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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父亲这两种角色将我带上了一条情感之旅。它帮我更深刻地理解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爱与人类的聪明才智所能达成的一切。在这段旅程中,我还第一次接触到了释迦牟尼的教义。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笃信宗教的人,不过我想寻找意义,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佛陀虽然出生于印度,但他在这个国家的信徒却非常之少。我发现佛陀一开始的动机并不是创建一种世界宗教,而是去理解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多痛苦。我认识到,只有经历过人生起伏,才能培养起同理心;要想不受苦受难,或者少受苦受难,就必须接纳无常。我还清楚地记得早年扎因的“永远不会变好”给我带来的困扰。然而,事情总是在变化的。如果你能够深刻地体会无常,那么你会获得更多的宁静,你不会因为人生中的起起落落而反应过于激烈。而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对周围的事物产生深深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我内心住着的科学家热爱这种简洁扼要的人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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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完美,而且毫无疑问,也没有到达接近大彻大悟或涅槃的境界。只是人生的历练帮我慢慢建立起同理心,我学会以同理心面对我遇到的每个人。我对残疾人抱以同理心,对在城市贫民区和锈带谋生的人们抱以同理心,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抱以同理心,对努力获取成功的小企业主们抱以同理心,对任何因肤色、信仰或恋爱对象而遭受暴力和仇恨攻击的人抱以同理心。我希望将同理心置于我所追求的一切的中心——从我们发布的产品到新进入的市场,再到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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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我见识了计算在改善生活方面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在家中,扎因的言语治疗师和三名高中生一起打造了一款Windows应用,帮助扎因控制他想听的音乐。扎因喜欢音乐,而且涉猎广泛,涵盖不同的时代、类型和艺术家。从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到阿巴乐队(ABBA)再到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NusratFateh Ali Khan),他都喜欢。他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按照艺术家列表在房间里播放自己想听的音乐。但问题是,他自己无法播放音乐,只能等待别人的帮助,这让他感到沮丧,也让我们感到沮丧。听闻这一消息后,三名学习计算机科学的高中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现在,扎因的轮椅一侧安装着一个传感器,他可以轻松地用头触发这个传感器,然后浏览音乐合集。你可以想象,这三名青少年的同理心给我的儿子带来了多大的自由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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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也让我在工作中得到启发。回到我们的高级管理团队会议,在结束讨论之前,我分享了微软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同理心加上新的创意,帮助我们开发了一项视线跟踪技术: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自然用户界面,可以让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简称ALS,俗称“渐冻人症”)和大脑性瘫痪的人获得更多的独立性。这个创意出现在公司首次举办的员工黑客马拉松[1](hackathon)上,许多绝佳的创意和梦想都从这里开始。在与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前球员、ALS患者、只能依靠轮椅出行的史蒂夫·格利森(Steve Gleason)相处的过程中,我们的一支黑客马拉松团队渐渐培养出同理心,进而研发出该项技术。同扎因一样,科技也改善了史蒂夫的日常生活质量。真的,我知道这项技术对史蒂夫意味着什么,对世界上的数百万人意味着什么,对我的儿子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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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高级管理团队中的角色自那天开始发生了变化。每一位领导者不再仅仅是微软的员工,他们有了更崇高的使命,即在微软实现自己的热情,进而赋能他人,让别人更有能力,享有更大的自由。这是一个既激动人心又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子,但它定下了新的基调,促使一个更加团结的领导团队行动起来。当天结束时,我们都有了一个深刻认识:没有任何一名领导者、任何一个团队或任何一名首席执行官能够成为微软复兴的英雄。微软要实现复兴,靠的是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文化转型是缓慢而艰难的,但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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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转型的书,既包括现在我个人的转型,也包括当下我们公司的转型,而背后的驱动因素则是同理心以及赋能他人的意愿。但最重要的,这是一本关于变革的书,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将见证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浪潮,它涵盖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量子计算等。这是一本关于人、组织和社会在不断追求新能量、新理念、新的连接和突破的过程中如何转型且必须转型的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点击刷新”。这本书的核心是人,以及人独有的品质同理心;在一个技术激流以前所未有之势颠覆现状的世界里,同理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珍贵。奥地利神秘主义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经写道:“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就先行改变我们。”就像简洁的代码可以驱动机器,存在主义诗句也可以给予我们启发和指引。里尔克在20世纪就告诉我们,未来早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就取决于我们现在选择的路线。这个路线和这个选择就是我接下来要在书中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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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你会发现三条明显的叙事主线。