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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迁到纽约，爱迪生带来了许多门罗公园的同事，每个人都被委以新重任。在2月中旬，爱迪生信任的瑞士技师约翰·克鲁齐，在华盛顿大街65号建立了爱迪生电子管公司。克鲁齐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生产和安装（有时在曼哈顿最繁忙、最污秽通道的地下）近14英里的地下配电线路。他带领一队瑞士工人，将和城市中的许多流浪者、成群地拉着小木车的捡垃圾的人共同在街上度过黑夜。克鲁齐在门罗公园的长期工作助手查尔斯·迪安（Charles Dean），被任命负责爱迪生的机械厂。这个厂坐落在戈尔大街104号一座旧铁工厂里，离东河船坞码头不远，在又挤又吵的东岸。就在这脏乱的环境里，将生产出爱迪生的动力装置——发电机。在门罗公园也一样，科学家弗朗西斯·厄普顿管理着爱迪生的灯泡工厂，那时已每天批量生产一千余个灯泡。这3个企业全由爱迪生和他的亲信们管理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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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迪生在曼哈顿落脚后，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巴彻勒被派遣出国，到巴黎去开拓爱迪生欧洲分公司。爱迪生的商务经理爱德华·约翰逊飞到英国，去推销爱迪生的灯以打入英国市场。两人都在做着建立爱迪生电力帝国的基础建设。爱迪生作为生意人已名声大振，他以前的多项发明已占据了不少欧洲市场。他有专利并一直保持着业务联系，现在巴彻勒和约翰逊致力于建立老板最大的企业——中心电站，为个体企业和建筑供电。爱迪生欧洲电灯公司已于1880年1月建立了。所以，即使爱迪生远在纽约，巴彻勒仍始终如一地，为爱迪生的重要系统能顺利地在那年夏天巴黎国际电子展览上展出，而努力工作着。另一边，约翰逊则开始建一座中心电站，以给霍尔邦高架桥周围地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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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纽约华尔街，爱迪生的投资者又开始反复争论：是否有必要如此耗资把电线埋于地下？而这正是爱迪生从一开始坚持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任何人在美国的商业城市里，看到的都是杂乱无章的、挂在木电线杆上的电线。这些电线或是横在街道上方飞来飞去，或是挂在屋檐窗外，看起来像只乱爬的大蜘蛛。现在越来越多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在他们的工业活动中依赖电（当时很多还是靠电池）——电报、电话、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火警和匪警报警器，还有许多小工厂。无论哪个城市，无数公司都在竞争着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一旦找到了客户，他们立刻架起几百米高的电线杆。工厂可以搬迁，但电线却留下了。它们变质、磨损、老化，互相缠绕在一起，还会短路。但好在初期的电力都是用大电池产生的低伏特的直流电，这些电线会产生电击，但不会电死倒霉的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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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19世纪80年代的新式户外电弧灯而改变了。这些灯需要高压电——高达3 500伏——因此它们的户外电线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物。1880年底，布拉什公司在14街和34街之间的百老汇竖起了第一批灯。那些耀眼的蓝白色灯光，使百老汇迅速被赋予绰号为“白色大道”。纽约市立刻和布拉什公司签订了合同，要把百老汇和其他几个广场照得更亮。饭店、剧院，还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安装了电弧灯。布拉什公司建立了3个中心电站，输送强大电流——通常是2 000到3 000伏特通过那些和原有低压线捆绑在一起的电线输送。爱迪生可不愿意做这样自找麻烦的蠢事，他坚持宣称，爱迪生系统就是不怕麻烦，铺设地下线路是安全和可靠的。新的爱迪生系统用的是低伏直流电，在发电机半公里的范围内，它既高效又经济。超出这个范围，铜线成本就太高了，而且电能也太浪费了。爱迪生很为自己的低伏系统自豪，他也坚信，埋线付出的努力将使公众和他的客户产生更大程度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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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4月底，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铺设地下线路。截至那时，他们公司已经给第一区的大约50家住户和办公楼铺设了线路，而且通知他们秋天可以送电，在阴暗的冬天来临之前一定让他们使用上明亮的电灯。在市政府批准的同时，还有一份让人深深忧虑的通知书：5个城市的视察员将监察整个进程，爱迪生得付每人每星期25美元。爱迪生估计，他们制造所有这些麻烦主要是为了受贿。实际上，这些官老爷们是懒于工作的，他们只在每周六下午出现，收取那25美元。克鲁齐带着他的兄弟们总是在夜里工作，快速地挖开地面。与他们同时在夜晚工作的还有城市清洁工人，他们得清理走二三百万磅的马粪。克鲁齐很快意识到，挖地两米实在是太费时了，而且难度也很大。最倒霉的是，铜线和铁管的供应商停止了供货（后来用原来的木盒代替了）。6月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10天里有9天在下雨。之后，7月2日，上夜班铺设线路的工人们听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总统加菲尔德在巴尔的摩等火车去新泽西海边时，被一个无业的亡命歹徒从背后开了两枪。