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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在仪式过程中说：“可口可乐公司几乎主持了一整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汤普森对高校乐队成员说：“你们每人都得到了一瓶可口可乐吗？虽然比牛奶差一些，但确实是一种美味饮料。”孩子们大声地反驳道：“不！比牛奶好！”自我感觉良好的可口可乐销售人员也对那些胆敢出现在火炬接力现场的百事产品作了严密的防范。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他们拒绝某所高校学生护送火炬，因为在他们学校附近有百事可乐产品销售。当一位旁观者拒绝将百事可乐替换成可口可乐时，他们愤怒地将一箱百事可乐摔到了墙上。在佐治亚州的锡诺亚，公司主管建议，将紧挨镇礼堂放置的百事可乐公司的自动售货机用一块黑布罩起来，最后还是在它旁边放置了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才算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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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真正“盛大”的可口可乐狂欢节，正像一位外国记者讽刺的那样。不过它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无法抗拒的感人时刻。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高举着奥运圣火，而一旁陪伴着他的母亲则对着围观者骄傲地大声喊着：“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道路两旁，配合着磁带音乐，孩子们欢快地表演着“美丽的亚美利加”节目。从一所医院推出的受伤老兵也出现在了道路两旁，他们一字排开，在轮椅上兴奋地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为了欣赏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父母们也把孩子带出了校园。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聚集在一起的黑人和白人一同走向了埃蒙德・佩特斯大桥，那里曾聚集了大量为争取民权而游行的示威者。一位紧邻墨西哥边境居住的居民大声嚷嚷道：“哦，我的上帝，火炬接力应该是这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因为‘非法入境者’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甚至在大城市里，或者犹太人居住区，火炬接力同样引起了轰动。一位当地居民说：“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纽约就像是一个小城镇。”正像一位记者评论的那样，火炬接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广告宣传，但同时也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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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人们都被诚挚的感情感染着——包括那些高举奥运火炬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们。一位年轻残疾火炬手花费了一个多钟头才艰难地行走了0.5英里。职员苏珊・麦克沃特回忆说：“他几乎就要成功了，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连火炬手本人都会在这种环境氛围下发生转变。一位参与者回忆说：“整个事情就像是经历了一次爬山，我把它看作同孩子出生、毕业或者结婚一样重要。”另外一位火炬手最初对此表示十分怀疑，他说：“因为以前公司上下一直大肆宣传，所以我从来都是冷嘲热讽的。但是，当时周围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那么强烈，他们不断地在大声喊叫，挥舞着自己手中的小旗，这使我非常感动，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做，但我最终还是买下了自己手中的火炬。”可口可乐公司大约运送了4000万围观者到接力现场，在那里他们兴奋地欢呼、喊叫并饮用着可口可乐。正如一位公司高级管理者评论的那样，整个活动就烙在了他们的脑海里。火炬接力第84天，在亚特兰大，骑着带可口可乐边斗的哈雷摩托车的迪尔・德里斯科尔引导着火炬游行队伍来到了坐落在第五大街的公司总部前，在那里，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红色地毯已经铺满了整个广场，周围到处都是欢欣雀跃的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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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19日，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缓缓走上奥运圣坛，由他点燃了为期17天的熊熊奥运圣火。虽然滚动街区聚会表演结束了，但是正如许多记者所言，可口可乐游戏才刚刚开始。“这里到处都是可口可乐，”《亚特兰大宪政报》评论说，“在各种比赛场地，可口可乐标志到处都是，就好像大气层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一样。”周围还有背着形似可口可乐瓶子的背包的促销人员派送饮料。可口可乐大红标志不断闪现在亚特兰大快速公交车站的地面和顶棚上空。收藏爱好者们彼此之间交易着各种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奥林匹克徽章。成群结队的参观者们涌向了可口可乐世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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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可口可乐奥林匹克城，那是一座占地12英亩的主题公园。