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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意见领袖是投资者热烈追捧的对象，其言论也被数倍放大。在国外，索罗斯和巴菲特被捧上神坛，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每句言论都能牵动投资者的神经，被争相模仿，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改变着资产价格的走向。在国内，王亚伟曾备受媒体、投资者关注，他的持仓信息、言行都成为投资者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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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领袖本来就是真神，还是被我们塑造成了神，现在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人们习惯模仿别人，尤其是这些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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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认为模仿源于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是信息效应：作为社会资本的拥有者，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传递一些新的信息。投资者观察并模仿他们的行为，即使有时会违背自己的个人意愿，也可能是合理决定。这一策略节约了独立探索的成本，对多数市场参与者来说，最具诱惑力。不过，研究表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里，假设只有两种生存策略：独立探索和模仿成功，那么，任一群体的平均生存概率，随着模仿者在群体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至某一阈值后，便迅速下降，甚至可导致群体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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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直接受益效应，也被称为网络效应：意见领袖以往的成功经历、威望会吸引很多人跟随，如果能与大多数人行为保持一致，便可以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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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意见领袖为什么乐于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按照经济人的假设，人都是利己的。凭借自身影响力，意见领袖能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分享信息将引发群体效应，并改变金融市场的结果。尽管很多时候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但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收益，不仅仅在名誉上，也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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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在《大连接》一书中，提出“网络人”这一假设,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利他，也有欲望。从这个角度讲，人们也不是完全自利的。由于每个人都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因此每个人的愿望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自己周围人的愿望，每个人也会考虑周围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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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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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在某些方面总是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特点，包括年龄、居住地、教育背景、职业、经济状况、兴趣以及价值观，社会学称之为“同质性”。对于同质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相似性带来友谊”、亚里士多德的“人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以及谚语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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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性是社交网络的一个重要发现，因为它意味着社交网络被社交圈子分隔开来。同质性表明，个人的行为容易受到兴趣相投的朋友影响，但很难受到与自己兴趣迥异的名人影响。同时，同质性也限制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在年龄、教育背景、职业、兴趣等方面不同的社交圈子中传递同一观点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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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于15~25岁的“90后”消费群体的《小时代》电影大卖，同时也引起微博上“70后”、“80后”的口诛笔伐。不同时代背景的群体很难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但这并不影响《小时代》的成功。这种为特定人群设计的产品定制模式树立了电影市场以年龄划分市场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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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代》这部电影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给“90后”看的。尽管很多人都在骂“90后”，但不可否认，“90后”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消费人群。第三方数据显示，中国观影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从25岁降至21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小时代》会有如此高的票房。更有意思的是，在《小时代》的观影人群中，出现了13~14岁为主体的组团观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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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真正影响“90后”？影响“90后”最重要的途径，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而不是外界的介质影响。“90后”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报纸、电视、影评等其实基本上无法影响他们，影响他们的是，身边人在做什么、谈论什么、流行什么。“90后”总的特征就是更自我、更小我。有一个有趣的段子：“‘60后’说我们没有神，‘90后’说我就是神；‘60后’说我们没有主意，‘90后’则说我有的是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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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0后”这种意识的形成原因，需要从社交网络的形成说起。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友谊，这是对社交网络形成的一种认识。就其本身而言，并未提供一个机制解释为何相似的人群更可能形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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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群体中，人们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作为朋友，势必存在主动的选择。但同时，人们为了和朋友们保持一致而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被描述为社会影响，即社会网络中存在的社会联系影响了节点个体的特征。同质现象背后的机制正是选择与社会影响。社会影响可以看成是与选择相反的概念：在选择中，个体的特征主导网络连接的形成，但在社会影响中，已存在的社会网络连接将会改变人们（可变）的特征。“90后”的意识形成是选择和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烙下这个时代的特征：自我和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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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质性的角度，我们也能更容易理解社交网络中用户的行为了。比如说，为什么大多数用户需要不止一个社交网络，如我们常常使用的微博、微信、陌陌。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交圈子可以彼此分离：他们想与朋友交流投资心得，想与老同学嬉笑怒骂，但又不想让自己的老板看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学生更倾向于只选择一个社交网络，因为他们的社交圈子通常只有两个维度：家庭和学校。当父母和教师开始出现在其中一个地方时，他们会把朋友转移到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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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微信不可能垄断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入口，毕竟人的社交需求是多样的，只是能撼动微信地位的社交工具还没有出现。未来的社交工具倾向于向垂直和细分领域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特殊需求。金融投资社交需求应该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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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同质性以圈子的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生态：校友圈、老乡圈、明星分析师圈、董秘圈……在一个又一个圈子背后，资金在流动，资讯在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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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募基金辉煌时代，最知名的校友投资圈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旭利、裘国根和莫泰山组成的俗称“人大铁三角”的圈子。随着李旭利被捕，裘国根和莫泰山分道扬镳，“人大铁三角”不复存在，但人大校友圈依然强悍，“北燕山、南浦江”的人大论坛吸引了众多公私募界校友参与。与其他圈子相比，校友圈更可靠、更紧密、更讲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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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共同基金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科恩分析了基金经理、分析师与上市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发现校友圈能为他们提供很有用的信息，基金经理在与校友高管所在的公司有关的方面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受益，分析师也能从校友高管那儿获得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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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际关系而结合的圈子，是获取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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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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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构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以内容为核心转变为以人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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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整个社会和个人开始以真实身份、真实角色进入互联网。互联网不再是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现实社会的数字化体现。由于真实，移动互联网将会迸发更为可怕和更具颠覆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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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移动互联网对实体商业的变革已经体现。在金融、电子商务、汽车、影视、游戏、餐饮、旅游、医疗等方面，真正的互联网革命正在发生，社会与互联网已逐渐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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