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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37年12月，立法大会否决了软饮料税。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州长埃利斯・阿纳尔请求立法机关给予软饮料公司特别的税收优待，并请求通过未决的宪法修正案，允许免征外国公司的无形资产税。表决没有任何异议，全票通过。州长指出：“有益于可口可乐公司，就有益于佐治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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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再三陷入税务纠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1939年他决定将可口可乐公司交给阿瑟・阿克林。阿克林以前在美国国内收入署工作，他并不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尤其是因为伍德拉夫明显没有放弃任何权力的打算，因为他将担任执行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伍德拉夫就可以避开公众的视线，这正是他所喜欢的，而让那些官僚们处理日常的管理事务。除此以外，伍德拉夫怀疑美国最终会参与二战——这次他又如以往一样目光远大——因此，阿克林在政府的人脉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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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裁，伍德拉夫迅速而秘密地采取行动，以保证可口可乐的原料供应，因为可口可乐的成分一直是公众争议的焦点。美国立法机构于1927年通过了一项法案，除了医学目的以外，严禁以任何理由进口古柯叶。这实际上并没有对可口可乐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公司使用的是萃取了可卡因之后的古柯叶。问题是，可口可乐消费的叶子远远大于医生所需要的可卡因。到1931年，可口可乐每年要使用20万磅的古柯叶。迫于来自伍德拉夫的压力，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苦心想出了一条允许额外进口古柯叶的法案，条件是由此产生的可卡因将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费用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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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考虑加入《日内瓦公约》，这就要求只能出于医学和科学目的进口古柯叶。另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是一个积极反对服用麻醉品的主管，他对可口可乐的5号商品的成分表示怀疑。形势变得非常不明朗，此事不能交由政治家来处置。罗伯特・伍德拉夫秘密飞往秘鲁，在那里，他积极筹备在利马修建一家提取古柯叶中可卡因的工厂。到1937年秋天，所有设备均已备妥，尽管事实证明这一切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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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关注古柯叶局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关系到他的海外业务。1930年，他组建了可口可乐出口公司，以此取代原来的海外部。在接下来的整个十年中，可口可乐已经建立起来的海外前哨逐渐壮大，很多新的国家也陆续加入，诸如库拉索、爪哇、特立尼达这样的小岛，还有一些大的国家和地区，如牙买加、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挪威、丹麦、秘鲁、玻利维亚、智利、瑞士、澳大利亚、奥地利、新西兰以及南非。随着海外销售额的增长，伍德拉夫决定在世界范围内修建工厂，用以生产浓缩产品。那样的话，只用出口秘密的调味成分7X和商品5号（古柯和可乐汁）就行了。1935年，美国麻醉药品局规定，出口商品5号是违法的，但是进口完整的古柯叶以及在政府的直接监督下萃取可卡因又是完全合法的，只有政府的官员才可以理解这中间的逻辑。通过疏通微妙的关系（包括谨慎地处理对抗麻醉药品组织的资金支持），公司成功地游说政府于1937年撤销了上述规定。另外，伍德拉夫在秘鲁的工厂也变得不可或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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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伍德拉夫开始寻找关系渠道帮助他进口古柯叶，为自己与华盛顿政府的磋商牵线搭桥，并且帮助他为可口可乐慈善事业寻找最合适、最有用的目标。他找到了拉尔夫・海斯。海斯十分谦恭，人脉资源丰富，并且足智多谋。他是美国战争部部长（战争部是国防部之前身）牛顿・贝克的前任助手，还被认为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能保守秘密的人之一。在贝克退休之后，这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当上了纽约社区信托基金会会长，该协会是第一批非营利基金会之一。通过结识恰当的人，海斯1967年退休前为该组织筹集了超过1.75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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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伍德拉夫1932年结识海斯的时候，立刻就被这个孤独、文雅的单身男人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伍德拉夫取代牛顿・贝克的地位成了海斯的“继父”。伍德拉夫沉默寡言并且缺乏语言方面的知识，而海斯酷爱读书，他撰写了长长的、诙谐的并且有深刻见解的信件，信中随处可见莎士比亚的名言。他很喜欢在晚餐过后发表演讲，并且热衷于参加所有聚会，而这些聚会是伍德拉夫避之不及的。在接下来的35年间，海斯一直在幕后工作，做伍德拉夫的外交官、说客、临时发言人以及演讲稿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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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和法利的旅行推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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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能够应付美国政府的轻微挑衅行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世界各国进行同样的抗争却实在让人头疼。古巴扣留了一大批进口的咖啡因；德国健康当局也抗议古柯叶的含量；墨西哥官员要求先取得配方，然后再允许浓缩产品进入该国；在秘鲁，可乐-苏打公司员工抗议美国公司企图垄断“可乐”一词的使用，因为在那个时候，古柯叶实际上是秘鲁的。