在作为开场白的第一条主线中,我将分享我从印度到美国的转变历程,包括我在美国中西部、硅谷,然后进入当时正在快速成长的微软。第二条主线着重叙述我作为继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之后的第三任首席执行官,在微软采取的“刷新”行动。在我的领导下,微软的变革还未完成,但我为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在第三条也就是最后一条主线中,我将论述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机器智能将会匹敌人类智能。我还将探讨一些令人激动的大问题,例如:人类的角色会变成什么?不平等是会得到解决还是趋于恶化?政府如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及其领导者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社会如何点击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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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兴奋写这本书,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犹豫。谁会真正关心我的人生?我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才短短几年的时间,现在就写我们取得的成功或遭遇的失败,总感觉为时尚早。自那次高层管理会议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我对撰写回忆录不感兴趣的原因。我要留到耄耋之年再写。但后来,有若干理由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在人生这个阶段挤出一些时间来写这本书。我觉得我有责任从个人角度讲述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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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是一个突破性技术剧烈改变社会和经济的时代。云计算、传感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的结合,预示着科幻小说中描述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到来。对于这波智能技术浪潮的隐藏含义,目前尚存在广泛争议。一方面,皮克斯影片《机器人总动员》(WALL-E)描述了机器人承担辛苦工作而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故事;但另一方面,史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等科学家又发出了人类可能走向灭亡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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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写给我的同事也就是微软的员工看,写给我们的几百万客户和合作伙伴看。毕竟,在2014年2月的那个寒冷日子里,微软董事会宣布我将出任首席执行官后,我把改造公司文化列为首要任务。我说我们要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重新发现我们存在的理由。我认识到我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我们的文化,唯有如此,微软10万名充满创造力的员工才能更好地塑造我们的未来。领导者写书通常是在任期结束之后,而不是在“大战的迷雾中”。但是,如果我们能一同分享这一历程,分享一名尚处于大转型中的在任首席执行官的个人思考,那会怎么样?微软的根、微软最初存在的理由,就是推动计算技术的大众化,让每一个人都能使用它。“让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是我们最初的使命。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但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几乎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了电脑,大多数人也都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在太多方面落后。我们的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速放缓,在移动业务领域也被抛在后面。我们在搜索业务上落后,亦需重振游戏业务。我们要建立起对客户的同理心,满足他们未提及的和未被满足的需求。现在,是时候点击刷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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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微软工作了25年的工程师和领导者,在公司寻找新的首席执行官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并不焦虑。坦白地讲,即便有传言称某人将接替史蒂夫,安努和我基本上也不会理会。在家中,我们忙于照顾扎因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在工作中,我全力打造公司的高竞争力业务——微软云。我的态度是,董事会会挑出最佳人选。如果这个人是我,那太好了;但我也同样乐意为董事会所信任的人工作。事实上,在面试过程中,一名董事会成员建议,如果我想成为首席执行官,那我必须清楚地表达我的渴望和企图心。我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还同史蒂夫谈起过。他笑着说了句“现在改变太迟了”。是的,我根本就没有那种个人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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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4日,时任首席独立董事、首席执行官遴选负责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找时间谈一谈,但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些关于董事会决策进展之类的信息。当天傍晚约翰打来电话时,首先问我是不是坐着的。我说没有坐着。事实上,和往常在工作中打电话一样,我正摆弄着一个板球。他接着说我将成为微软新的首席执行官。我用了好几分钟来消化这个信息。我说我备感荣幸,愧不敢当。虽然我兴奋得语无伦次,但这恰恰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几个星期后,我对媒体表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重点、加快速度,并将继续推进文化和业务转型。但我心里清楚,要实现高效领导,就必须搞清楚几个问题,并最终让所有在微软工作的人都搞清楚这些问题。微软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担任这个新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自问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问这些问题,不真实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延续之前的错误,甚至会失去真诚。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乃至每一个社会,在到达某一个点时,都应点击刷新——重新注入活力、重新激发生命力、重新组织并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如果这像点击浏览器上那个小小的“刷新”按钮那么简单就好了。