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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说着说着就提高了音量。“一个人下车的方式有多少种？怎么区分哪些举止‘可疑’，哪些‘不可疑’呢？话又说回来，什么是‘可疑’的举止，什么又是‘不可疑’的举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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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想不明白。但我不能稀里糊涂就扔下这件事，因为它产生了一种很重要的可能性：“可疑”是不是等于“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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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不在我们的手机用户数据库中，就算在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数据都是匿名的。不过由于他已经仔细追踪自己的行踪好几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电话记录。他发给我们一个文件，里面包含2007年2月到2007年12月间他自己的一举一动。在这10个月里，他去了1040个不同的地方，足迹遍布美国和欧洲。看起来他好像去了很多地方，但实际上并不是。据我那支巨型GPS手表显示，在2007年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也去了515个不同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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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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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看，虽然哈桑和我在运动上存在类似的地方，但我们俩其实非常不同。事实上，虽然我的生活不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那么规律，但根据我80%的可预测程度，要想知道我的方位并不难。然而，当瞿泽辉利用预测系统分析哈桑的数据时，他遭遇了一次惨不忍睹的失败——他试了4000多次，但只有3次能正确预见哈桑的位置。即便使用往世界地图上扔飞镖的方法来决定他的位置都比这准确度高。实际上，哈桑就是一个哈里昆人，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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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率地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哈桑，跟他说据我们的研究，他的行为完全是随意的，他的可预测程度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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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0吧，对不对？”他笑了笑，然后紧接着说，“我是说，有些地方我会经常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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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新泽西州的某个地方哈桑一共去了131次。随后我们发现当时他的家就在那边。但就算是这样，要预测他还是没那么容易。可以比较一下，在我乖乖戴着那款GPS手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被追踪到在家的时间有880次。我和哈桑的区别简单来说就是：我每晚都会在家睡觉，但哈桑在开往欧洲的火车上睡觉或睡在机场的时间跟他睡在自家床上的时间几乎差不多。他的确时不时回家，但并没有什么可识别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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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桑看来，他的不可预测性并没什么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这么说，但我感到他认为我们的分析有点让人难以理解。[3]他能轻易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做出解释，所以他确信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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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工作，”他说，“四处奔波就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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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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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这么认为。并不是说我怀疑他的话，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可预测程度跟旅行距离一样符合幂律规律，那么其中就会有很多异类，但如果不符合幂律规律，那异类就不存在。他们不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同样都是可预测的。但不论我们怎么分析那些数据，一旦涉及他的可预测程度和生活方式，哈桑显然就是个异类。由于异类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所以正如国土安全部怀疑的那样，他就是很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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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电子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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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年轻时代，很好，而且会显得很时尚。年轻人这个群体会更自由奔放吗？哈桑和我之间的不同，能不能归结为我们有五岁的年龄差距？然而，我们马上意识到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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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搜集了一些14岁到16岁的年轻人的资料，这样一来我们便能轻易比较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可预测程度了。结果是明确的：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所有人的可预测程度都差不多。其中只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与女人相比，男人的可预测程度要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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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夸大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总以为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人相比要更规律或更不规律。然而，事实上，不管你是艺术家、摇滚乐手、会计，还是大公司的CEO，一旦将你的日常生活量化，你的可预测程度和你的邻居相差无几。由于我们的可预测性，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泊松和高斯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相似，所有事都很“正常”。你可能每天会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活动，而我的生活圈可能只有3公里，但你我一样都是习惯的奴隶。那种永不停止的自由奔放只不过是个幻象。相反，我们的行踪都深受规律影响，而它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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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随身携带手机，会用信用卡，会经常被监视器拍下来，总之我们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电子指纹。哈里昆人知道这种电子追踪的危险性，所以干脆用随机数生成器去避免习惯性的行为。但在虚拟世界之外，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个用随机数生成器做决定的人：我们一会儿在哪儿见呢——去星巴克喝咖啡，还是一起飞到东京去？让我们掷骰子决定吧！随着追踪设备的增多，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的规律性，人们对隐私的关注也日益增强。我不禁也心生顾虑。嗯，我们真的要通过掷骰子做决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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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预知未来，必先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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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据显示我的可预测程度很高，但熵值低并不会禁锢我的未来——只有当你知道我的过往历史的时候，你才能做出预测。另外，如果我的熵值很高，我的过去并不能说明未来会怎么样；如果我的熵值很低，我的行为会很容易被预见，但这只是在你了解我过往行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反映了一个很浅显俗套的道理：要想预知未来，必先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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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揭开过去的面纱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比方说，乔治·多热·塞克勒以及他一生的经历——怎么能确定之前我们忆起的那些关键事件真的发生过，而且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描述发生的呢？当熵值很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某件事特别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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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解释一下吧。乔治·塞克勒在贝尔格莱德的决斗是当时的著名事件，所以它的真实性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议。但他和他的部下在贝尔格莱德和内格雷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则存在很大的争议。虽然我们可以肯定主教在圣坛发起了十字军东征战役，但他是不是当即就决定让乔治·塞克勒来统领千军了呢？如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乔治·塞克勒只不过是在布达被任命的众多将领中的一个，绝不可能是总司令。事实上，如果主教真的在布达正式任命了某人，在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肯定会有书面记录留给后人。但没有任何那个时代的记录留存——我们只是在多年后的历史记载中得知了主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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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显缺乏证据，后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在十字军转变成起义军后，乔治·多热·塞克勒才第一次露面充当领袖。如果这是事实，他可能从来就没想带兵去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他领导的那支十字军可能自始至终只瞄准一个靶子：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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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后来的史官会坚持认为是主教亲自任命乔治·塞克勒为领袖呢？嗯，也许是因为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当时的很多细节都已被人遗忘，所以有些人觉得将塞克勒的权利看做直接来自教皇的神圣权利比较省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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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塞克勒和萨基主教在国王赏赐的黄金上发生的争执也是中世纪史官广为附和的故事。但那也许只是人们为这位不受欢迎的主教的被杀所找的一个善意的托词呢？所以，虽然难以理解，但一些被历史学家和读者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事件可能根本就没发生过。基于人类过去的不可知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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