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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摩根的保佑是做不成事的，他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展成华尔街甚至美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当摩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着那巨大的哈瓦那雪茄，忙碌而有效率地，正将他那花销巨大但有竞争力的铁路转成“信托物”时，他刺激了那些对一个傲慢的富豪财团控制大笔金钱而产生厌恶感的人们。但是在1891年的2月，摩根没有看到，由科芬等波士顿金融家们提议的，爱迪生与汤姆森–休斯顿合并的目的。“爱迪生系统，”摩根给他们回信写道，“已经产生了足够高的效率和利润。如果非那样不可，我控制着汤姆森–休斯顿公司，我们需要看哪家出更好的成果。我个人不认为这两家可以合并在一起，起码肯定不是在一年前或更早些谈起的基础之上。”维拉德兴致勃勃地和科芬取得联系，但一时没有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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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科芬利用一切机会恳求威斯汀豪斯和他的公司合并。克拉伦斯·巴伦（Clarence W. Barron），一个才华横溢的金融记者，偶然路过威斯汀豪斯的工厂，这位巨头正在气头上，当一提到科芬，立刻引出了他率直的讽刺之语，“科芬先生头脑发胀。他谈到让（他的）……公司比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大……科芬可以在十分钟内变十次脸。我已经观察了他很久，我想你可能知道，他能把人带进他的房间内，然后又把门在人面前锁上，以便不被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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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一次会面中，我记得是在纽约，他问我是否愿意和其他的电力公司合并，但我不是首领。我断然告诉他，我绝不会进一个我不是领导的电力合并企业……也绝不会进一个他当领导的企业。他曾告诉我，他如何降低他的股票值导致汤姆森–休斯顿失去一次股票增值的受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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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科芬说，‘你告诉我你欺骗了别人，为什么我在听了之后还信任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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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我们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科芬提议，我忘了当时的细节，总之就是我们应该组织一次合并。这样一来，无论该公司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总是可以赚钱。我对科芬说……我没有习惯抢劫我的股东。他没有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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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听到的，只是威斯汀豪斯对他这位成功对手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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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上半年，威斯汀豪斯在纽约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努力挽救他的公司。威斯汀豪斯通常厌恶报界吹捧这一套，此刻却与《纽约时报》合作，允许他们发表阿谀奉承的文章，赞美他是“有创造力的奇才……有魄力以及正在扩大生意范围，”他的能力“是即席的，能够说出他公司的每个人的情况，甚至具体到某些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显示。他工作勤奋，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然而，从1月到2月，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的消息始终不好：“波士顿人在集中股票以控制公司。”永远乐观的威斯汀豪斯和科芬的汤姆森–休斯顿公司达成共享一些专利的协议，来消除谣言。但是即使是乔治·威斯汀豪斯也无法否认，出售优先股的最后期限不得不推延到1891年3月1日，后来又再次推延至3月20日。然而，当威斯汀豪斯倾尽全力去集聚难以得到的投资时，他却发现自己和他的董事会突然被他其中的一个公司，开关信号联合公司，剥夺了权利。这些工业走狗们，一有可乘之机，就开始去攫取能到手的横财。最终，这些败类被击退，威斯汀豪斯又掌了权，但这是一个攻击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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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股东年会在匹兹堡庄严的威斯汀豪斯大楼里举行。50位焦急的投资者聚集于此，要听听威斯汀豪斯说些什么。威斯汀豪斯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矍铄健壮，一点也不像一个4个月以来东奔西走，拼命拯救他公司的人。在会议开始前，每个股东都得到了一份通知，获悉了广受欢迎的消息：一个大财团，由纽约的奥古斯丁、贝尔蒙特公司、波士顿的希金森公司和布雷顿·艾韦斯（Brayton Ives），西国家银行的总裁组成，提议重组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和它的相关利益。但是，当威斯汀豪斯宣布会议开始时，他礼貌并清楚地告诉大家，谈判还没结束，所以董事会提议会议暂停，两个星期后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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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蒙特的计划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电力公司继续下去，拥有资金1 000万美元。700万美元股值的股东被要求牺牲他们40%的股份，交付纽约商业信托公司。另外300万美元的股票发行但没有卖出，将与被放弃的股票值合在一起，创造600万美元的共同资金。其中的400万美元将被变换成7%的股份，而其中的300万美元将直接偿还债款，余额部分留做再扩展。另外的50万美元留做储备基金。余款被用于购买威斯汀豪斯控制的两个公司——美国电力电灯公司和联合电力电灯公司。威斯汀豪斯已经因为白炽灯泡专利——这在当时的专利权战中的决定性武器，获得了这两个公司的大部分。他们将成为更大的、资金更雄厚的威斯汀豪斯电力生产公司的股东。现在取决于这些股东，他们能否放弃足够的股份来救公司吗？两个星期后，推迟的年会没有如期举行，又被推后，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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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不安的1891年夏天，恰恰在乔治·威斯汀豪斯奋力维持对他电力公司的控制的时候，整个电力界都在关注着，一个迥然不同——但同样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7年以来的白炽灯泡战，现在到了一个必须决定的最后阶段，结局应有分晓了。