来自外国的不幸事件似乎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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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与这些国家抗衡，可口可乐出口公司雇用了斯蒂芬・拉达斯，他是希腊人，擅长处理国外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方面的事务。在接下来的25年里，拉达斯与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团队一起协作，共同策划全球战略。1940年，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说客本・奥勒特（他与拉尔夫・海斯一起，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不管是公司需要减轻舆论压力还是需要外交援助，他们都会出现）。本・奥勒特建议公司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往来于各个国家之间，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奔向哪里。结果，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佐治亚州乡村律师——罗伊・斯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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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塔布斯为了可口可乐在全球来回奔波。他写道：“我成了一位‘法律熟练工’，往来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东各个是非之地。”当斯塔布斯开始他的新工作时，他已经55岁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价的员工。他将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研究汇编成令人难忘的系列丛书，一个国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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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处理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注册事宜。最终，墨西哥政府同意公司不公布配方。在那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西班牙语。随后，他像一阵风一样飘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潜在的市场，并且面试了当地的专利权律师，试图找到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背景的长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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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发现，他自己必须适应拉丁美洲人慵懒的生活方式。在拉丁美洲，律师们通常上午11
:00左右就开始在办公室里闲逛，中午要离开办公室回家吃饭，工作断断续续，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就像伍德拉夫从佐治亚州派出去的许多使者一样，斯塔布斯也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但是他对异域文化异常敏感。斯塔布斯在1941年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律师写信时说：“在这里，开始做一件事情会花费无限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国家，这些冗长的官文和拖拖拉拉的事情通常20分钟就可以办完。你必须告诉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告诉他们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要告诉他们正确的做事方式——所有的这一切都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他们完全不欣赏我们的理念。而且，不要妄想你能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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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承认，外国人通常认为美国人骄傲自大而且令人讨厌，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写道：“美国人往往傲视群雄，却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日渐衰落，他们成天都在想象着自己是多么聪明。”斯塔布斯没有犯那样的错误，他很快就真正尊敬他的拉丁美洲同事们了，他们重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的是时间去讲究“社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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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塔布斯开始在拉丁美洲搜寻法律人才的同时，詹姆斯・法利首次正式友好访问了可口可乐公司。“大吉姆”法利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邮政管理局局长，他策划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但是，1940年罗斯福总统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时，法利却与之公然决裂了。罗伯特・伍德拉夫看到了这个机会，便雇请法利担任临时设置的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很快，他又派法利以访问官员的身份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出访拉丁美洲。他每天的旅行指南就是《纽约时报》。法利是随后历任美国总统的朋友。在接下来的35年里，他是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的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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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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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塔布斯和法利在外国辩解与饮料有关的健康问题时，类似的问题也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复苏而突然出现在美国。