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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典型的爱因斯坦式两难推理。爱因斯坦在给康拉德·赫博瑞奇的信中提到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后来帮他赢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中介绍了量子力学的雏形。现在,量子力学无疑可算做将人类的预知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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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根据量子力学,我们精确地推导出了电子的磁偶极矩,并将误差锁定在了1/1010内。这可算做科学史上最精确的推测了。另外,据估计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30%来自于那些通过量子革命出现的科技,如手机、iPo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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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量子力学在本质上还是不能准确无误地预知未来。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提供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概率。事实上,对于像这本书这样的大目标来说,它在你阅读过程中突然消失的可能性为零。但对于组成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电子来说,事情就不一定了;它很可能从这里消失,然后又在世界的另一边出现。你可能注意不到,但它绝对是在量子宇宙的可能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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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率架构让爱因斯坦感到烦恼不堪,以至于后来他干脆拒绝研究量子力学。直到去世,他都在寻找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一种不牵扯概率的理论。他那句“上帝从不掷骰子”的名言是他新知识运动的核心论点。他幻想能发现一种跟牛顿力学一样,能够精确预测未来的完全确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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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科学巨人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吗,就和巴科兹主教坚持率军征战君士坦丁堡一样?难道人类的预知能力真的存在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使理论再强大、资料再充分、电脑再快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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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爱因斯坦错了。根据量子力学的推断,宇宙是存在概率的,而混沌理论的出现又给预知能力的实现一记重击。比如说,掌管明天天气情况的大气现象,如果我们对当下的现象有一丝不确定,那么不确定因素就会快速扩大,使得长期天气预报变成徒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人们还是难以预测两周以后的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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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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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题:我们能否为未来行为中的不可预知的因素提供数学验证?鉴于我们身体中的每个原子和分子都是遵守量子力学规律的,是不是说我们人类从内部就无法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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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人类预知能力上存在的严格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行为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而且还存在着揭开人类未来行为秘密的概率构架?如果我们投资研究揭示人类行为的规律,正如我们以揭开次原子世界的真相为目标进行的物理研究一样,是不是说人类就会变得完全或部分可预测?我们是接受波普尔的绝望,还是追随泰勒格迪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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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未解之谜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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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本书只是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未解之谜和问题。德克·布洛克曼发现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无法解释美元的流通轨迹,于是推测有种无形的力量放慢了钞票的速度,我们也发现转化模型无法预测网络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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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讲述的中世纪故事也一样令人困惑[1]。我们看到巴科兹主教未能如愿当上教皇,而一年之后又被乔治·塞克勒将奥斯曼土耳其大将大卸八块的骇人一幕吓到。主教带着一支耀眼的新十字军重回布达城堡——这是藏在他法衣袖子里的王牌,然而我们却听到了泰勒格迪为反对十字军计划而给出的可怕警告。这些山重水复、曲折离奇的情节就跟杂乱无章的天气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到了该把这些情节串一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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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个中世纪的人物,塞克勒、主教,还有大预言家泰勒格迪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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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连反映人类行为特点的最简单的模型都无法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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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旅行方案失败了,网络浏览器实验也没有成功,更别提跟经济相关的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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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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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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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马提亚教堂,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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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514年4月24日,圣乔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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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提亚教堂并不位于布达城堡的中心位置,但它的确已成为其精神核心。这座教堂是整个国家的圣殿,是城堡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坐落在高级研究所旁边,离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数百年前进行激情演说的匈牙利宫廷大殿只有数步之遥。每次重大战役之前,全军统帅都会在此参加大弥撒仪式,以示祝福。如果军队胜利凯旋,大家就会高唱圣歌迎接他们。当他们面对天国唱响圣歌的时候,失败者的旗帜就将被悬挂在教堂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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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年,约翰·匈雅提站在这座教堂里,看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旗帜,那是他在那年冬天那场漂亮仗中收获的。十年后,乔凡尼·达·卡皮斯特拉诺同样站在了这里。这位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年长圣方济会修士,曾帮助匈雅提招募参加贝尔格莱德之战的军队。如果你乐意沿着渔夫堡那宽阔的台阶爬上121级,就正好能看到匈雅提的铜像。他手扶一柄长剑,目光越过宽阔的多瑙河,仿佛仍在凝视着遥远的贝尔格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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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排排的长椅几乎摆满了整个教堂,不过这是最近新添的。1514年的时候这座教堂里没什么东西,很像一个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三教九流的集市。1514年4月24日这天,骑士、贵族以及富商都聚集在这里寒暄闲聊、互相祝福,那的确不是一般的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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