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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他收拾起父亲的武器也算违法。不过，他人在得克萨斯，而不是俄克拉何马，所以当他跟着父亲进入俱乐部的时候，他很自信地认为警察追到这儿的概率太渺茫，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因而，当莫莉在塔尔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蒂姆和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俱乐部，驱车去斯普兹家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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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斯普兹帮蒂姆热了热前一天晚上在橄榄园餐厅打包的饭菜。在跟蒂姆的妈妈一起去做美容之前，她看到这对饿坏了的射击选手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意大利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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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杰西和詹姆斯的女儿辛西娅顺便回家吃了盘意大利面。此时，沿着75号高速公路驱车向北4个小时的地方，塔尔萨警方的警笛声打破了枫树岭社区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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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越多，错判概率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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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没有人能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我们自由的人。哈桑回想起跟联邦调查局之间的经历时说道：“当你面对一个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的人时，你就会变得不理性。”于是我们引入了陪审员，因为大家相信与一个人单独在审讯室相比，12个人一起更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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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算我们假设一名陪审员有80%的时候能看到真相，但他还是有20%的出错机会。所以，你肯定不想把自己的自由押在一个陪审员的手上。但如果有12个陪审员，虽然每个人出错的概率仍是20%，但你被冤枉的可能性只有（0.2）12，也就是0.0000004的概率。这就意味着12名陪审员参加5亿次审判才有一次冤枉被告的可能。这对蒂姆·德拉姆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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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太愤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莫莉的妈妈在7月15日的时候对一个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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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她11岁的女儿遭到陌生人野蛮强暴已经过去6个星期了，她绝对有理由感到绝望。调查全无头绪，使得住在俄克拉何马州这个高档社区里的人们，不得不开腔对这件悬而未决的案子表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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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之后，警方有了意外突破。塔尔萨一名警探的妻子（她在缓刑部门工作）告诉她的丈夫，她知道有个人符合莫莉对疑犯的描述。那个矮个子、红头发的人很像处于缓刑期的蒂姆·德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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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将蒂姆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拿给莫莉看，但她并不确定。他们又试了一次，这次她似乎觉得这张照片上的人有些熟悉了。“看上去像他。”莫莉指着蒂姆的照片说道。基于此，警方在1992年1月逮捕了蒂姆·德拉姆。蒂姆很吃惊，他坚称自己无罪，因为有十多个人都说曾在达拉斯的双向飞碟射击大赛上见过他，其中不乏受人尊敬的商人和老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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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被告的辩护律师安排了11位证人。这些目击者都坚称，当那个红头发的男子在俄克拉何马强奸那位11岁的女孩时，被告跟他们一起在得克萨斯。他们还告诉陪审团，袭击发生时蒂姆·德拉姆已经留了一年多胡子，所以不可能是莫莉口中那个脸刮得很干净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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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原告开始提起诉讼。检察官助理出示了取证人员的证词。取证人员仔细地将犯罪现场发现的红发跟蒂姆的头发做了比对。另一位DNA专家检测出，莫莉泳衣中残留的精液在某种程度上与蒂姆的基因相符。只有5%的人与他们取证时用的标记基因相同，这足以证明蒂姆当时在犯罪现场。检察官又质疑了蒂姆不在场的证明，声称11位目击者都是老年人，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准确地回忆起案发当天的事情。最后，莫莉站上了证人席，指证剃掉胡须的蒂姆就是侵犯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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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陪审团主席在闭庭后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道，“她的态度非常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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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93年3月13日，蒂姆·德拉姆因强奸一位11岁的女孩被陪审团定罪并判以3220年监禁。这是塔尔萨法庭历史上对非谋杀案件判罚最严厉的一次。裁定结束后，蒂姆的妈妈，一位优雅的、满头白发而且笃信上帝的女士，把自己的圣经扔到了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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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再也不会相信什么体制了，绝对不信。”她说。陪审团可能会弄错，但她不会。案发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儿子一起在达拉斯。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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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还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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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偶尔会出错，或者说因为会出错，我们的司法体系才能暴露出很多有关人类决策及其弱点的信息。然而，正如那些在陪审团任过职的人所知，陪审员都是私下进行讨论的。只有在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做出裁定，这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决定。不过，芝加哥陪审团项目却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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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大量担任过陪审员的人、辩护律师以及法官的调查，他们指出裁定结果往往偏向于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大多数陪审员的意见，而且在91%的案件中，陪审员都是在尚未进行讨论之前就达成了共识。要推测出裁定结果，就必然要着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推算结果就变了，现在12个陪审员冤枉被告的可能性就从原来的0.0000004变成了0.4%。这一变化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1000个案件中就有4个被告可能被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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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说，这一数据只能说明错误判决不常见。这话虽然没错，但对蒂姆·德拉姆来说可不算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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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蒂姆的遭遇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不足。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陪审团在80%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准确率是不是要更高，或者蒂姆这样的案例其实没预想中的那么多？从某个角度上看，我们是否能够断定陪审员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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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人能确定到底谁有罪、谁没罪，所以我们找到答案的概率很渺茫。但是，正如我们从19世纪一位法国数学家身上学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它们最初出现时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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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莫恩·德尼·泊松曾回忆自己初学走路时，有一次父亲发现他被绳子吊起来的经历。罪魁祸首是个女仆。她坚称那么做是为了防止孩子被地上的蚊虫叮咬，但实际上她是想把孩子关起来，然后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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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幼的泊松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去学数学，但他的家人坚持把他送到枫丹白露学医。但第一个病人的死吓到了他，所以他毅然退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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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在家期间，泊松的父亲当上了皮蒂维耶的市长。身为市长，他的父亲要订阅很多有名的杂志，其中包括《综合工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the Polytechnical）。在乡间百无聊赖的泊松开始翻阅这些杂志，不想却因此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便开始一一破解杂志上的难题。他的家人重新讨论了他的未来，然后决定把这位无所事事的青年送到枫丹白露学数学。这次他没有再退学（毕竟方程式是杀不了人的），反而进了巴黎的综合工业学院。他成为那里的教授，并在7年后成功破解了傅里叶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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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泊松命名的科学发现不计其数——如泊松积分、位势理论上的泊松方程、弹性学上的泊松比，以及电学上的泊松常数。人们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以及月亮正面南部高地的一个被严重侵蚀的火山口上。这个火山位于以阿里辛西斯（Aliacensis）命名的火山口的东面，以杰马·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命名的火山口的西北部。泊松一生发表了350多篇论文，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算是硕果累累了，更何况当时还没有文字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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