当然,在时下这个持续更新和永远在线的技术时代,点击刷新是一个少见的创意,但只要做得正确,只要人和文化重建、再生了,那么结果就是复兴,比如体育专营,比如苹果,比如底特律。将来有一天,当脸谱网等成长型公司停止增长时,它们也需要点击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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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从头讲起,讲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首席执行官会首先问及诸如“为什么我们存在”这样的存在主义问题?为什么文化、信念和同理心等概念对我如此重要?言归正传,我父亲是一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公务员,我母亲是一名梵语学者。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求知欲和对历史的爱好等,也在母亲的呵护下,过着快乐、自信和没有遗憾的生活。母亲在家里任劳任怨,在大学课堂上也是兢兢业业,讲授印度的古代语言、文化和哲学。她让家里充满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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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早年的记忆里依旧满是母亲为维持职业和婚姻所做的种种努力,她是我生命中永恒的、坚定的力量。而父亲算是个传奇人物。他差点去了美国,那是一个代表着机遇的遥远地方;当时他获得的是富布赖特奖学金,准备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当他加入印度行政服务局(IAS)后,赴美求学的计划无疾而终,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甘地领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成为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理。对那一代人来说,加入公务员系统、成为一个新生国家的一部分是他们真正的梦想。1947年,英国向印度移交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本质上讲,印度行政服务局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旧制度的残留体系。那时,每年加入印度行政服务局的年轻专业人士只有100名左右,所以我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管理着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行政区。我小的时候,他在印度安得拉邦的很多行政区都担任过职务。我记得我们不停地搬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我成长在旧时殖民建筑里,有偌大的空间和很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我也成长在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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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的母亲尽职尽责,一方面努力维持着她的教职工作,另一方面照顾着家庭,做一个尽心的母亲和贤淑的妻子。在我6岁的时候,我5个月大的妹妹夭折了。这对我和我们的家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我母亲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妹妹的死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女儿,再加上要抚养我,还要工作,而我父亲又在异地,这对母亲来说压力太大了。她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这些,但我经常回想起她的故事,尤其是在当下技术行业众声喧哗的背景下。同所有人一样,她希望拥有这一切,而且她也应该拥有这一切。但她所处的职场文化,再加上当时印度的社会规范,使得她无法平衡家庭生活与职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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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行政服务局系统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亲都经历过激烈的竞争。有的父亲在通过令人痛苦的印度行政服务局的考试之后,就可以衣食无忧:再也不参加其他考试。但我的父亲不同,他认为通过印度行政服务局的考试只是参加其他更重要的考试的一个起点。他是一个典型的终身学习者。不过,与同时代大多数印度行政服务局系统的孩子相比,我的父母并没有给我施加那种强大的人生压力。我母亲走的是与所谓的“虎妈”截然不同的路线。她从不给我任何压力,只想让我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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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方式非常适合我。小时候,除了板球运动之外,我几乎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有一次,父亲在我的卧室里挂了一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作为回应,母亲在我的卧室里挂了一幅印度司掌财运的吉祥天女拉克希米的画像。这种信息对比非常明确:父亲希望激发我的求知欲,而母亲则希望我过得快乐,不拘泥于任何教条。我的反应呢?我唯一想挂的就是板球英雄、海得拉巴巨星M. L. 贾伊西姆哈(M. L. Jaisimha)的海报,他有一张帅气的娃娃脸,场上场下都十分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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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我既受到了父亲追求知识的热情的影响,也受到了母亲追求生活平衡的梦想的影响。而直到今天,板球依然是我的爱好。板球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在印度最为盛行。在海得拉巴上学时,我是学校板球队的成员;海得拉巴有板球传统,对板球充满热情。我是旋转投手,相当于棒球中以曲线球见长的投手。全球范围内,板球球迷约有25亿人,棒球球迷要少得多,只有约5亿人。板球和棒球都是优美的运动,都有着充满激情的球迷,都是优雅的、令人兴奋的复杂赛事。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在其小说《地之国》(Netherland)中对板球赛事之美进行了描述,11名球员协调一致地冲向击球手,然后又一次次地回到他们的起点,“一种重复或是肺部运动,就仿佛这片场地通过闪耀的选手进行呼吸”。如今,当我作为一名首席执行官思考如何打造成功的企业文化时,我会想起关于板球队的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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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的很多地方上过学,包括斯里加古兰、蒂鲁伯蒂、穆索里、德里和海得拉巴等。每个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比如穆索里,这是位于印度北部地区的一个城市,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海拔约6000英尺(约1800米)。