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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里·谢勒（Cory Scherer）和布拉德·萨盖林（Brad Sagarin）发现，在演讲中加入程度轻微的脏话，如“该死”，能提高演讲的说服力，也能提高听众对演讲者情绪的感知。霍尔对我说：“我信任这些产品，该死，我太清楚了，你要是买了我一把刷子，就要狠狠地用上好些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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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喜欢用几抹消极给生活调些味道的人啊，也别害怕。别忘了：在准备打动他人的时候，提问式自我对话是明智之选。积极地努力，也并不意味着给自己或他人涂上厚厚的一层糖浆。事实上，有一种食谱能带来最佳的结果：积极情绪达到黄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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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森和巴西社会学家马歇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一起从事相关研究，洛萨达利用数学模型和复杂理论分析团队行为。她们找来一组被试，要求其连续4个星期每天记录自己的积极及消极情绪。研究人员解释说：“积极情绪包括逗趣、敬佩、感激、宁静、激励、希望、兴趣、快乐、自豪和爱。消极情绪包括愤怒、轻蔑、厌恶、尴尬、恐惧、内疚、悲伤和羞愧。”她和洛萨达计算出了参与者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并将这些比率和参与者的整体幸福量表（共有33个项目）得分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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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发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相等，也即1：1的人，并不比主要呈消极情绪的人更幸福。这两种人一般都萎靡不振。更令人惊讶的是，就连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为2：1的人，也并不比消极情绪多于积极情绪的人更幸福。可一旦情绪天平达到了某个数字，一切都倒转过来。这个数字是2.9013，考虑到读者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确度，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把它四舍五入变成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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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达到3：1，也就是说，每3次感受到感激、兴趣或知足等情绪，只体验到一次愤怒、内疚或尴尬等情绪，人一般就欣欣向荣了。低于该比率的人则不然。不过，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还发现，积极情绪是有上限的。太过积极和太不积极一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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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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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it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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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洛萨达线（Losada Line），又名洛萨达比率，是指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为2.9013。心理学家洛萨达指出，一个人积极向上的情绪是由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综合而成，其中的比例大致是17：6，除出来的值约为2.9013，被称作心理学的魔力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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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比达到11：1，积极情绪就弊大于利了。超过了这个临界点，生活就变成了傻乎乎的盲目乐观，自欺欺人扼杀了自我进步。一定的消极情绪其实是必要的——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称之为“适当的消极”。没有了它，“行为模式就僵化了”。消极情绪能为我们提供绩效反馈，告诉我们什么做法管用，什么不管用，并提示我们该如何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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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似乎已经找到了恰当的组合。他说，每天工作开始时，他总会先来上一两轮他确定对方态度友好的销售拜访。整个工作日里，他都会寻找积极的互动。举例来说，我曾陪着他一起步行3小时，他先是到一家餐馆去拜访在那儿工作、这两天生了病的朋友。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老客户，就停下来寒暄了两句，聊了聊对方的生活进展。他进了一家服装店，店主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富勒先生！”两人还互相拥抱，尽管姿势有点尴尬。靠着这些经历，他才能“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每当他碰到一些粗鲁的潜在客户，他就会这样默默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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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森认为，霍尔及其他人健康的积极比率，就像是浮力和重力之间的平衡。她说，浮力是一种把你举向天空的无形力量，而重力则是把你拉向地面的力量。不加抑制的浮力让你轻狂、不踏实和不现实；而不加抑制的重力，则让你在大堆的痛苦中坍塌。然而一旦两者适当结合，它们就能让你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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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拒绝只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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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不是一种空洞的情绪，它是一种催化剂。它们所带来的，不是软骨头的白日梦，而是意志坚强的情绪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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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完毕，诺曼·霍尔就登上一辆金门大桥的公交车，回到和妻子在罗内特公园附近的家。这段路程一般要行驶90分钟。有时候，他趁着这段时间读读书，有时候打个盹儿，更多的时候，他会单纯地想一想。但他对这一天的认识，尤其是他如何解释当天发生的那些最糟糕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成功。这就是情绪浮力的第三大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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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马丁·塞利格曼[18]，是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积极心理学之父”。心理学领域长久以来主要关注功能障碍、虚弱和绝望情绪，并对其进行严谨的分析，是塞利格曼首先倡导给予幸福、福祉和满足同等的关注。他最大的一项贡献，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乐观精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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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是从情绪隧道的另一头来到这个主题的。20世纪70年代，当他还是一位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时候，就率先对“习得性无助”概念进行了研究。他先是研究狗，后来又研究了人，对当时普遍的行为主义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行为主义观点认为，所有的生物，不管是两条腿走路还是四条腿爬行，都会对外部奖惩作出系统的、可预见的反应。塞利格曼的研究则表明，若是长时间地处在无法控制自身环境的条件下，一部分人会放任自流。即便条件恢复正常，他们再一次拥有了牟取利益、避免疼痛的能力，他们也不会再采取行动了。他们学会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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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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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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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理由所作出的一种持续一贯性的解释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不同的人喜欢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外在刺激事件的理由，而这种解释又是相对稳定的或持续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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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观察到，对人类而言，习得性无助一般是人的“解释风格”在发挥作用。所谓解释风格，就是人们解释负面事件的习惯。我们可以把解释风格看作某些经历发生之后（而非之前）的一种自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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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放弃的人，在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环境下也无助的人，会把坏事解释成持久的、普遍的、内在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负面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所有的环境都是这样、而不是只有当下的环境如此，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所以，如果老板骂他们，他们会这样解释：“老板全都这么无耻”，“所有的老板都是混蛋”，或者“我的工作不称职”。他们不会认为，“我的老板今天过得不太顺心，我刚好成了他的出气筒。”塞利格曼发现，消极的解释风格，即习惯性地相信，“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如此，它会破坏我所做的一切”，很伤人的元气。它会削弱绩效，触发抑郁症，“把挫折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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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习得性无助成为心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内容，塞利格曼和一些同事又开始琢磨这一理论是否也有阳光的一面。如果有着消极解释风格的人受苦受难，有着积极解释风格的人是否蓬勃向上呢？为了找出答案，塞利格曼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彼得·舒尔曼（Peter Schulman）看中了一片充斥着绝望、所有居民每天都要面对一波又一波负面反应的领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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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研究人员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宾夕法尼亚分公司找到了近百名销售代理。这些人（有男有女）从事的是传统销售工作。他们给准客户打陌生电话要求见面，见面后就来上一番销售开场白，靠买卖提成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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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销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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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和舒尔曼给所有代理发放一份“归因风格问卷”（AttributionaI StyIe Questionnaire），这是一种心理评估，根据被试对一系列问题的答复，定位人的阐释风格处在消极-积极频谱的哪个部分。之后，他们又跟踪了代理在未来两年的销售业绩，测量他们卖出了多少份保险，总共赚到了多少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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