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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的方法看起来是可行的。西斯班公司自2005年以来的综合年平均增长率已经达到30％。王友贵说这只是开始。“经营者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获得船舶而又不用立即给钱。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获得资产收益和残余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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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涓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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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说西斯班公司增长的一个最大推动力是自由贸易的扩张。“到最后，集装箱运输促进全球贸易，”他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运输量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你讨论的是10％的综合年增长，这意味着运输量也在6~7年的时间内翻倍。更难以置信的是，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看到运输量翻了4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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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认为，就石油、煤炭和铁矿砂贸易来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自身产品方面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自由贸易和集装箱运输的结合使得这一切变为可能，”他继续说道，“如果你从万里高空看世界，你就会发现世界已经联结得越来越紧密。航运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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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格拉哈姆·波特（Graham Porter）、王友贵、凯尔·华盛顿（Kyle Washington），西斯班公司背后的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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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给西斯班这样的公司带来了体量。“一般而言，不管对航运，还是对关税和货物，贸易壁垒的移除都会鼓励更多的自由贸易、更大的全球化、更多的货物交换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这是自由贸易的美妙之处，”他说，“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自由贸易最初的理念。这使得比较优势可以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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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同时指出，如果没有集装箱化，产品的运输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连接，”他说，“我们为成为全球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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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中的经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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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斯班公司的生意取决于运输量，而非他们所运输的物品，一个投资人还是可以从那些集装箱运输的货物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果你观察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会发现其中运输很多苹果手机（iPhone）、苹果平板电脑（iPad）、电器、家用装饰品和服饰。你在沃尔玛看到的任何东西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王友贵解释道，“然后，你再看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东西，明显是不一样的。我们从美国运输到中国的货物中有80％左右是废纸和废金属材料。中国希望购买我们的高科技设备和机器，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当我向一个杰出的美国商人解释这点的时候他非常震惊，这是一个错失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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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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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间，参与全球经济的人数从10亿人激增到40亿人左右。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是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也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教授，他说这种繁荣的原因就是自由贸易。“这不仅仅适用于美国，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新经济体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说，“在过去的15年中，出口贸易已经成为让数十亿人脱离贫困的顶梁柱。中国和印度经历了非常繁荣的发展。纵观历史，自由贸易是创新的根本。有贸易的国家对外更加开放它们的边境，它们会接触到更多的新理念，而这推动了创新和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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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繁荣，私营产业得以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些又继而促进对原材料和成品的需求。随着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的不断进化，它们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全球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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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方式是观察这个国家所运输的物品——是干散货、集装箱还是原油。王友贵说幸亏有这种财富效应和自由贸易，集装箱产业一直以10％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在未来的20~25年内还将加剧，”他说，“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我们知道在前进中还需要新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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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让商业领袖理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对立现实。他用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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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天真的，特别是在贸易协商这类事情上。比如，当希腊首次陷入困难时，欧盟做出了太多无法兑现的承诺。它们的决定是天真而不成熟的。”王友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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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L长滩号（CSCL Long Beach） —— 西斯班公司拥有的一艘9 580标准箱的集装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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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政治领袖应该理解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他们的决定和后果是相互连接的。有太多的富豪，也有太多穷困潦倒的人。这种差距非常大，而中产阶级又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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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是加拿大国籍，在中国出生、长大。他说有些市场上的人尝试去理解中国为什么试图减缓其经济发展，但是他们没有抓住要点。“中国意识到太多的工业化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无益，所以他们把国内生产总值（GDP）调整了3~5个百分点。我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他们有可能下降到8~8.5个百分点，”他说，“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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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贵说中国通过压制房价来减慢经济发展。虽然，除中国之外都认为这个决定是消极的，但王友贵却说并非如此。“人们对情况有所误解。在美国，他们希望房价上涨。而在中国他们希望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考虑的是社会平等。他们讨论的是开发商赚了太多的钱。他们希望房价下跌，所以当你看到中国的房价下跌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他强调道：“短期卖家，比如对冲基金经理杰米·查诺斯（Jim Chanos），他是尼克斯空头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的总裁和创始人，就不明白这点，他们有不同的操作。他们误解了中国的战略，卖空了中国公司的股票，然而他们可以通过做空中国公司的股票而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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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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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的经济放缓也许会抑制全球经济，但是王友贵说排除这些消极方面，航运业中还是能抓到机会。“从宏观的角度看有许多挑战，但是从我们公司自身的角度看，我们看到了许多机会，”他解释说，“我一直相信，只要有良好的信誉，你就可以一直借款。如果你是保守的，并且一直随身携带雨伞，那下雨也没关系。”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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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查看我们2008~2009年的业绩，就会发现我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我们的状况非常好，我们的杠杆很低，而且我们非常保守。我们不做疯狂的事情，而且我们从来不以投机的心态建造船舶。我们一直与信誉可靠的客户有长期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