总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被小心翼翼地送回了白宫。整个美国都在祈祷，希望加菲尔德总统能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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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爱迪生在搜索着第一区里最穷的街道，他需要一座又便宜又宽敞的建筑物来安放他系统的心脏和灵魂——中心发电机组。最终爱迪生以65 0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珍珠街255至257号。正是从这个肮脏不堪的地方，爱迪生的电向各方向直径半英里的范围内传输出去，为华尔街的重要商业区和许多报纸媒体所在地带去光明。爱迪生后来这样说道：“珍珠街电站是我接手过的最庞大、最需负责任的事情了。它很大，有着许多细节……我们所有的机械设备、工具、部件全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们的人都是新手，没有中心电站的知识。为纽约街道开灯合闸、输送电流的那一瞬间将发生什么，谁也不敢预见。”爱迪生的发电机——动力来自烧煤的蒸汽机——它产生的先是交流电，然后经过整流器和电刷进行集流转变成直流电。伴随这些早期发电机的常见问题是，整流器和电刷不断接触摩擦，意味着需要定期更换。这种发电方式每一步骤都会出现许多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一次又一次，开始送电的日期不得不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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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加菲尔德总统一息尚存，那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脊柱侧面。从一开始，《纽约每日先驱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就报道说，总统的医生告诉记者“总统只有1%的机会活下来。‘而他会利用这百分之一的机会’。所有临死的人都会抓住任何微小的机会。他始终没有丧失勇气……79个日夜里他和死亡做着极度痛苦的斗争。”9月6日，总统被移至新泽西的埃尔布朗，是他在遭枪击前要去的地方。到9月19日的夜晚，当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庄重悲凉的哀悼曲时，纽约人知道加菲尔德总统逝世了。副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Arthur）在他的曼哈顿别墅匆匆宣布就任总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女士艾萨·哈迪（Iza Hardy）写道，“举国上下，一片哀痛，人们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总统死了。’”之后全国举哀一周。“从上到下，无论是第5大道还是贫民窟，致哀的挽联比比皆是……不同尺寸、不同材料、带着黑纱的星条旗在无数的窗户外面悬挂出来，沿街到处可见纸旗和庄严的旗帜。”行刺加菲尔德的凶手查尔斯·吉托，于10月14日被传讯。一个月后审判开始，直到年底，审判还在拖延。根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这“纯属一场愚蠢的表演”，因为吉托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应判无罪，“整个审判被他的肆意辱骂和恶毒攻击搅得乱七八糟”。报纸编辑气愤地说这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竟允许“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当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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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业，他在努力奋斗，使所有用于中心电站的部件备齐待用。《纽约时报》已变得不太友好。1881年12月2日，该报在一版上登了8篇文章，说“爱迪生的公司虽然铺设了很多线路，但到目前为止，就给市中心送电计划而言，还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出了什么”。严冬、积雪、冰冻的地面，这一切使挖掘铺设工作停了下来。数月已过，成效甚微。一篇《纽约时报》刊登的，题目为“爱迪生黑暗的信号灯”的文章这样写道：“拿骚街、华尔街、南街和斯普鲁斯街的商人和居民都开始抱怨，因为看不出任何迹象，如爱迪生电灯公司保证的那样——于11月前给他们通电。”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承认，迄今为止只有一半的线路铺设完毕，一部分原因是铁和铜材料的供应商经常供货不及时，另一部分原因是地面冻结无法施工。当春回大地时，他们加快了施工的进度。面对不断加压的完工期限要求，爱迪生的发言人答道，“如果我们能说什么的话，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快铺设完线路。一旦线路完毕，我们就能保证立刻通电。”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月里，皮尔庞特·摩根在麦迪逊大街的意大利式的豪宅，首次灯火通明，他很满意爱迪生的工作。当然，爱迪生用的是一个独立的电厂，不属于中心电站。因为摩根的住所地处北部，离中心电站太远。6月30日，卑鄙的行刺者吉托被绞死。到1882年8月底，在夏日的热浪中，克鲁齐带着他的人马，终于完成了铺设14英里线路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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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开始悄悄地检测整个系统。虽然没有任何正式声明，但爱迪生开始启动他的发电机和配电器，和不同客户取得联系，并实验电灯照明。