每位成年游客可以花费13美元去那里一睹65英尺高的巨型可口可乐瓶的芳容，同时还可以从瓶子状的自动售货机中购买带有冰雾的软饮料。由于冰雾是从一个巨型地下瓶盖中喷出的，所以吸引了大批孩子的眼球。不过吸引更多人注意的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互动游戏。在游戏里，游人可以与奥运会运动员们一起“同台竞技”，模拟与杰西・乔伊娜・柯西一起疾跑冲刺，同棒球投手约翰・斯莫兹一起角逐，参加轮椅比赛，或者尝试脚踏通往虚拟现实路径的山地车。在主题公园出口的电视屏幕上，尖叫的体育迷还请求参观者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没能来到亚特兰大的公众，可口可乐公司投入了16亿美元的折扣和奖金，在全国超市里设置了“奥运庆典地带”，作为可口可乐红色激情奥林匹克夏季促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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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下定决心，要阻止奥运会期间百事产品的闯入或者“伏击”。公司成功地说服了亚特兰大组织者，禁止百事集团的菲多利公司的产品出现在奥运会中。可口可乐签署协议，成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官方软饮料供应商，这也有效阻止了其他品牌饮料在奥运会期间出现在由市政府赞助的活动中，或者出现在城市建筑物上。“奥运会期间，要在亚特兰大找到一瓶冰镇（或者微温的，或者热的）百事可乐就像要在乔治圆顶屋发现圣杯一样困难。”一位记者评论说。为满足人们对百事可乐的大量需求，百事可乐公司只能提供一些“百事物品”，比如T恤或者山地车，而一件牛仔夹克的价格相当于饮用960罐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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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奥运会广告片中，可口可乐强调了“为了体育迷”这一主题，试图将消费者和观众联系起来。在一则广告中，一名游泳健将通过随身携带的摄像机观看到体育迷在不断地兴奋尖叫。画外音缓缓响起：“什么能够促使游泳健将超常发挥？——你们的肺活量。”最后，当然是可口可乐滋润了体育迷沙哑、干渴的喉咙。奥运会期间，公司转换了拍摄风格，在100则广告中，可口可乐被刻画成了一颗闪闪发光的恒星，135个国家仅仅在镜头前出现一次，可口可乐广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比如在乌克兰，可口可乐广告刻画了撑竿跳运动员谢尔盖・布勃卡。许多广告还来源于很久以前的作品，比如众人熟悉的北极熊广告，不过现在已经注入了国际化色彩。还有一些广告是其他国家的舶来品，比如一则广告是这样刻画的，一群印度男孩子正在玩板球，不过边门则是用可口可乐箱代替的。这些“应景广告”都是根据前几天的奥运会比赛项目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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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在奥运会期间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满意的，不过他们也将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利润收入上。道格拉斯・艾弗斯特这样告诉证券分析家们：“这是一项有益的投资。”如果考虑到国际影响力，“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成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郭思达则用更为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它：“我们已经从教世界一起歌唱转向了教世界一起饮用可口可乐。”奥运会期间，郭思达和艾弗斯特问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消费者和瓶装商，公司每位高级管理者平均至少握了2000次手。尽管奥运会本身被一些人认为组织差，而且充满广告轰炸和商业气息，但可口可乐公司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公司在奥运会上花费了大约2.5亿美元。法国报刊《世界报》写到：“亚特兰大奥运会触及了美国神话的一些经典主题——野心勃勃，拜金主义，金元政治。”另外一位记者也埋怨说：“亚特兰大的奥运会筹备工作完全就像美国对新可口可乐的准备一样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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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胜利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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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郭思达和艾弗斯特忙于庆祝活动，所以并不担忧上述批评和抱怨。奥运会结束后10天，郭思达在亚特兰大公司总部会见了奥斯瓦尔多・希斯内罗斯和古斯塔沃・希斯内罗斯，就同庞大的委内瑞拉瓶装家族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一事共同签署了一份合同。投入了5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了委内瑞拉瓶装厂50％的产权，而那里曾经一直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天下呀！如今这出乎意料的一击严重挫败了百事可乐公司的骄傲，况且百事可乐公司新CEO罗杰・恩里科竟然还是奥斯瓦尔多・希斯内罗斯的私人朋友。恩里科愤恨不平地说：“奥斯瓦尔多卷走了他30％的资产。”近年来，由于百事可乐公司对委内瑞拉瓶装厂疏于管理，这才使得可口可乐公司有机可乘。道格拉斯・艾弗斯特一直采取非常机密的方式在酒店、飞机修理厂等场所同希斯内罗斯方面的人员进行谈判磋商。