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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要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认真想过。关于母亲的人生哲学,我有很多话要说。这种哲学影响到了我如何思考自己的未来和机遇。她始终认为,人要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并遵循自己的节奏。当你依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时,节奏就上来了。只要是你喜欢的事,用心去做,把它做好,而且保持正当的目标,生活就不会辜负你。这对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大学毕业后,我有机会前往孟买就读当地一所知名的工业工程学院。另外,我也申请了美国的几所大学。那时候,学生签证存在一些风险,不过坦白讲,我希望我被拒签。我根本不想离开印度。但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获得了签证,并再次面临选择:是留在印度攻读一个工业工程硕士学位,还是前往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攻读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当时我的一位好朋友正在威斯康星学习计算机科学,于是我决定也去威斯康星,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因为那是一个小的院系,教授倾力培养学生。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系主任瓦拉万(Vairavan)博士和我的硕士生导师侯赛尼(Hosseini)教授,他们向我灌输的理念是,在计算机科学中,不要追求那些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要致力于克服那些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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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让我在地图上指出密尔沃基的位置,我肯定做不到。但在1988年21岁生日的那天,我从新德里飞往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一位朋友在机场接上我,开车把我送到学校。我记得那里很安静,一切都很安静。密尔沃基是一个迷人而质朴的地方。我当时就想,天哪,这真是人间天堂。那是一个夏天,一个美丽的夏天,我在美国的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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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去冬来。对一个来自印度南部的人来说,威斯康星的寒冬是不容小觑的。那个时候我还吸烟,而所有的吸烟者都必须到室外吸。学生们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印度学生无法忍受这种严寒,于是我们就戒烟了。然后,我的中国朋友也戒了。但俄罗斯人不怕严寒,他们仍然到室外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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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所有孩子一样,我也会想家。不过,美国是个热情友好的国家。在其他任何地方,我认为我都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而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美国公民。回过头来看,我想我的故事可能会给人一种步步规划的感觉。一个印度公务员的儿子,通过努力获得工程学位,移民美国,并在技术领域获得成功。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与固化思维下的想象不同,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我读的不是顶尖的印度理工学院,如今该学院已成为打造硅谷精英的代名词。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美国才有机会证明自己,而不会受毕业学校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的移民还是将来的移民,我觉得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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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的好运气也源于翻天覆地的若干变革: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美国民权运动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全球的技术大繁荣。印度独立后大规模加大教育投资,让印度国民大受裨益,我就是一个例子。在美国,1965年的《移民及归化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废止了国家配额的限制,使得技术人才有机会移民美国,并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此之前,每年只有大约100名印度人被允许移民美国。历史学家特德·威德默(Ted Widmer)在移民法案通过50周年之际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指出该法案让大约5900万人移民美国。但这一移民潮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该法案优先考虑的是那些接受过技术训练的人,以及家人已在美国的移民。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收到了这份大礼。正是这些运动,让我这样一个拥有软件技能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技术繁荣之前来到美国,说起来就像是中了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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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康星的第一个学期,我学习图像处理和LISP(列表处理语言),前者是一门计算机体系结构课,后者是最悠久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一开始的作业任务就是庞大的编程项目。我可以写一些代码,但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不是一名熟练的编码员。我知道在美国的刻板印象中,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天生都擅长编码,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起步的过程。布置下来的任务,基本就是写代码。这对我来说很难,但必须迅速跟上。一旦下定决心去做,结果就很惊人了。我很早就知道微型计算机将会改变世界,而起初我以为这可能就是开发芯片。我的大部分大学朋友都从事芯片设计工作,服务的也都是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大公司,比如明导国际(Mentor Graphics)、新思科技(Synopsys)和瞻博网络(Junip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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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方面,我尤感兴趣。本质上看,它讲的是如何在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以及限定时间下快速做出决策。我重点关注的是一个计算机科学难题:图着色。我说的可不是用彩笔给图着色。图着色是计算复杂性理论的一部分,你需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将标签即传统意义上的颜色分配到图的各个图元。不妨设想一下:给美国地图着色,要求相邻的州不能用同一颜色标示。那么,要完成这一任务,你最少需要多少种颜色?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多项式时间下或NP完全(NP-complete)下,探求完成复杂图着色的最佳启发法。换句话说,我如何以一种又快又好的方式(但未必是最优方式)解决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问题?