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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曝光后，杰克·韦尔奇大怒，很快，人们就把他跟科兹洛夫斯基说成了一路货色——这可不是恭维。简把他的老底爆料给媒体之后，不到10天，铺天盖地的批评声就把杰克·韦尔奇给打趴下了。他宣布放弃通用电气公司付给他的所有特殊津贴。有人算了算，简的最后通牒一出，这对昔日夫妇余生里每年就少了250万美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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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索尔尼克（Sara Solnick）之所以对性别与谈判产生兴趣，起因是一件T恤。她年轻时修读经济，报名参加了卡尼曼和泰勒主持的夏日学院。在那儿，她看到了学院印的T恤，上面问道，“经济人是否存在”。“他们批评了经济人的现有模型，但仍然觉得‘经济人’（economic man）是个‘男人’（man），”索尔尼克回忆说，“我说，这个人的身份也会带来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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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尼克研究了劳务经济学，知道性别差距是该领域的一大难题。人们很早就知道，哪怕排除了有可能影响结果的所有明显因素，妇女的收入也仍比同等素质的男性要低。等索尔尼克了解了最后通牒博弈之后，她认为，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阐释性别角色。她想知道，在博弈对价格设定的最低限度模拟中，性别差异是否仍然存在。导师告诉她，这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它都会很有意思。她申请了5000元的研究补助金，就动手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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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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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尼克巧妙的设计中，提议者和响应者坐在隔离物的两侧，彼此看不见。对照组的参与者只知道伙伴的代码。另一组人则知道伙伴的名字。第二组里的每个人必然都意识到了伙伴的性别，只不过没人知道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性别”。（有几个受试者的名字很中性，比如“凯西”或“乔丹”。他们的结果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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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伙伴性别的提议者平均开价是4.68美元（总数为10美元）。可要是提议者知道伙伴是个男性，则平均开价是4.89美元。倘若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跟女性打交道，平均开价便只有4.37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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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想出来的一种解释是，人人都认为男性报复心强，女性却可以随便踩在脚下。奇怪的是，提议者是女性时，性别差距反而更大。女性对男性响应者的平均出价是5.13美元，比对半分还要高，可对同性响应者的平均出价却只有4.31美元。要么是女性对男性更慷慨，要么就是她们更害怕男性抓狂。一位女性提议者把10美元全给自己的男性伙伴，这种事情，哪怕是在新几内亚也没有发生过。当事人这么解释说：“我希望我们中至少有一个得到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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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尼克让响应者报出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出价。当他们知道提议者是女性时，最低值会更高。不管扮演哪一方角色，女性总会遭受不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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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性别歧视”（sexism）一类的字眼或有误导之嫌。因为索尔尼克的受试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一个个年轻得都记不得女权主义闹起来之前的事儿。尽管他们或许会有意识地拒绝双重标准（就好像锚定实验的受试者否认自己受了随机数字的影响一样），可性别的确带来了差异。光是改了伙伴的名字，就触发了潜意识的性别行为模式（这一点可以用美元数字衡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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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索尔尼克研究中的男性提议者比女性提议者出价要高14%。这个数字，跟现实世界里的薪资性别差距报告很接近。索尔尼克指出，薪资是谈判出来的，“对于薪资待价而沽的部分，女性说不定只能得到较小的一个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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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个讲究男女平权的社会来说，这些发现真叫人心烦意乱。个体薪资靠讨价还价决定，“同工同酬”就成了个滑稽的概念。要是雇主（不管男女）对女性提出较低的薪资报价，而女性接受了，那还能怎么做呢？索尔尼克发现，不少老板丝毫也不担心。根据她对雇主的研究，人们的一个常见反应是：“要是女性接受了我们最初开的薪资，那可真是遗憾。男人会讨价还价，得到一个更优厚的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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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诚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人都支持机会平等。