双方合同一签署，一架装有几千瓶可口可乐的727喷气式飞机就从墨西哥飞往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随即，那里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将2500辆运输车重新粉饰成了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送货车。仅仅一个晚上，百事可乐就从委内瑞拉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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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周以后，郭思达又宣布在另外一个百事可乐长期统治的市场——俄罗斯——取得了胜利。1994年，百事可乐公司还占据俄罗斯市场60％的份额，而现在，可口可乐处于了领先地位。1985年新可口可乐失败后，罗杰・恩里科曾写下了一本《百事称王》的书。郭思达几年后暴躁地说：“如果他认为我们公司犹豫不决的话，我们坚决对百事可乐公司予以反击。”现在，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财富》杂志加冕可口可乐公司CEO为软饮料业的最高领导者。1996年3月，《财富》杂志封面上刊登了郭思达的特写，他双臂合拢，高坐在巨型可口可乐瓶上，好像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处于美国最杰出公司排行榜的首位了。1996年10月，杂志封面的标题这样写到：“百事可乐公司CEO恩里科被可口可乐公司压制。”相应地，恩里科的特写是——忧郁的他掉进了另外一个巨型可口可乐瓶子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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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罗杰・恩里科有很多担忧和顾虑。51岁的恩里科曾经使自己领导过的三个部门重振雄风——首先是软饮料，之后是零食部，最后又是快餐连锁店——不过现在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他在总裁韦恩・卡洛韦因前列腺癌辞职后，不情愿地接任了百事可乐公司CEO的职位。恩里科是在这个全球软饮料巨头不景气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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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事可乐公司总裁克里斯・辛克莱的强硬管理下，公司三年内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区投入了30亿美元，全部用于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1994年，辛克莱自豪地说：“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增长8％，那我们就会增长10％或者12％。”在墨西哥，随着比索的贬值，公司采用一次性不可回收瓶子包装产品的努力也落空了。不过，辛克莱将自己最大的期望寄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超级瓶装厂（以下简称贝沙）上，这是由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查尔斯・比奇管理的。运用借贷资金，该厂迅速扩张到了巴西、智利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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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可口可乐公司予以了反击，他们在市场开拓和冷饮设备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特别是将百事可乐封锁在了高利润的小型零售市场之外。另外，郭思达还成功游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将可口可乐公司的税收从24％降低到了4％。结果，贝沙在非可乐饮料市场上获得的大部分盈利只不过和可口可乐公司减少的税收相当。1996年上半年，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的贝沙亏损了3亿美元。比奇和辛克莱离职后，恩里科接着任命沉着老练的克雷格・韦瑟鲁普为百事可乐公司新任总裁。实际上，韦瑟鲁普放弃了可口可乐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德国、日本和南非市场，宣称将目标定位在新兴的印度、中国和东欧市场。“我们需要实际一些。”他说。1996年，百事可乐在全球亏损2.64亿美元。郭思达高兴地宣布，可口可乐在可乐战争中胜出，并解释说他已经丢弃了百事可乐公司的相关文件。他不屑地说道：“因为他们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我再也不需要密切关注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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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量占据了海外软饮料市场的一半以上。五月份，公司股票按2∶1进行拆分，每股价格攀升到53美元，年度总收益率达到43％。郭思达在年度报告中写到：“如果你是在两年前投资我们公司的话，那么你的投资现在已翻了两倍多。”公司的全球年度箱装饮料销量也增加了8％，其中在美国本土市场增加了6％。在公司回购股票和CCE收购法国、比利时、英国瓶装厂的推动下，公司股票每股收益率增加了19％。CCE现在已经是美国一家庞大的支柱性瓶装厂，它于1996年迁往了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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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达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即将要庆祝它的111岁生日，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事实上我们才刚刚起步。”