态度很有关系。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没那么容易摆脱。就算“伪善”，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不管你最初怀着什么样的心机和目的，光是假装做个比本身更好的人，你最终都会真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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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博弈演变成了所谓的“ur-experiment”，相当于科学里的即兴弹奏，本身可以进行无尽的取样和混合。它在全球各种文化里做过：儿童做过，自闭症患者做过，高智商人士做过，雄性激素超高的男性也做过，有些参与者注射过一种提高对陌生人信任感的激素；甚至，黑猩猩也做过，它们要分配10枚葡萄干的奖励。该博弈持久的魅力来自行为将如何随背景变化或不变。实验设计的经济选择就像一支上好了油的风向标，总能敏感地察觉影响我们的微妙压力。这些压力，我们平常很难注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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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简单的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伊丽莎白·霍夫曼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小组做了一连串的尝试，只要参与者答对一道小小的智力问答，就能赢得当“提议者”的权利。提议者的慷慨度由此降低。他们显然觉得自己的特权地位是应得的，所以有权趾高气昂。而且，响应者似乎也答应。要是提议者的地位是当事人光明正大赢回来的，响应者就愿意从他那儿少拿点。大多数提议者建议给3或4美元，从来没有人拒绝这样的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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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夫曼的小组还尝试把该博弈打扮成零售交易的样子。提议者叫成“卖家”，响应者是“买家”，买家决定是否接受卖家的价格。买卖双方都收到一份表单，说明各种价格能带给他们怎样的好处。相应的报酬跟标准最后通牒游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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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行为者来说，这应该不存在什么区别，但区别可大了。卖家变得更贪婪了，一般只给买家分派3~4美元。然而，后者大多都会买。显然，参与者认为，卖家有权设定价格。在人们的判断里，较之标准模式中的不公平分派，高价格不怎么值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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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夫曼实验最有趣的一点发现是，提议者和响应者的反应基本上是同步的。面对博弈的新改款，提议者能立刻感觉出自己应该给多还是给少，响应者亦随之调整自己的期待。此时，双方并未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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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我的以色列博弈论教授自豪地指出，以色列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开出低报价并得到接受的地方，”经济学家普利什·塔尔沃克（Presh Talwalkar）挖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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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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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以色列神话”的是1991年在匹兹堡、卢布尔雅那、耶路撒冷和东京进行的一次比较行为研究。以色列提议者最常见的分派比例是六四分，美国人则为五五分。其实区别真的不算大，真的（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但它禁不住叫人联想到以色列人果然是神选出来的，够理性——要不然，就是像《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那样的犹太奸商。四城研究的一位合作者，希伯来大学的什穆埃尔·扎米尔（Shmuel Zamir）回忆说，来找他的有个年轻的以色列人，“明显气哄哄的”。他抱怨说：“我没有赚到一毛钱，全因为对方的玩家们是蠢蛋！你怎么能够拒绝一笔白白得来的钱，却宁肯选择零呢？他们根本没明白这游戏！您应当停止实验，给他们做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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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看来，上述4个城市都是一种同质化全球文化的一部分罢了。等到博伊德的一个研究生，乔·海因里希（Joe Heinrich）对来自秘鲁东部的马奇根加人做了最后通牒博弈之后，故事变得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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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之后问我，你能不能来看看我的数据？”卡默勒回忆道，“于是我去了UCLA，乔说，‘我想我是哪里弄错了，因为他们开了许多低价，而且都被接受了。只有一个拒绝的，但那更加可疑，因为我有个说西班牙语的助手，他还能说当地方言，那家伙有点儿吓唬人地对受试人说，我想你不该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都算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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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的发现极具讽刺意味。最终，在秘鲁内陆，他发现有人完全像传统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做事。可这些人完全没什么经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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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均可见到欧洲或北美大学生表现出来那种行为。它不要求工业化。肯尼亚的奥勒莫人（Orma）靠贩牛为生。他们的平均出价是44%，与西方文化持平。不管非洲牛贩子和美国股票交易员有多大区别，两种文化都会奖励做成最好买卖的成员。这就意味着要给出一个足够公平、能被接受的价格，并在看到敲竹杠的时候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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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相对孤立的小范围文化中，博弈行为有着很大不同。相邻文化（也就是说这些民族在基因上有可能很接近）中的博弈也会存在极大的区别。这证明，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文化上的X射线（卡默勒这么说），它是理解社会如何对待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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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非市场文化建立在精心构建的社会合作守则之上。对印度尼西亚拉马莱拉（Lamalera）捕鲸人和巴拉圭东部的阿切猎手来说，他们最尊重打猎中贡献最大、分肉最慷慨的成员。这些人在玩最后通牒博弈时“超公平”。提议者会把50%以上的奖金分给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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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奥族人和格努族人也是“超公平”的，对50%以上的分派提议，响应者一般会拒绝。在这两种文化中，礼品和好意都是附加了条件的。它们带来了回报的义务，而大多数人宁肯不承受这种负担。“给太多的钱，并不是极为慷慨，反而是一种吝啬。”“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的晚餐，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 。’”这就引出了一种说法：倘若人们只顾着自己，市场会兴旺发达。本次研究透露出的信息是：人们从事大量交易的文化似乎具备公平分享的准则；而在成员不怎么交易的文化里，准则是这样：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还有，我不指望你给我任何东西，所以哪怕是一点点也能让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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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智人的物种不是传说中的经济人，而是类人猿黑猩猩。2007年，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的基思·詹森（Keith Jensen）、约瑟·考尔（Josep Call）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研究中发现，黑猩猩比人类更自私（也就是更“理性”）。他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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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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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两个笼子里关着两只猩猩，它们面前摆着一个小柜子，柜子里有两格抽屉。每格抽屉里装着两盘葡萄干，每只猩猩都可分一盘。负责提议的猩猩要选择一格抽屉，扯动一条绳子，把它拉到响应猩猩可以拿到的范围。响应猩猩要用一根伸出的棒子，把抽屉里的盘子勾到自己能拿到的地方。这样，两只猩猩都可以吃到各自盘子里的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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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型的设置里，一格抽屉的两盘葡萄干是对半均分的。另一格抽屉里提议猩猩的盘子里装着8枚葡萄干，响应猩猩的盘子里只有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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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的概率，提议黑猩猩会选择贪婪的分法。而它们卑微的合作伙伴，95%的概率都会纵容了事。它们接受了两枚葡萄干，而不是惩罚提议者。“这样看来，”基思·詹森的小组总结说，“……跟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是按照传统经济学家的自私模型行事的，它们跟人类不同，并不像人类那样对公平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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