每当我从贝尔维尤家中看到雷尼尔山时,就会想起儿时的楠达德维山和本德尔本杰山。我是在耶稣和玛利亚女修道院(Convent of Jesus and Mary)上的幼儿园,它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女子学校,但在幼儿园阶段也接纳男孩。到我15岁时,我们家不再搬来搬去,我读的是海得拉巴公立学校(Hyderabad Public School),这里有来自印度各地的寄宿生。感谢过去那些不断搬家的日子,让我学会很快适应新环境。海得拉巴是一个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海得拉巴还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远不像现在是一个拥有680万人口的大都市。当时,我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孟买以西、阿拉伯海以外的世界。海得拉巴这所寄宿学校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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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得拉巴公立学校,我分在那烂陀学院(Nalanda),又称蓝楼学院,它是以一所古老的佛教大学命名的。这是一所多元文化学校,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锡克教徒等都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在就读该校的学生中,有的来自社会精英家庭,有的来自内陆地区部族,但他们有奖学金支持。邦长的儿子和宝莱坞演员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我的舍友们来自印度不同的经济阶层。那是一种了不起的平等,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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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海得拉巴公立学校的校友,就可以了解这所学校的成功: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奥多比公司(Adobe)首席执行官;彭安杰(Ajay Singh Banga),万事达卡(MasterCard)首席执行官;赛义德·B. 阿里(SyedB. Ali),凯为网络(Cavium Networks)负责人;普雷姆·瓦特萨(Prem Watsa),多伦多枫信金融控股公司(FairfaxFinancial Holdings)创始人;以及很多议会领导人、电影明星、运动员、学者和作家等,都出自这所偏僻的小型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这所学校也并非以致力于提升学生成绩而著称。如果你喜欢学物理,那就学物理;如果你觉得科学过于乏味,想学历史,那就学历史。在这里,你感受不到那种强大的来自同龄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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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海得拉巴公立学校几年之后,父亲去了联合国驻曼谷的机构工作。他不放心我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他说:“我打算把你带出去,你得在曼谷的某所国际学校读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我说不行。于是,我继续待在海得拉巴。当时每个人都想:“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去?”但让我离开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板球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就读这所学校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些记忆,也给了我很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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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年级的时候,如果你问我有什么理想,我会说我要上一所普通大学,为海得拉巴板球队效力,并最终在银行谋一份差事。就这些。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工程师,也从未想过要去西方国家。母亲对我的这些计划感到满意。“这太好了,儿子!”她说。但父亲立刻采取行动。他说:“你必须离开海得拉巴,否则你会毁了自己。”当时看,这是一个好建议,但几乎没有人预料到海得拉巴会成为今天这样的技术中心。我很不愿意离开我的朋友圈子,但父亲是对的。我的抱负还只是停留在邦一级的层面上。我需要改变一下角度。板球是我的爱好,但计算机是紧随其后的爱好。在我15岁的时候,父亲从曼谷给我买了一台辛克莱ZX光谱(Sinclair ZX Spectrum)计算机套件。该套件采用的Z80 CPU(中央处理器)是由一名从英特尔离职的工程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发的;这名工程师原来在英特尔从事8080微处理器方面的开发,而讽刺的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正是利用该芯片编写的微软BASIC(一种给初学者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的原始版本。受Z80启发,我开始思考软件、工程乃至个人计算技术的普及化等问题。如果连印度一个小地方的孩子都可以学习编程,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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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能通过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当时,这所学院是印度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理想求学圣地。对于这一结果,从未在任何考试中失利的父亲觉得更多的是好笑而不是恼怒。幸运的是,我在工程学方面还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迈斯拉的伯拉理工学院(BIT Mesra),专业是机械工程;另一个是马尼帕尔理工学院(Manip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专业是电机工程。我选的是后者,因为从直觉上讲,电机工程更接近于计算机和软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学术上,马尼帕尔理工学院让我走上了一条通往硅谷并最终进入微软的道路。大学期间结交的朋友,个个充满创新精神,有活力,有抱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多年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桑尼维尔租了一栋房子,同住的就是来自马尼帕尔理工学院的8名同学,我们重温了大学期间的宿舍生活。但在体育上,我在马尼帕尔理工学院留下了太多遗憾。板球已经不再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为校队打过一次比赛,但之后就搁置了。计算机取代板球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尼帕尔理工学院,我专攻微电子学即集成电路,并学习制造计算机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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