刚过65岁的郭思达清晰地感觉到，他自己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只要我有兴趣，并且对公司有价值的话”，他打算继续担任CEO。在公司年度会议上，一位股东兴冲冲地来到他的面前，滔滔不绝地称赞说：“您应该像教皇一样永不退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兴高采烈的郭思达不断向人们重复着这一轶事。他想要成为另一个罗伯特・伍德拉夫，成为可口可乐公司伟大的CEO，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推动公司前进。就像伍德拉夫一样，郭思达如此钟爱可口可乐公司，以至于将公司的销售记录视为人类进步的巅峰。郭思达唱诗般地吟诵道：“10亿个小时之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10亿分钟之前，世界上诞生了基督教；10亿秒钟之前，披斗士彻底改变了音乐的定义；昨天早晨到现在，我们可以生产出10亿瓶可口可乐。”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使从今天早晨到现在这段时间就能制造出10亿瓶可口可乐呢？”正如他自己评论的那样：“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是一种使命感。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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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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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里，势不可挡的可口可乐公司仍旧继续前进。1997年1月，公司发起了“开盖有奖”的促销活动，活动由体验式营销倡导者迪尔・德里斯科尔精心部署。如果消费者购买的经典可口可乐有红色标志的话就表示中奖，中奖者可以获得T恤、照相机、优惠券或者地中海俱乐部度假游等奖励，获奖量为20万份。活动促使了大量人群涌向商店、电影院和附近的居民区。这次促销活动还表明，可口可乐公司将用全年的时间来扩大可口可乐的市场空间。夏季来临之际，公司还在选定的12瓶装经典可口可乐和樱桃可乐箱中放入了50万张价值在20～100美元之间的银行储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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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级碗杯比赛期间，可口可乐公司设置了可口可乐红色地带，在这里，球迷们可以一边参与互动的虚拟橄榄球游戏，一边享受着哈雷摩托车“车尾野餐会”所提供的可口可乐饮料。一名幸运的球迷还赢取了超级碗杯的终身门票。如同可口可乐奥林匹克城一样，这种交互式市场营销手段可以让球迷们参与进来，突破了原先仅限于到处展示可口可乐标识的营销方式。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压制下，百事可乐公司只能以昂贵的代价获得西雅图水手队和洛杉矶湖人队等少数几支队伍的独家饮料赞助权（可口可乐公司则获得了28支联赛棒球队中24支队伍的赞助权，其他体育赛事中也大多如此）。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还对外开放了两处游乐园：一处是可口可乐天空地带，它坐落在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特纳球场；另一处是怪物厅（Monster Refreshment），它坐落在波士顿芬维公园内。两者外部一模一样，都是由三个25英尺高的可口可乐汽水瓶组成的。负责体育运动市场营销的史蒂夫・库宁说道：“五年前我们刚开始进入这个市场，而现在，我们成了球迷们的朋友，我们很愉快，而且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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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思想的指导下，可口可乐公司在拉斯维加斯新开了一家商场兼博物馆，它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部高达100英尺的可口可乐瓶状玻璃观光电梯。这家商场所有的东西都与可口可乐相关，收银员们坐在巨大的可乐瓶盖里面，汗衫堆在大型的6瓶装可口可乐包装箱内，试衣间则被装饰成古老的冷饮玻璃瓶状。还有一只用玻璃纤维制作的8英尺高的可口可乐北极熊隐约闪烁在顾客面前。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盖璞公司以前的高级管理者克里斯・兰宁负责新的零售部门。他说：“我们通过他们对可口可乐的特殊记忆来找出最能亲近顾客的购物理念。”在拉斯维加斯的可口可乐世界，数字艺术家达纳・阿尔奇利根据他在讲故事剧场里的工作经历，创作了实时互动的故事场景，展示了令人感伤而又妙趣横生的可口可乐故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公司请求参观者讲述他们与可口可乐的故事时，仅仅头三个星期内就有超过1800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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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还通过开发新产品来向前发展。在没有正式通过市场测试的情况下，可口可乐公司就推出了Surge，这是一种与百事可乐公司的产品激浪相对应的、令人高度兴奋的柑橘类饮料。在超级碗杯赛事期间推出的第一则Surge广告刻画了一名十几岁的少年将一罐大浪放到山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基座上，然后尖叫道“大浪（Surge）”。随后，一群疯狂的年轻人沿着泥泞的山路去争夺这瓶绿色的碳酸饮料。“慰藉匆忙的一代”是这种全新上市饮料的口号。