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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们还讨论合理分配免费券的方案，商议相互避开住宅区域，以免大多数免费券都落在孩子们的手中，但是要抓住商业区、办公楼和大学校园。“别在地痞流氓或者小男孩面前发放免费券，但也不要过分吝啬，要让公众觉得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圣诞老人。”尽管有位推销员提到“女速记员和簿记员是值得重视的可口可乐消费者”，但是，除了认为妇女是劳动力队伍中的一支力量外，没有人认定她们是可口可乐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为了防止伪造，200万张免费券全部由德国一家公司采用平版印刷技术制作。即便如此，许多冷饮柜的店主还是允许用可口可乐的免费券兑换别的软饮料。推销员杜绝此类事件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一些新奇的小物品（比如袖珍餐刀或者手表链）贿赂冷饮柜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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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鲁滨逊在1903年的会议上也发言了，但他的演讲缺乏像萨姆・多布斯那样鼓舞人心的话语，而只是强调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如何督促推销员记下冒牌可口可乐的名称。鲁滨逊还提到，他订购的“高级、美观、昂贵的广告宣传品”应该恰当地摆放，“一幅价值1美元的大幅平版画不应该放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或者任凭分销商随意处置”。他这样警醒大家是有道理的，因为与那些华丽的16色艺术品比起来，即使是现代印刷品也相当逊色。鲁滨逊骄傲且略显激动地说，他已经在各大火车站安置了650幅大型平版广告，“在费城和芝加哥，大型的油布广告牌是如此显眼和众多……以至于给人们留下了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一座城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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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末的时候，推销员全被彻底洗脑了。可口可乐是“来自天堂的解渴佳品，”一位员工热情洋溢地说，“是上帝赐给太阳炙烤下的地球的恩泽”。另外一个发言者建议，推销员应该把自己当作世俗宗教的传播者，像“到异国的传教士”一样去传授“可口可乐教义”，可口可乐人一定是“精力充沛、实际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沃伦・坎德勒主教也几次亲临讨论会，带领大家做完早间祈祷之后再开始开会。周末，沃伦和阿萨一起带领大家演唱催人奋进的歌曲《基督教战士向前进》，从而结束整个一周的研讨活动。正如后来出版的会议记录所述：“这次会议……自始至终，与会者都倾注了不同寻常的认真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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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主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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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主教不是简单地给哥哥帮忙，因为他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和宗教这对孪生的道德天使。1888年，他帮助可口可乐在纳什维尔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自己也因此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沃伦和阿萨・坎德勒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价值观和金钱观。与阿萨相比，主教更像一位智者，他凭借个人的魅力、著述和布道，执掌卫理公会教派的南部支脉长达30年之久。霍华德・坎德勒形容叔叔沃伦是“个子矮小、身材如桶一般的人”，性格上“容易激动，固执己见”。主教的儿子把父亲比喻成一头斗牛犬。这个好争辩、自以为是的小个子男人喜欢激烈的辩论，他的保守观点也常常给他以辩解的机会——他经常和“佐治亚州背弃人民党”的煽动政客汤姆・沃特森一起争论，汤姆经常说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说客……假装虔诚，自认为正义和真理都在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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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深信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在1904年出版的《伟大的复兴与伟大的共和国》一书中，声称美国注定要成为全世界的领袖，因为这个国家信仰复兴运动：“天主教造就了今天的南美和南欧，新教造就了今天的英国、德国、荷兰和北美。”换句话说，上帝站在美国这一边；至少，当美国人创造财富时，上帝会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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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主教积极拥护信仰复兴，他最强有力的观点之一是，复兴信仰有助于维持社会现状和防止劳工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他说：“如果劳工来自欧洲大陆未受基督教教化的群体，那么他们所在的行业就最容易出现劳资纷争。”最后，他强调指出，在工业时代，牧师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在平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推迟甚至阻止工业中出现极端无序的状态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么说都不算过分。”沃伦・坎德勒家长式的作风和保守的观点得到了其哥哥阿萨的附和。阿萨在可口可乐公司推行反公会主义的政策，因此，亚特兰大公司的员工从来就没有结成过任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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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主教顺理成章地认为，有必要派遣传教士去传播新教教义，广为宣讲工业稳定发展的好处。“为了确保贸易的公平和商人的安全，”坎德勒主教写道，“传教士的工作必须走在国际商务活动的前面。”他亲自把福音书送到韩国和墨西哥，但是他最钟爱的国家还是古巴。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开辟了一片完美的新天地——古巴，一个饱受穷苦、充满压制的天主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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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年末，美西战争要结束的时候，沃伦・坎德勒乘船到了古巴，他后来又陆续访问过古巴20次。在出访归来的路上，他满腔热忱地说，古巴是“离我们最近、需求最迫切、条件最成熟的传教地”。第二年，他协助成立了坎德勒学院，这实际上是由阿萨创建的一所古巴卫理公会教派学校。沃伦为此解释道：“我们可以断定，贸易往来将沿着由教化打开并不断掘进的通道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是一致的。”听到沃伦关于古巴是“成熟地域”的评价后，阿萨于1899年5月迅速在古巴征募了一位名叫何赛・帕雷哈的酒商，作为可口可乐在哈瓦那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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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巴并不是可口可乐打入的第一个国外市场。189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就已经销往加拿大、夏威夷和墨西哥了。1900年夏季，当霍华德・坎德勒去英格兰的时候，随身携带了1加仑可口可乐糖浆。他欣喜地发现，美国人约翰・拉夫斯在伦敦经营着一家新式冷饮店。拉夫斯卖完了这1加仑糖浆后，又从可口可乐公司费城分公司订购了更多的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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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浮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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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狂躁不安的阿萨・坎德勒写信给当时正在伦敦的霍华德，憧憬可口可乐成为世界软饮料霸主的那一天。