早在1889年，当爱迪生在匹兹堡的巡回法庭胜诉时，不少电力公司和他们的律师们就希望能推翻布拉德利（Bradley）法官的明辨是非的判决，即是爱迪生独立创造了一个实用的电灯泡，是他新颖的、长寿命的、高电阻的灯丝安在排空了气的玻璃罩里。威斯汀豪斯和美国电灯公司立刻对此判决提出上诉，决心把这整个过程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因为事情很清楚，一旦爱迪生通用电气最终赢了这个电灯泡案子，该公司就将切断灯泡的一切供货，以保护它独有的生产许可。整个电力界长期以来一直告诫着爱迪生公司人员，应寻求正确方法，改变可怕的报价，“初装一个灯25美元；再换一个灯2.5美元，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会使公司变得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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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的灯泡专利权确实在1894年就要到期，但对众多的电力商人来说就不是什么高兴的事了，没有爱迪生灯泡，他们的生意就倒闭了。所以当纽约南区的联邦法官威廉·华莱士于1891年7月14日，确认前一个决定时，它缓解了电力界下层的恐慌。当然，威斯汀豪斯会上诉，但华莱士法官以“驳回上诉”而著称，所以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只有耗时间。同样，那些爱迪生律师们的预言也没有彻底实现。此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说，迄今为止，全国有一半的电灯是其他公司生产出来的。”爱迪生的法律班子曾预期每年200万新专利权税款将流入公司的金库里。报应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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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似乎对托马斯·爱迪生都是好兆头，他为这等待已久的法律判决而得意至极，它驳斥了那些认为他的电灯泡仅是把别人的发明加以修补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爱迪生希望这个称心的决定，将可以永远阻止住维拉德的关于与偷窃专利的对手合并的废话。爱迪生的官员和律师梅杰·舍伯恩·伊顿（Major Sherbourne Eaton）所做的陈述，对耳聋的爱迪生来说，真可谓是动听的音乐：现在爱迪生公司合法的灯泡垄断权被再一次确定。伊顿说道，“合并的理念将比以前更不适用，因为那样做公司什么都不会得到，而只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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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谁又不是饶有滋味地看着那个法官华莱士在品头论足地指责爱迪生长期的敌人莫顿·史密斯教授，说他在作为专家鉴定时，胆敢“贬低爱迪生的成就”呢？事实上，爱迪生自己对专利的话题也感到厌烦极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已经提出了数百次法律诉讼，收效甚微（除了让律师发财致富外）。烦躁的发明家举出无数荒谬的索赔和反对他的决定来，如“外国发明家失败是因为设在那个国家的专利办公室会发现，几乎相同的东西已经在公元前2000年就在埃及被使用了——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一样的程度足够来打败我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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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华莱士刚刚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电力工程师》杂志就登出了一篇号外，把他的决定全版印出。1万本杂志被立刻一抢而光。编辑康默福德·马丁显然希望使那些受惊了的电学家们安静下来，在随后为爱迪生的电灯写社论时，他用一种很平和的笔调写道，“如果谈到对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我们只能希望并相信该公司实现现代化，这一通常最好的证明能力的方式。”马丁也正确地指出，除了法律审判的未知沉浮，永远变化的科学技术将主导未来。康默福德是尼古拉·特斯拉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他提议说这位伟大的塞尔维亚人的“工作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应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特斯拉先生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带整流器的发电机；如果现在他给我们一个不带灯丝的灯，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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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学家们也接受了爱迪生的胜利，但是直率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又一次证实了，他的所有反对派认为以下的事是不可能的想法是错的：他拯救了自己缺少现金的电力公司，通过合并使其更加强大，而且自己始终大权在握。1891年7月15日，在匹兹堡，股东们终于同意放弃他们的部分股份来还清公司的债款。一个更有权力的董事会组成了，包括银行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奥古斯托·贝尔蒙特。《电力工程师》杂志在发表对爱迪生专利胜利评论的同一期上，也刊登了对威斯汀豪斯突然一击的祝贺，尤其可贵的是，他刚刚经历了灯泡专利权之战中的失利。“唯一可能的原因是，”该杂志记者说，“所有涉及事件的人们……看来都满意。我们则倾向于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看成这个领域里最有实力和最强大的，他们会有生意可做，并且比在通货膨胀和盲目扩张时更有效益。”威斯汀豪斯的律师，保罗·克拉瓦斯，数年之后仍然对这次成功的重组而惊讶不已。他说道，威斯汀豪斯“发觉与银行家一起工作很困难。让他烦恼的是，他所认可的事，银行家们根本不认可，根本不信任他……在起码两次财政危机中，当银行家们因无望而放弃时，是威斯汀豪斯先生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巨大的权力来影响那些人，因为他们可以在金融风暴中呼风唤雨，找来一大笔资金，使威斯汀豪斯的公司重整旗鼓。终于度过了危机，而之前，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家们，都认为他必将全军覆没。”又一次，威斯汀豪斯合并成功，度过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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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的胜利并不像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期望得那样彻底。最后判决仍旧拖延着，华尔街的投资大老板们看到爱迪生的股值从120美元降到90美元时，它们又一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到1891年的12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说，亨利·维拉德在爱迪生通用电气总裁的职位上待不了几天了。