我们是应该竭尽所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一直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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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计算机科学之所以能深深吸引我,是因为它展示了今天计算机工作的极限。由此,我迷上了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艾伦·图灵(Alan Turing),同时也迷上了量子计算。关于量子计算,在后面讨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我会展开论述。你可以想象,这对首席执行官是极好的训练,即在限定条件下实现敏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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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威斯康星完成了我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课程,期间甚至还谋了一份差事,在一家被微软称为“独立软件供应商”的公司就职。在写硕士论文期间,我还为甲骨文数据库开发相关应用。我擅长关系代数,精通数据库和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编程。20世纪90年代初,技术正从UNIX(一种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工作站的字符或文本模式转向Windows等图形用户界面。我当时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微软,因为我们从未用过个人计算机。我关注的重点是功能更强大的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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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0年我离开密尔沃基前往硅谷,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工作。太阳微系统公司是工作站之王,而工作站也是微软曾致力开发的市场。该公司拥有很多高级人才,包括创始人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和比尔·乔伊(Bill Joy);Java(一种面向对象编程语言)发明人詹姆斯·高斯林(JamesGosling);曾在微软负责软件开发的副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施密特离开微软后去了网威(Novell),后又负责谷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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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太阳微系统公司的两年是计算机业务大转折的两年。当时,太阳微系统公司艳羡微软的Windows图形用户界面,而微软则艳羡太阳微系统公司优美、强大的32位工作站和操作系统。我再一次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方。太阳微系统公司让我开发电子邮件工具等桌面软件。后来,我被派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与莲花公司(Lotus)一道,将该公司的电子表格软件接入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工作站。接着,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每隔几个月,太阳微系统公司都想采取一种新的图形用户界面策略。这意味着我要不断地修改我的程序,而公司方面的解释也越来越没有意义。我意识到,尽管有着非凡的领导层和卓越能力,但是太阳微系统公司难以建立和坚持一个清晰的软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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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2年时,我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想从事能够改变世界的软件工作。我也想重回研究生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而且,我想念安努,我想娶她,想带她来美国,那时她在马尼帕尔攻读建筑学学位课程。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我们开始筹划她来美国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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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前一样,我没有任何总体规划。但某天下午,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打来的电话,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又到点击刷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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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太平洋西北地区。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首次来到微软园区,进入一栋并不起眼的办公楼;这栋办公楼的命名也缺乏想象力,叫22号楼。楼的周边是高耸的花旗松,即便从毗邻的华盛顿州520号公路望去,仍难窥其貌,而这条公路最知名的就是有一座连接西雅图和雷德蒙德的浮桥。那是1992年,微软的股价刚刚开始呈现大幅上涨趋势,但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走在大街上还不会被人认出。那时,Windows 3.1刚刚发布,为Windows 95和更宏大的消费技术产品奠定了基础。索尼(Sony)引入CD-ROM(紧凑型光盘只读储存器);全球第一个网站启动时,距离互联网成为时代浪潮尚有两年的时间。梯希爱(TCI)引入数字有线,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批准数字无线电。从图表上看,个人计算机销量开始呈现急剧增长趋势。现在回过头来看,再也没有比那时候更好的时机了。资源、人才和愿景都已具备,且将引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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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到威斯康星的研究生院,到硅谷的太阳微系统公司,再到雷德蒙德,这就是我的人生之旅。在那个夏天,25岁的我成为微软的一名员工,从事Windows NT方面的工作。Windows NT是一个32位操作系统,旨在将公司广受欢迎的消费者程序扩展到更强大的商业系统中。几年之后,Windows NT成为未来Windows版本的中坚。即便是今天的Windows版本——Windows 10也是建立在Windows NT的原始架构之上。我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工作时就已听过WindowsNT,但从未用过。我的一名同事参加过微软的一次会议,见过微软向开发者展示的Windows NT。他回来后跟我提到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我得认真考虑一下了。我希望在一个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地方工作。我是由理查德·泰特和杰夫·特珀(Jeff Teper)招入微软的,当时他们想找一个懂UNIX和32位操作系统的人。我那时还不太确定微软会不会要我。我真正想去的是商学院。我知道管理会与我接受的工程训练形成互补,而且我还想转行到投行业。我已经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注册了全日制课程,但特珀说:“你必须立即加入我们。”我决定两者兼顾。我可以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课程转为非全日制课程,但从未告诉任何人我会在周末飞去芝加哥。两年之后,我完成了我的MBA课程,我很高兴能做到这一点。