为了打开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向高中生们赠送了数百万瓶免费饮料，并计划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市场营销。Surge的市场定位模仿了百事可乐的“年轻花花公子”，即那些喜欢追赶潮流的年轻人在激浪的刺激下从事空中冲浪和街道滑雪运动。Surge的名称和市场定位恰恰和美乐耶乐相反，后者正是可口可乐公司弱势之所在。不久之后，可口可乐公司又引入了Citra，一种黄色无咖啡因的柚子汁软饮料，以便与吉百利史威士的同类产品Squirt对抗。同一时间，随着“服从你的渴望”活动和互动节目“雪碧游乐场”在各个州、市的展开，雪碧超越了激浪、紫色胡椒饮和轻怡百事，成为排在经典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健怡可乐之后位居全美第四的软饮料品牌。在茶饮料市场，可口可乐公司的冰茶也超越了斯纳普（由于亏损，桂格燕麦公司已经将其转卖），成为位列百事可乐公司的立顿之后排名第二的品牌。接下来，公司还试销了长期搁置的新型罐装包装，一种由高密度生产工艺加工而成的带有棱纹的铝制容器。消费者不仅认为这种新型罐装容器外表好看、手感好，而且感觉装在里面的可乐口味也更好。在海外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市场经过一段疲软期后终于有了转机。在俄罗斯，现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产品销售比是2∶1。不仅如此，可口可乐公司还将在1997年年底之前在俄罗斯市场追加1亿美元的投资。可口可乐公司还对外宣布，要在南非、津巴布韦以及坦桑尼亚进行总计3.6亿美元的投资。可口可乐公司会继续大幅收购或者转让瓶装公司——1997年上半年已经宣布或者完成的并购金额为70亿美元——以建立一个更加健壮的核心瓶装业务系统，并逐渐对这个系统实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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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财富》杂志都授予可口可乐公司最“令人钦佩的美国企业”称号。3月，当公司股票价格飙升至60美元后，一些金融分析家开始不止一次地迁怒于郭思达，声称如果市盈率高达37％，伴随着的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财经杂志《巴伦》的艾伦・埃布尔森评论说：“无论如何，可口可乐公司都将继续增长，甚至将来每年会以18％的速度高速增长。”著名的分析家约翰・博格尔也同意这一观点。果然，公司股票继续攀升，六月份几乎接近72美元。共同基金管理者约翰・内夫曾在1994年对可乐公司股票回落（随着事件逐渐被人知晓，该判断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表示过轻视，现在则再一次警示说，股票回落随时都会发生。由于一直对金融媒体采取粗暴态度，因此对新闻记者而言，郭思达比以往更加令人捉摸不透了。亚特兰大《商业周刊》主编戴维・格雷辛想要为他写一本传记，他勉强同意与其合作。后来，因职业作家拒绝由郭思达控制写作内容，这位CEO马上就放弃了此次合作，而可口可乐公司也再没有人回复格雷辛的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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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郭思达已在认真地思考过去了。在事业的巅峰，他的话语听起来比通常更加富有哲学性。一名年轻的仰慕者问道：“平时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郭思达回答说：“有些时候，我希望我像你，工作并不容易。你一天要工作24个小时，而且你没有太多的休假时间。”随后他又愉快地说：“不过，工作中我有很多乐趣，而且我还很感激能够拥有这么一个能够令我如此快乐的职位！”尽管多数时间仍然待在公司内，但他已经开始关注社区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了。他对当前亚特兰大市区现状感到担忧，于是警告说，城市不应该在奥林匹克到来之时堕落为“集体睡眠状态”，“一座伟大的城市不能拥有一个空洞的中心”。于是，他投入3800万美元成立了郭思达基金会，准备成为一名伍德拉夫式的慈善家。而且他还非常敬仰卡迪纳尔・伯纳丁强烈要求社会公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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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郭思达仍然恪守着一条基本信条：“任何一家企业的使命都是为所有者创造价值。”教堂能够满足精神需要，政府能够满足公民需要，慈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企业在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同时，应该将生命力全部贡献给整个经济体系，不仅仅是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也应该缴纳税收、发放薪金和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他说，他不仅享受到了自身对公司影响所带来的“精神回报”，而且也享受到了自身对整个社会影响所带来的“精神享受”。郭思达解释说：“我在东欧时看到，那些有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而且不久就将得到回报的人们，向我表达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不过，他们真正应该感激的是可口可乐公司。”他赞同严谨的自由主义哲学。“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当其他国家正在要求政府部门最终扮演好自己的适当角色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却想要我们的政府‘稳固’我们的经济或者保护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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