虽然他在任期间没有实现这一幻想，但他确实是个不错的预言家。“我打算让你和你哥哥去分管某些重要区域。”他写道。他要求霍华德“谨慎地审视欧洲的形势”，并让巴迪（即小阿萨）负责制定在亚洲的经营战略，这大概是考虑到巴迪在西海岸的优势的原因。“我们必须共同制定宏伟的蓝图。”第二年，坎德勒向一位记者吹嘘：“可口可乐正海运至伦敦、柏林、加拿大和火奴鲁鲁，并且开始在古巴、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的金斯敦等地大量销售。”事实上，除了加拿大和古巴以外，其他地方的销售总量可以忽略不计。可口可乐主要是通过纽约和费城的经销商销售。经销商们担心公司会越过他们直接销售产品，所以不愿意告诉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人员真正的消费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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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坎德勒喜欢为他的孩子们勾画这些“宏伟的蓝图”，可他的身体却日渐衰弱。1901年，坎德勒写道：“我几近绝望地意识到，我的重要性只限于捍卫我的同代人的利益。我只有把可口可乐公司交给我的儿子们了，希望上帝保佑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第二年，年仅51岁的坎德勒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却好像行将就木一样。“最多再过几年，我就不得不坐着等待死神把我带走，仿佛等街道清洁员扫走的垃圾一般，”他哀叹道，“近两周来，我一直感觉很不好。现在我的头又疼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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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越来越不能适应逐渐做大的生意了。虽然财富积累的速度快于他花钱的速度，但他仍然对公司的广告和劳务支出惊诧不已。1901年年初，他抱怨说：“我们的发展规模太大，要开支的地方太多，花钱简直就像流水一样。”那时，公司的现金盈余有20万美元，还拥有净值高达71000美元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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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也跟不上可口可乐潜在市场的发展需要。坎德勒继续怀揣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梦想，认为可口可乐必须是高档冷饮料，坚决抵制平民化的瓶装潮流，主张“我们绝不能向低级和廉价的场所提供可口可乐”。他还不愿意接受汽车。1902年，在抱怨纽约办公室的自力推动车遇到的一些机械故障时，他表示对“这类器械”没有信心，并补充说：“就像自行车一样，汽车也不过是一种时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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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马拉的车子根本就算不上是风尚。事实上，它正是坎德勒所代表的那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最恰当的象征。1901年，《亚特兰大宪政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我们的新朋友——汽车——正象征着这个动荡年代稀奇古怪的精神，它似乎已经演化为我们国民生活的一种传统。”每个美国人似乎都在“不停地寻找一些节省时间的新方法，生活尽可能简单化，甚至消遣娱乐活动也是以耗力、紧张和让人精神疲惫的方式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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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坎德勒读到了这篇社论，他一定会认为这篇文章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我是如此习惯于忙忙碌碌的生活，”他写道，“以至于我好像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下来。”当有人礼貌地请坎德勒下次闲暇时听他说点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厉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我这么忙，你能有什么事情？”在坎德勒的成功中没有一点安宁，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受害者。虽然广告宣传说可口可乐能快速补充能量，立即让人放松，但可口可乐并没有减轻坎德勒的痛苦。实际上，可口可乐是现代美国人试图把娱乐“打包消费”的一种标志。正如社论所暗示的那样，甚至连娱乐都变得紧张起来。坎德勒的侄子写道，美国文化中的“狂热”表现为“匆忙和奋斗”，这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这种方便提神的饮料需求量会快速增长。但对于那些包括他叔叔在内的商人来说，这种饮料却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坎德勒只懂得工作的好处，却不能成为休闲一族的成员。数年前，他剪报收集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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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忙碌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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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超越才能有神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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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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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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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萨・坎德勒胜过了别人，但他却没有神仙那样的体会，因为他一直受着胃病的折磨。为了寻求宽慰，他认真地打印了霍桑的一句名言：“世界前进的全部动力都归功于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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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依旧源源不断地向坎德勒涌来。他成立了坎德勒投资公司，并开始在亚特兰大购置房地产。1904年8月，他目睹了坎德勒大厦的奠基工作。亚特兰大这幢17层高的摩天大楼成了美国新南方的护身符。1906年1月4日，身着优雅礼服的女士们和西服三件套装的先生们应邀前来参观这件即将完工的作品。它有6部电梯、极富艺术性的滴水嘴、抛光效果极佳的大理石、桃花心木和黄铜制品以及璀璨耀眼的水晶装饰灯。大厦第一层是坎德勒新近组建的银行——中央储蓄和信托公司。永恒和不朽就在这里。在大厦的奠基石上，坎德勒安放了一个铜盒子，里面装着他的照片和一瓶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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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下来的那个月，仿佛上帝存心捉弄阿萨・坎德勒似的，一场猛烈的大风暴从建筑上扯落了一块巨大的玻璃窗，掉在桃树街中心，砸得粉碎。坎德勒为此烦躁不安，他写道：“我的朋友也常常是我的敌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甚至连上帝都可能已经抛弃他了。“上帝已经明确昭示我，他有能力带我安全度过危险地带——可惜我不相信他，所以会迷失方向。”为了追求不朽的声名，坎德勒在堪萨斯州、巴尔的摩和纽约城都购置了摩天大楼，全部命名为“坎德勒大厦”，誓将他的名字和事迹弘扬全国。纽约坎德勒大厦紧邻时代广场，面朝西42大街，高达25层，价值200万美元，所有房间门把手、电梯门和邮箱上都铸有坎德勒的盾徽。因为注重细节和从小处节约，他还特别规定了电灯泡的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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