1934年，达西神情沮丧地告诉他的广告策划同事：“这股浪潮是和我们完全敌对的。”随着消费者运动的日渐深入，有关软饮料里的可卡因含量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的传闻浮出了水面。除了健康问题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宏观局势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都给大的商业机会主义带来了危机。1935年出版的《掠夺中的伙伴》一书的副标题就警告大家注意“商业专政”，此书的作者大肆滥用可口可乐，指出这种价值一个镍币的饮料成本仅仅是半美分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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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执政期间，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FDA）食品管理部的官员们不得不回复成批的信件。学校官员和关切此事的父母们询问这种饮料是否有害于孩子们的健康，因为孩子们都对可口可乐充满了“盲目的热情”，常常是一饮而尽。一位老年妇女颤抖着双手询问可口可乐是否含有麻醉药，因为她的孙子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系统”，而可口可乐正使得她的孙子更加兴奋。一个来自盐湖城的女人写信，强烈要求禁止生产可口可乐。几位作家很想知道，可口可乐里是否含有人造肥料——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奇怪，因为咖啡因的确可以用鸟或蝙蝠的粪便来合成。外界一直谣传，同时服用可口可乐和阿司匹林会让人很“兴奋”，或者相当于壮阳药，所以有人写信询问，后果真是这样吗？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妇女抱怨额外的“配料”，因为她发现她的饮料里有一只很大的蜘蛛。她痛苦地写道：“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我胃里有毒。”后来，有一封信精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每个人都说‘不要喝了’，但我注意到，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照喝不误。我喜欢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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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的立法者和公众需要促使FDA官员定期往来于梅伍德和新泽西州之间，然后突然袭击梅伍德化学公司。梅伍德化学公司就是原来的谢菲尔生物碱公司，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它是美国唯一为可口可乐公司生产萃取了可卡因的古柯叶的公司。虽然每瓶饮料里的可卡因含量相当于0.0012毫克芽子碱，但是每一次对商品5号进行的严格化学分析都没有找到一点线索。这种生物碱是一种隐匿的可卡因派生物，据目前所知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这不是个问题，尤其是含量如此之小，更不足以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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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口可乐公司的官员总是对FDA过度殷勤。到1939年，殷勤已经完全演变为阿谀奉承了。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消费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于是，在前一年（1938年），国会通过了一条有关天然食品、麻醉药和化妆品的苛刻法案，要求所有食品和饮料必须将其成分列明在商标上，这使得整个软饮料行业一片哗然。可口可乐公司尤其反对标记成分，因为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公布其咖啡因的含量，而这正是伍德拉夫最忌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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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海斯和本・奥勒特友好地拜访FDA的邓巴博士，但却无法使他动摇，于是，公司重新召集他们的瓶装商，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游说团。接着，立法者和国家健康局官员的信件源源不断地涌到FDA，要求撤销对软饮料的含量标记要求。十一月份，美国碳酸饮料瓶装商协会的九个成员，包括哈里森・琼斯在内，与FDA官员会谈，抱怨这部法律的实施将使整个行业损失大约8000万美元，因为他们必须更换库存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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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预见，哈里森・琼斯在这次会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声称，标记含量的要求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和欺诈行为的增长，因为假冒可乐也能合法地声称拥有相同的基本成分。为了强调他的观点，琼斯解释说，可口可乐瓶子的外形是非常神圣的，并且不能改变——可口可乐也不能列示成分含量。他用戏剧般的声音吟诵道：“人们一天要握它1800万次。即使盲人也能识别出可口可乐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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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屈服了，准予暂时免除标注要求，让软饮料行业有充分的时间获得一个适当的“身份标准”。一旦这样的标准是合适的——详细说明可允许的碳酸饱和度、咖啡因的数量以及酸度和甜度——标注也许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消费者能够自行查阅有关标准。饮料行业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标准，他们设法延长这“暂时性”的豁免期限。起先，他们用二战爆发作为借口。多年来，虽然消费者一直都在向FDA抱怨可口可乐没有明确说明咖啡因的含量，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1966年，身份标准得以最终确立，但是公众并未发现有什么区别，因为可口可乐商标上仍然没有成分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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