“他是个极善言谈和颇有魅力的人，”该报这样记载，“可皮尔庞特·摩根绝对不是容易受迷惑的。”于是，谣言四起。生性开朗的阿尔弗雷德·泰特（Alfred O. Tate）从1883年5月起，一直是爱迪生的私人助理，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次谣言，从来没有在意。但是在1892年2月5日那天，泰特坐在爱迪生大厦的办公室里，他的一个老朋友，记者赫伯特·辛克莱（Herbert Sinclair）走进来，他抢先发表新闻的对象是华尔街。泰特向他讲述了他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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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夫，’他一边就座一边说，‘你知道爱迪生的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将要合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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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比，’我回答道，‘这已是一个老故事了，早就没人再提了。你是从哪儿又挖出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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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听我说，’他答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查理·科芬和维拉德此刻正在摩根的办公室里，我们全都在等结果。我们被告知三点以后可以透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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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蹦起来，说他必须赶快离开，好赶上去西橙郡的轮渡，“我必须立刻去见爱迪生。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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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冷风刺骨的冬天，泰特快步穿过衣着华丽的华尔街人群，绕过拥挤的马车和装满货物的卡车，经过卖牡蛎的小摊和咖啡棚，直奔霍伯肯轮渡站。码头上停满了船，桅杆上飘着各式各样的旗子。天气是那么寒冷，冰帆全在结冰的河道上划行。泰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我经常后悔出其不意地告诉爱迪生一些消息，但是我不敢肯定，如果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或不是那么鲁莽地告诉他，是否可以减少对他的打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变脸的颜色。他的脸色通常是白的，一种明净健康的白，但是在听完我的消息之后，他的脸色变得异常惨白，让人不忍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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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叫英萨尔。’当他离开我之前就说了这句话。英萨尔是他的财务主管，被叫来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一次高层的聚会，爱迪生再也没有提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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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哈得孙河的另一边，摩根在他的充满烟雾的办公室里，决定支持爱迪生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合并，主要是为了显而易见的和不得不服从的商业原因：盈亏线。在1891年，爱迪生通用电气销售额是1 100万美元，利润额140万美元，即11%的利润率。汤姆森–休斯顿销售额1 000万美元，利润额270万美元，26%的利润率。查尔斯·科芬对投资商们吹嘘说，合并会“全线挫败他们（爱迪生）的傲气。”这两个公司的生意都很兴隆，但是爱迪生通用又一次堆积了400万美元的当地电力股票，那纸不能兑换成现金。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波士顿的为汤姆森–休斯顿工作的银行家们，则谨慎地开发市场并顺利地卖出了这些证券，所以他们可以偿还这笔资金。当然，这里也有爱迪生灯泡专利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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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科芬开始考虑，既然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业务开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他们要把公司卖给爱迪生？在摩根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哈密尔顿·麦基·通布利共有的波士顿大厦，一个汤姆森–休斯顿的总经理说了以下让摩根吃惊的话，“我们认为爱迪生公司的管理方式不怎么样。”当他们这种不热心的态度让在曼哈顿的摩根知道了以后，他命令道，“好，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和我谈。”科芬，长着一脸的大胡子，一副精打细算的样子，按照要求去会见摩根。科芬进行了商业调研，他展示的两个公司的资金平衡表给摩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生产了两倍于爱迪生的利润。摩根认为，此时寻求一个更好的经理班子——汤姆森–休斯顿的班子——买断爱迪生的通用公司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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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芬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提出建议合并，但是得让他领导，并且合并后的总资金达到5 000万美元。这在1892年时是全国第二大规模的资金合并。爱迪生的股票可以按1∶1比例兑换，汤姆森–休斯顿的则按3∶5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比较慷慨，事实是小型的和不知名的公司受益了。和汤姆森–休斯顿的1 800万美元相比较，爱迪生的股东在新公司里只占了1 500万美元的份额。剩下的1 700万留作库存基金以为将来之用。爱迪生班子只得到了不多的钱。最让人伤心的是，新公司的名称——通用电气——包括了两个原公司名字的词，但爱迪生，电力之父的光辉名字却被忽略了。摩根也是一样，十几年前，他的豪宅曾是纽约第一家由爱迪生安装电灯照明的，现在新公司组合中除去了爱迪生的名字，他竟然都没给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打个电话或发个电报。爱迪生的传记作者马修·约瑟夫森记述说，“对摩根而言，只要结果是能组成大托拉斯，并且他是老板，用谁都无所谓。”辉煌的历史已成过眼云烟，爱迪生已经在时间的词汇表中，摩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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