工作日,我带着沉重的康柏电脑飞往美国各地拜访客户,这些客户通常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如佐治亚太平洋和美孚(Mobil)等公司,说服他们使用我们推出的新的、更强劲的和更高级的操作系统。在芝加哥,我报了高级财务课,更多的是学习数学而非工程学。我的老师包括史蒂夫·卡普兰(Steven Kaplan)、马文·佐尼斯(Marvin Zonis),以及其他很多有着传奇色彩的教职人员,他们讲授的策略、财务和领导力课程影响了我的思维以及我对知识的追求。在微软的日子是令人兴奋的。加入公司不久之后,我就见到了史蒂夫·鲍尔默,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来到我的办公室,然后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击掌方式庆祝我离开太阳微系统公司并加入微软。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这些年来,我们还进行了很多这样有趣的和令人愉悦的谈话。那时,公司中有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充满了能量。天空是极限,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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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dows NT团队工作几年之后,我加入了由多才多艺的内森·米霍尔德(Nathan Myhrvold)建立的一个先进技术团队。聚集了里克·拉希德(Rick Rashid)和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等顶尖人才的微软正着力打造自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RC)成立以来的最强大技术团队,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被誉为硅谷的创新中心。我很高兴能被调入这个团队,并担任一个代号为“虎服务器”(Tiger Server)的项目的产品经理。这是一个开发视频点播(VOD)服务的重点项目。多年之后,有线公司才开始提供支持视频点播的技术和业务模式,网飞(Netflix)才将视频流打造成为主流。幸运的是,我就住在微软园区附近。这一神奇的宽带基础设施让我们的视频点播试验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远在该技术商用化之前的1994年,我已经可以在当时居住的小公寓使用视频点播服务。我们只有15部影片,但我记得我看了无数遍。正当我们团队准备通过全交换异步传输模式(ATM)网络将“虎服务器”接入家庭时,突然发现我们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因为互联网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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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力投入工作,但我的内心还是充满混乱。加入微软之前我回过一次印度,当时我和安努已经决定结婚。我知道安努是我生命的全部。她父亲和我父亲是一起加入印度行政服务局的,而我们两家也是朋友。实际上,安努的父亲和我在板球上有着相同的爱好,我们在这方面有着说不完的话,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在中学和大学时,他都是校队的队长。至于我是在什么时候爱上安努的,就像计算机科学家所称的NP完全问题一样,我想过很多的时间节点和地点,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换句话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两家走得很近,社交圈子是一样的。我俩小时候就在一起玩,上的同一所学校。我家里那只讨人喜欢的狗是安努家里的狗生的。但我到美国之后,就和安努失去了联系。有一次我回印度时,我们再次相见。那时她在马尼帕尔读建筑学,是大学最后一年,并在新德里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们两家一起聚餐,就在那个晚上,我比以往更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世界观,对未来也有共同的梦想。在很多方面,她的家人已经是我的家人,而我的家人也已经是她的家人。第二天,我让她带我去一家眼镜店,因为我想修一下我的眼镜。见面之后,我们在附近的洛迪花园(Lodi Gardens)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洛迪花园是一个古建筑遗址,现在很受游客欢迎。作为一名学建筑的学生,安努很喜欢德里的历史遗址。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一起参观遗址。所有这些遗址,我小时候都已经看过了,但这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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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潘达拉路停下来吃饭,在国家戏剧学院尽情游玩,在可汗市场的书店买书。我们已经坠入爱河。1992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葱翠的洛迪花园,我向安努求婚。谢天谢地,安努答应了我。我们回到胡马雍路安努的住处,告诉她母亲这个消息。在两个月之后的12月,我们结婚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移民问题很快就成了我们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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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安努攻读建筑学学位的最后一年。我们的计划是等她完成剩余课程就到雷德蒙德与我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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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也就是在她完成学业的最后一个假期,安努申请了赴美签证。但她被拒签了,因为她嫁给了美国的一个永久居民。安努的父亲拜会了美国驻新德里总领事,并向他表示美国的签证政策有悖美国坚守的家庭价值观。基于他的说服力和美国总领事的善意,安努拿到了短期旅游签证,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假期结束后,她回到印度,回到校园,继续完成剩余课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基于美国的签证政策,安努重赴美国之路将会异常艰难。微软的移民律师告诉我,在现行规定下,安努需要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美国。我准备辞掉微软的工作,返回印度。但我们的律师艾拉·鲁宾斯坦(Ira Rubinstein)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嗨,或许你可以放弃你的绿卡,转而申请H1B签证。”他的建议是,我放弃永久居留权,然后重新申请临时的专业人员签证。如果你看过杰拉尔·德帕迪约(Gerard Depardieu)的影片《绿卡情缘》(Green Card),你就会知道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那为什么我要放弃别人梦寐以求的绿卡,转而寻求临时身份呢?按照H1B签证的规定,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在美国工作,其配偶就可以来美国。这就是这部移民法有悖常理的地方所在。我没有其他办法。安努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样一来,我的决定就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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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我去了位于新德里的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穿过漫长的等待签证的人群,告诉工作人员我要归还我的绿卡,然后申请H1B签证。他完全愣住了。“为什么?”他问。我向他讲述了这个荒唐的移民政策。他摇了摇头,然后给了我一张新表格。“填一下。”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去申请H1B签证。一切都出奇的顺利。安努随我来到西雅图。在那里,我们将建立一个家庭,开始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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