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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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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想把已经瓶装好的可口可乐成品直接出口。但是尽管他们有特权，却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军需物质运输的优先权。在1942年国家广播公司的一则广播中，马丁・阿格龙斯基批评说，当澳大利亚急需枪炮和飞机的时候，大规模运输到那里的却是可口可乐。由于后勤和媒体都持反对态度，公司员工们设计出了另一套方案：仿照美军使用脱水食物的方式。为什么不能只出口可口可乐浓缩液，然后在海外瓶装呢？在前线设立瓶装厂不切实际，那为什么不能出口便携式的苏打冷饮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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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司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一个月就开始尝试这些想法。阿尔伯特・戴维斯被派到冰岛雷克雅未克，为正在建设的空军基地灌装可乐。戴维斯使用符号语言，这体现了一支古代美国南方军队沉默的神秘感。1942年5月，当地瓶装商将首批碳酸饮料卖给了军队，同月，阿格龙斯基的抱怨也在NBC播出了。最初，纳粹支持者和当地居民都十分怀疑这种美国饮料，因为他们憎恶占领区内美国兵的胡作非为，但是可口可乐很快就证明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可口可乐之前在冰岛不为人所知，后来，首相要求将一半的甜饮料配发给平民，大家都觉得可口可乐非常可口而提神（Heilnaemt og Hressandi），这种饮料才开始流行起来。今天，可口可乐在冰岛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446瓶，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还超过了美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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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是首批随军的248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之一。尔后，这批人随军辗转，从新几内亚丛林到法国里维拉那的军官俱乐部，一共卖了100亿瓶可口可乐。除了地球南北极以外，可口可乐在战时建立了64家瓶装厂。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的冒险经历将成为公司的传奇故事，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在战后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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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起见，美国军方授予这些可口可乐代表“技术观察员”的假军职，这个名称是一战期间创造出来的。在二战期间，查尔斯・林德伯格（林白）曾经一度作为美国飞机公司的技术观察员。把后方生产可口可乐的工厂与修理飞机坦克的军人相提并论，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表们穿着美军制服，肩章上印有“T.O.”字样英文“技术观察员”的首字母缩写词。每一个可口可乐人得到的军衔都与其在公司的薪资相称，他们因此而被称为“可口可乐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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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口可乐技术观察员被免除了兵役，几乎不会面临任何真正的危险，与其他普通士兵相比也算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但是没有人讨厌他们，也没有人憎恶他们从俘虏那里赚取利润。相反，士兵们非常感激可口可乐公司派来的这些代表，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激战正酣时为士兵们送来了难忘的家乡味。技术观察员昆特・亚当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当时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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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不勒斯北部，亚当斯和一个军官被警卫拦住了，要他们出示第五军的通行证，但是他们没带在身上。警卫坚持要求，那个军官就顺从地停了下来，告诉亚当斯说瓶装厂只有等他们一会儿了。警卫听他这么一说，便抱怨起来：“天啦，你为什么不早说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表呢？”然后就让他们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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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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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只有普通士兵才喜爱可口可乐，将军们似乎也特别喜欢这种饮料。据说巴顿将军把一地窖可口可乐当作必需品，无论他转战何处，都要求技术观察员跟着搬迁瓶装厂。众所周知，这多半是出于他对朗姆酒和可乐的热切渴望。有一次，巴顿将军半开玩笑地建议说，有一种方法能迅速结束战斗：“该死的，我们应当把可口可乐送上前线，这样就不必用枪炮去打那些浑蛋了。”麦克阿瑟将军为在菲律宾制造出来的第一瓶可乐亲笔签名。温赖特将军是巴丹半岛的英雄，战后，他在杨基体育场拍的照片中，把美国的三个象征物都纳入了其中：棒球、吃了一半的热狗和一瓶高高举起来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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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有两个弱点：冰激凌和可口可乐。一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英国，尽管那里的气候很适合喝热饮，但是将军仍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喝可口可乐。”甚至当菲律宾的将军卡洛斯・罗米洛得到一瓶可口可乐时，他“用颤抖的手”写道，这是菲律宾战役中重要的一天。他又显然不带讽刺意味地补充道：“那天，我看见人们被炸成了碎片，我还看见面容苍白的护士把他们从血迹斑斑的医院残骸中拖出来。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变得苍白无力。但是，当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在住宅区附近的商店里花5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时，这一切都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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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酷爱可口可乐的人是艾森豪威尔，他在战后与罗伯特・伍德拉夫结成了亲密朋友和高尔夫球友。1945年6月19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写道：“热烈欢迎艾克前来阅兵”。同时，报纸还评论了这位大英雄对饮料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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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斯坦特勒丰盛的午宴之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否还要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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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来杯可口可乐，好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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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而尽之后，将军说他还有一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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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肃立恭听，结果传入他耳朵的竟然是：“我还要一瓶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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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足为奇的是，1943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从北非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加速启动技术观察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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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现急需300万瓶可口可乐以及每月600万瓶产量的全套灌装、清洗、封盖设备，请提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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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方安装10套独立的生产设施，每套设备每天灌装2万瓶可乐。同时，对于600万瓶二次灌装的可口可乐，要确保足够的糖浆和瓶盖供应。每月糖浆、瓶盖和6万瓶的基本供应量必须保证自动供给。每月装运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破损率。估计最初运载量是5000吨。运送可口可乐饮料不得妨碍其他军需物资的运输。有关这些设施和实际运作的情况，这里能够获取的数据非常有限。本司令部要求货源渠道和质量必须绝对保证，并由绝对称职的人员进行查验。建议立即着手安装设备，确保20万瓶的日需求量与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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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运送可口可乐饮料不得妨碍其他军需物资的运输”——显然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尽管事实上肯定不会有人对抗这位大将军的命令。同时，也有人警告美国公众，军方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明目张胆的合作是在结成一种危险的“军事-企业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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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迅速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请求，并以比较圆滑的方式命令陆军部：“必须向海外部队补给适当数量的必需品和便利品。”1944年年初，在经过可口可乐公司的强力游说之后，马歇尔将军签署第51号通报，特许各地指挥官直接提出建立可口可乐工厂的要求，还可以要求派遣技术观察员负责安装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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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特快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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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急忙派遣技术观察员阿尔伯特・托姆福德搭乘军用飞机到达非洲，以满足埃森豪威尔部队的需要。托姆福德比他的补给品先期到达，因而遇到了大多数技术观察员都要面对的困难：当地陈旧的瓶装设备、水源污染、与武器交换服务机构关系恶化等。虽然如此，到1943年的圣诞节，第一瓶可口可乐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生产出来了。一旦建立了立足点，可口可乐公司就迅速动员其瓶装力量进军每一个前线市场。托姆福德飞往意大利，开始在那里修建瓶装厂，其他的观察员也追随着美军在意大利军事行动的步伐。在诺曼底登陆日的第二天，他们就从英国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巴黎解放后，技术观察员保罗・培根搭乘“特别快车”（敞篷的军用吉普车）一路颠簸进入了巴黎市区。随着盟军把德军击退到了柏林，可口可乐人与可口可乐瓶装厂一起涌进了德国。他们重整欧洲的矿泉水业务，同时继续向部队提供他们最喜爱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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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技术观察员们还进入了太平洋战场。但是由于战争地形复杂多变和阵地不断迅速转移，建厂并不像在非洲和欧洲那样可行。因此，口渴的太平洋部队士兵们喝的是由便携式“丛林汽水桶”里倒出来的可口可乐。在新几内亚的旷野，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宗族界限——他们喝同一个可乐汽水桶里的饮料，这一点也不像在美国基地，他们各自喝着从不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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