可基本上，我们倾向于认为，机会平等会自然地带来结果的平等。索尔尼克的研究对这种想法提出了挑战。“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她说，“你不能光假设自己是公平的。你必须预先安排好一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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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离婚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究其本质，它是一种因为性别而复杂化的最后通牒博弈 。韦尔奇夫妇的离婚大战就是其中的典型。男方有着更强的赚钱能力，他扮演提议者的角色，要求己方所得的比例多于50%。女方的优势主要在于她能否定任何提议（律师是按工作时间收费的，他们的计价器可没停下）。简的做法是她能够采取的最有效举措。她叫两人都牺牲掉了每年数百万美元的特殊待遇，一举成为爆发力超强的“中子弹简”[5] 。她表明了自己拒绝不公平出价的意愿，大出杰克·韦尔奇及其律师团队的意料。这一招可能真的管了用。2002年10月临时赡养费听证会召开之前，杰克·韦尔奇说：“让我们谈谈吧。”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达成了协议。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双方都说，韦尔奇夫人所得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每月3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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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洞悉大众心理玩转价格游戏（经典版） 第29章 漂亮的人薪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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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人，无论男女，总能享受特权。经济学家慢慢接受了这一所有人早就知道的事实。近年来，劳务经济学家确定，长得漂亮的员工薪资更高。不管什么职业，不管当事人是天桥上的模特，还是格子间里写代码的程序员，事实似乎都是如此。天生好看，是有“美丽奖金”的；其他人等，则有“平凡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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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尼克认为，说不定可以用最后通牒博弈来调查外貌对价格和工资的影响。通常，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雇主付给漂亮员工更高的薪水，原因可能很多。干销售或前台接待，外貌是整个薪资包的一部分。雇主可以合理地辩解，公众喜欢富有吸引力的面孔。最后通牒博弈至少可以消除这些因素里的一部分。“这里没有生产力问题，没有期待，受试者之间没有联系。”索尔尼克和合作者莫里斯·舒维泽（Maurice Schweitzer）写道。要是外貌在最后通牒博弈里都能发挥作用，那它在人们设定价格或谈判工资时恐怕也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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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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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尼克和舒维泽的实验里，70名学生志愿者同意拍照。为不伤害受试者的感情，照片被送到另一所大学，由一群完全陌生的人给每张照片打分，总分是11分，从-5（非常缺乏吸引力）到+5（非常有吸引力）。索尔尼克和舒维泽分别从男女里各选了6名最具吸引力和最缺乏吸引力的受试者。由此得到24张照片，编成一本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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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第二所大学选出受试者，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研究人员给受试者每人看一张从相册里抽出的照片，并说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伙伴。有吸引力和没吸引力的人表现如何，不存在有意义的区别，区别出在其他人的反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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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者对有吸引力的人出价稍微多于对没吸引力者的出价（对前者是4.72美元，对后者是4.61美元）。然而，面对有吸引力的人，响应者要求获得更多份额。伙伴若属于最具吸引力的一组，响应者的最低要求平均是3.53美元，而要是伙伴属于最没有吸引力的一组，响应者的最低要求平均为3.32美元。由于大多数的出价响应者都是接受的，所以，较之前一种情况带来的优势，后一种情况带来的劣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体而言，有吸引力的人赚到了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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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公众出钱、外貌有价值的职业中，比如房地产经纪、汽车经销商、拍卖员、销售员，这一实验的结果或许能得到有限的支持。但索尔尼克和舒维泽还考察了性别，发现它比外貌更要紧。从这个实验的目的来看，身为男性比非常具有吸引力更有利可图。不管是男是女，人们对男性的出价都更高，预期却更低。故此，男性比女性多得15%以上。外貌非常具有吸引力则是一把双刃剑。总的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受试小组比最没有吸引力的受试小组多得10%。尽管后一数字夸大了外貌的作用——它只比较了最好看和最难看的群体，而忽略了长相普通的路人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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