爱迪生真的不愿再开吹牛皮的玩笑了。4年来他从没有像做这个项目一样卖力，当然可以理解，他的紧张来自他对自己能否信守承诺的怀疑。当时爱迪生35岁了，虽然他看起来仍很年轻，但一头浓密的棕发已于几年前就开始变白，尤其是自从他潇洒地宣称——用他的铂丝灯泡和华莱士的发电机来点亮曼哈顿——之后。纽约新闻界还是发现了爱迪生在实验他的电力网，当马车经过拿骚街时，“突然间来了一下电，跳跃了一下之后就很快消失了”。最开始，爱迪生一班人不能相信他们的系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一家蒸汽热力公司在挖管道时曾碰断了他们的铁管、截断了线路。这些小的电力灾难很让人讨厌，爱迪生知道，当电流从珍珠街传送出来时，谁都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他们当然不希望经常为那些疏忽大意而受到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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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9月4日，在一个温暖宜人的日子里，爱迪生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白色的圆顶礼帽，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仔细检查了珍珠街系统运作的方方面面。就在他要起身去华尔街，正式宣布爱迪生电灯公司的服务前，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和他在珍珠街的同事约翰·利布（John Lieb）校对了各自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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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盼望已久的壮举即将发生之前，爱迪生和爱德华·约翰逊、约翰·克鲁齐，还有其他几个同事，一起步入了摩根的办公室。皮尔庞特·摩根和其他许多董事会成员都聚集在摩根公司德雷克塞尔的办公室里。4年的艰辛、重重的困难、50万美元的花销，才盼到今天这一关键时刻。爱迪生很长时间里都在怀疑者的阴影下工作，在场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楚，可能会有多少微小的差错在珍珠街或地下电路发生，而这将会使他们公司的首场“战役”败北。为了打破这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约翰逊和爱迪生开着玩笑：“不亮就输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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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打赌！”爱迪生回答说。他看了下手表，下午3点整，胜负一瞬间就能见分晓。在珍珠街那边，约翰·利布踮着脚尖，推动了主电闸。几座楼距离外的摩根办公室里，爱迪生合上了靠近他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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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亮了！”董事们惊呼道。这才是最杰出的证明。在他们四周有近100盏灯，还有旁边的办公室里的300多个白炽灯泡，一起发着柔和的光芒，体现出超越煤气灯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还没有等到夜幕降临，那天也通了爱迪生电灯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灯光柔和稳定……灯泡产生一些热量，但是比煤气灯的要少……灯的光线柔和舒适、一点不刺眼睛……没有使人头痛的摇曳不定的亮光……和煤气灯相比，爱迪生的电灯得到了所有的赞成票。”接下来的几个月，另外2 000多盏灯安装在其他的大楼里。所以，爱迪生电灯公司的第一批客户包括有影响力的德雷克塞尔财团、摩根公司、帕克银行，还有《纽约时报》，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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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想象，爱迪生为自己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发电照明网有多么自豪。那天他对一位《纽约太阳报》记者说：“我说到做到了。”他确实把白炽灯光带给了纽约市。但他认为，这只是纽约的起点，他已经做好了继续开拓的准备。在他的眼里，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看到的是更多的成功和更辉煌的未来。用爱迪生的话说，作为一个发明家，就是有绝对的自由加上绝对的天赋。他这样解释道，“我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我不稀罕富人的玩具，我不需要马和游艇，我根本无暇一顾。我只需要一个装备齐全的车间。”当然只有那些目光敏锐、了解电能潜力和有远见的资本家才会放眼将来，如果电力取代煤气的话，仅在美国就有4亿美元的收益。爱迪生的电灯将跨越世界，他和他的银行家们将变得更加著名和富裕。珍珠街仅仅是伟大的、光芒四射的光电帝国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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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82年4月，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26岁的年轻工程师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从一辆停在东1站的火车上下来，随后就融入了繁华的巴黎。这个充满幻想的浪漫年轻人立刻被19世纪末富丽堂皇的巴黎迷住了。