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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均为本科男生。受试者坐在一张桌子边，桌边还有其他8个人，受试者以为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伙伴。可事实上他们是阿希安排的“内鬼”。实验者展示了一套“视力测试”，由18张简单的图表构成。图37-1就是一份摹本，按阿希使用的实际尺寸复制而成。仔细看看最左边的直线，再看看右边的三条直线，它们跟左边的直线一样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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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事先告诉内鬼，头两张图要给出正确答案，其后的图表则交替报出错误和正确答案。真正的受试者坐的位置是安排好的，他最后一个作答。在关键题目上，受试者要在听到多名内鬼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后才能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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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受试者有32%的时候会给出错误答案。74%的人至少给出一次错误答案，还有相当多的人75%的时候都屈服于同辈压力。由于题目无比简单，所以这个数字十分惊人。在没有内鬼的对照组，几乎人人都100%地给出了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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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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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试图揭示受试者在屈从于群体意见时是怎么想的。他听到了三类解释。有些人说，集体报出的错误答案看起来的确是错的，但他们寻思，集体可能是对的。另一组受试者告诉阿希，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集体错了,可他们不想引人注目、惹起风波。还有极少数人是真正被洗了脑，就算阿希对实验做了解释，他们也坚持说自己的确看到左边的直线跟1号线一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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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正确答案的参与者大多承认他们心里是没底的。“你们或许是对的，但也可能错了！”有个人在实验里对内鬼小组这么说。后来，听说真相之后，他感到“欢欣与宽慰”，他告诉阿希，“实话实说，那时我曾这么想过，‘管它的，我跟其他人一样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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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又尝试在实验里加入表示同情的“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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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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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实验里，桌边坐了两名不知情的受试者（其余的人还是内鬼）。这给比较直线长短的那道题带来了显著影响。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从32%降到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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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回答的不知情受试者享受不到听其他人给出正确答案的“福利”。他有时会屈服，随大流给出错误的答案。这令第二名受试者提出异议变得更难了。故此，阿希又使用了另一种安排：先回答的“哥们儿”其实也是内鬼，只不过他得给出正确答案。这再次令错误率降了一半。真正的受试者给出错误答案的百分比只有5.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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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想弄清多大的群体能左右孤独的受试者。答案是，三个人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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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有受试者一个人，他们几乎全都会给出正确的答案。当受试者一对一地“单挑”报出错误答案的内鬼时，情况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可要是一对二的话，受试者的错误率就提高了。一旦有三个内鬼，他人影响差不多就达到最大程度了。人数再多，它的变动也不大了。此时，三人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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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专卖店，“真理”是可以商量的。带一名好友，这是个好主意；带两名好友——达到了三人为众的神奇门槛，就更加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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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洞悉大众心理玩转价格游戏（经典版） [:170380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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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价：洞悉大众心理玩转价格游戏（经典版） 第38章 义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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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孩子，她是卡尼曼、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和凯斯·桑斯坦在一次有趣实验中虚构出来的人物。他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诱导陪审员像利柏克诉麦当劳那样，就并不太严重的损伤裁定疯狂的赔偿金。他们还想测试一种简单的、实际的纠正措施，一种能把理智和公正带回民事诉讼制度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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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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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一个好奇的6岁孩子，打开了一瓶过敏药的盖子。按说明书来看，这盖子本该是“儿童打不开”的。她吞下了太多药丸，以致在医院躺了好些天。琼的父母把制药公司告上了法庭。审判时，证据中提交的公司文件显示，制药商很清楚这种“儿童打不开”的瓶盖尽管“通常有效”，其失效率却比“本行业任何其他厂家都高得多”。可怜的琼“对所有的药丸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畏惧。每当父母叫她服用维生素、阿司匹林或感冒药等药品，她都会不受控制地哭喊，说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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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陪审员们认为琼的案子值多少钱？2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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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卡尼曼、施卡德和桑斯坦发表文章《公愤和出离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心理学》，其中他们描述了陪审团裁决的“义愤理论”。他们说，陪审团其实就是一场心理物理学实验，陪审员打分评价自己对被告的行为有多大的义愤。问题是，他们需要把义愤换算成美元，而美元这一量值量表是没有比较标准的。“单纯的美元赔偿具有不可预测性，”作者们写道，“它主要是由个体在使用美元量表时的差异造成的（很可能是些毫无意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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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述了史蒂文斯（从前法律学者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权威人士）的研究，表明陪审团裁决具有量值量表的许多特点。心理估值上的误差或“噪音”，等比例地随估值本身的大小而提高。不管你是让一位受试者反复做估计，还是比较不同人士所做的估计，情况都是这样。对陪审团来说，这意味着最高额的赔偿裁决有可能最是离谱。此外，陪审团是小样本。12人的样本太少，不足以准确表明公众的意见。这会带来异常高的赔偿，也会造成低得可笑的赔偿（尽管后者很少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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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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