在特斯拉初到巴黎的几天里，他信步在宽阔、奢华的林荫大道上，道路两旁时髦的咖啡店笼罩在满树香花开放的栗树下。他非常喜欢那美丽的城市公园，它有着水花飞溅的喷泉和呈几何图案的斜草坪。他悄悄地探视了那古老可爱的、掩藏在居民区里的小教堂和沿街那充满浓浓鱼香和奶酪味的市场。他闲荡在塞纳河边，欣赏着横跨河面的一座座小桥，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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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夜晚的巴黎更迷人。沿着几公里长、点着煤气灯的大道，幽暗中无数小店和百货商场鳞次栉比。入夜以后，兴高采烈的人群像蠕动的蛾虫。巴黎剧院在那温和的春天夜晚，像个发着金光的希腊吐火女神，它的电灯光芒，照亮了太太小姐的珠宝首饰和先生老爷们的晚礼服，也仿佛照出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此时城市里原有的煤气灯设施，正慢慢地被新型的电弧灯取代。这种混合的照明形式更使巴黎具有现代城市气息，一种让人喜爱的夜生活的气氛。“我永远忘不了这座美丽城市给我的震撼。”几十年后特斯拉这样说道。但是，特斯拉绝不是到这座传奇城市来闲逛的傻小子，他受聘于查尔斯·巴彻勒领导的爱迪生工业公司当见习工程师。巴彻勒是门罗公园的老将，现在被爱迪生委以重任，担任其欧洲跨国公司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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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阶段对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迷恋，迅速被艰巨繁忙的工作代替。对特斯拉而言，尽管他极富幻想，有很多怪癖，但是他只对一种东西感兴趣——电和所有与电有关系的东西。他在古老美丽的拉丁广场附近租了屋子，与许多学生和教授住在一起，并给自己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无论天气如何，从圣–马塞尔大道走到塞纳河上一个游泳馆，游27圈，然后走一个小时去伊夫里，我的工厂。在那儿七点半时，吃顿伐木者般的早餐，之后又开始盼着午餐，同时还得给工厂头儿——巴彻勒先生敲些干果吃。他是爱迪生的挚友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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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全部心思都在想揭开鲜为人知的、神秘无比的电的年轻人来说，到这儿来为扩大爱迪生的帝国服务真是太中意了。因为爱迪生是这个领域里最伟大的实干家，用实际行动向那些持怀疑论的科学家们显示：电是可以分流入户的。特斯拉的老板巴彻勒参与了创造白炽灯、开创电力照明新纪元的全过程。巴彻勒在纽瓦克多年，然后去了门罗公园，太清楚艰苦奋斗的含义了。他从到巴黎起就决心征服欧洲，使整个欧洲电气化。这绝对是个宏伟的目标，巴彻勒深感肩上的重任。在他给爱迪生的一个便函中这样写道，“我在这儿的工作可不是可以糊弄的事，每天都是灯啊、发电机啊、枝型吊灯、众多杂事等等。我实在承受不了更多。此外出于责任心，我还得做许多额外的事情，还需要花费那么多钱，我的脑袋已经比在纽约的时候大三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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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特斯拉恰恰相反，他初出茅庐，在工厂里是个见习工程师。但也是一个迅速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的高手，能处理最复杂的电力故障问题。特斯拉的英文不错，同时还能说其他很多种语言，特别是法语和德语。但是有些爱观察的同事认为，特斯拉虽是个聪明过人的工程师，也无疑是一个有怪癖的人。他对仪表十分挑剔，他的黑头发向后梳得很齐，胡须十分整洁。身材修长的特斯拉深受自己怪癖的折磨，他每天早上（默默地）数着去工厂的脚步数；认为任何如意的事都应能被3整除（所以每天游泳27圈）；吃喝之前，必须先计算立方体积；他对和人握手深恶痛绝，对“女人的耳环极度反感”，尤其是珍珠耳环。“我永远不会去碰别人的头发，除非在左轮手枪威逼下。”而且他看一眼桃子就会发烧。更神的是，特斯拉常常背诵塞尔维亚的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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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伊夫里工厂，特斯拉这样的人已经使人感受到新兴现代工业的模式，正在取代往日的传统形式。他塞尔维亚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保守的，注定长大后要服务于宗教界或军队，这在他们那儿，地处衰落的土耳其帝国和已崩溃瓦解的欧洲君主国之间的小世界里，已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了。特斯拉承认，“我刚一出生就已经被认定当牧师，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东正教教士。他很有发明头脑的母亲，设计和制作了许多家用物品和工具，她还是个纺织能手，许多线都是自己纺出来的。“即使在她花甲之年，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灵活，能在一瞬间系3个结。”但特斯拉好像只对电感兴趣，他一辈子都忘不了3岁时发生在他和他的宠物猫麦卡之间，对他的人生产生决定影响的事。“那是一个黄昏，我就是特别想抚摸我的麦卡的后背。麦卡的后背一道亮光，而我手掌产生很多噼啪乱响的火花，声音很大，到处都能听到。”这是怎么回事？特斯拉跑去问爸爸。爸爸回答他，“这是电。就和打雷时你见到树的电击是一回事。”但妈妈警觉起来，“别再和那猫玩啦。它带电，会引起火灾的。”特斯拉开始抽象地思考着：那大自然也像一只大猫？如果是，那谁来抚摸它呢？结论是——那只有上帝了。很长时间他都在自己问着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