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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意识形态），而非既得利益，才是（对经济）最危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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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1936]1964，pp.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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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肇始于1978年中国农村的原始工业革命最开始是由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并尝试的，是“大跃进”运动的最基本出发点和新中国未来的新的发展战略。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152万个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便是“大跃进”的产物和毛泽东乡村工业化战略思想留给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笔重要遗产，并成为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就等待已久的早该进行的原始工业化革命的“火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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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通过组织农民军队和全国草根大众，领导长征、抗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从一个师范教员成长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他非常理解中国贫穷的根源和中国工业化的条件。毛泽东告诫他的政府官员，中国的工业革命必须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并且要从组织数量庞大的小型农村工厂开始。这些农村工厂可以生产基本的耕作工具和家庭用品来满足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他猜测，随着农村工业在技术和运营规模上的不断提高最终会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并为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国家四个现代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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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大中国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包含严重谬误。在1958年，当全国地方政府过度热情地帮助几亿农民建立了600万个农村工厂（社队企业），一年内安置了5000万农民在这些工厂后，很快（1960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导致农业部门产量连续3年的垂直下降，以及整个工业经济的大衰退和全国性大饥荒。过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就基本被放弃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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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工业化与1978—1988年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工业化所产生的结果如此不同呢？暂且不管人民公社本身的农业生产效率如何，产生这种不同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观念（哲学思想）层面的。在毛泽东领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分配和生产是根据政府计划决定，而不是根据市场机制。简而言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活动，并且这是有意设计的：毛泽东认为商业（市场买卖）活动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最根本来源之一，并与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一致。因此，他认为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之上的产品供求和分配机制与政府为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努力相矛盾。他认为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随时随地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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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领导层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加实际的发展战略。邓小平观察到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繁荣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甚至更糟）。平等和公平虽然仍然是社会主义目标之一，但是邓小平认为国家繁荣和人的完全平等不是简单的一步（单靠计划经济和组织集体劳动）就可以实现的，有些人可以靠自身的努力比其他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社会。为了实现未来长远的收入平等，邓小平把当下的繁荣（而不是平等）放在第一优先，并且认为市场交换和中央计划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互补的。今天，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分配要素和依靠政府提携和实施的发展战略与工业政策。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同时也采用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元素来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前者（市场）可以通过个人更加灵活的生产计划和市场竞争来帮助提高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而后者（中央计划）则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管理（类似于管理大公司那样）来帮助实现宏观层面的经济规划和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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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依赖商品交换，依赖商业。作为连接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微观经济力量，商业帮助建立、创造、深化和培育市场，将供给源源不断导向其需求，并用需求源源不断地刺激供给，为市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和自动平衡机制，鼓励以对利润（生产率）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套利行为”去消除低效率的生产与管理方式和基础组织层面的资源配置不当。因此，商业活动是工业车轮的润滑剂，是对好企业和坏企业的自然选择机制，是需求和供给的看不见的“媒人”，就像人体强大的自我调节的细胞代谢和毛细血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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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对的无监管的自由市场和套利行为会滋生欺诈、不公平和投机行为，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宏观经济不稳定、市场失灵，甚至大规模经济危机。绝对的自由市场鼓励短视的自私行为，不仅对某些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负面效应，也会破坏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因此，市场需要宏观层面的协调、指导、管理、管制和计划。考虑到所有这些，邓小平希望通过引入微观层面的市场机制来克服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死板、教条、瞎指挥和官僚主义，同时维持国家和政府在协调、规范、管理、管制和监督宏观经济上的能力，以及国家设计长期发展战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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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看到了市场失灵的一面，其缺乏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的一面，其缺乏国家能力来组织人民群众在国家项目协作和大国博弈中维持国家利益、政治稳定和公共社会秩序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缺乏成了导致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些宏观层面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政治力量，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以及20世纪日本军事侵略面前，中国无法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稳定，因此谈不上经济建设（无论以什么方式和什么体制）。邓小平（像毛泽东那样）相信只有强大的政府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确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相信在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情况下（尤其在国民经济领域引入自由市场和国际竞争以后），只有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内社会秩序才能够确保中国的工业化成功。邓小平还相信，在涉及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很多重要工业部门需要继续依赖强大的政府投入和国家银行系统。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邓小平把市场竞争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领域时，他拒绝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他强烈地拒绝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崩溃期间实施的西方式民主和休克疗法。在8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就在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人会谈中认为苏联领导人“天真而愚蠢”。这些国家后来的动荡、衰败、破产见证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和经济改革者的英明和远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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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新发展战略（市场+中央计划）可行吗？其实在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各国正是在国家和政府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指引和国家力量强力支持下，商业和远距离贸易才获得了长足发展和长期繁荣。[42]商业繁荣和全球市场开拓对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由它引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培育和“发酵”能够支持规模化生产的市场、劳动分工、农产品商业化、区域分工（按“比较优势”），以及建立强大的经销网络和原材料运输机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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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即中国的乡镇企业浪潮）比作工业革命这个婴儿诞生前在母体内的“胚胎发育”过程，那么早期大面积商业活动便是为这个胚胎提供“羊水”的子宫。在邓小平渐进、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下，商业不仅为全国地方政府所允许，而且还被保护、促进和壮大。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鼓励商业和商业活动，尤其是在农村，还补贴甚至使用各种各样的政府资源直接参与其中。邓小平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住了老鼠就是好猫。如果农村商业可以让农民更加富有，那么政府就应该允许且支持和促进其发展。因此，1978年后，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当时城里各行各业公共雇员间流行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下海经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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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五百多年后的中华大地上重新点燃对商业的这种激情，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来说绝非易事。它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信念，对他们所认为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上的转变。[45]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所说：“经济变革对人们相信什么的依赖程度，远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Joel Mokyr，2009，p.1）但是制度经济学家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不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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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许可的商业活动和农村自由市场的兴起很快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长途运输和贩卖成了极其赚钱的职业。家庭经营的商店和小卖铺在整个农村乡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城市街道两旁布满了商店，所有机关单位临街道的办公楼下都成了商铺。党政军“下海”，几乎全民经商。觉醒的商业精神为乡镇企业的繁荣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深化和扩大了所有类型商品的市场规模和营销渠道。这使得乡镇企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变得极为有利可图，以及对中间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一个遍及全国的供销网络和轻工业品市场正在快速形成。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17～18世纪用了一两百年之久才完成的市场发酵和市场创造过程，在中国被大大压缩，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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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58—1962年“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工业化运动，不是简单地错在分配太多的农民到社队企业工作，导致粮食生产短缺；而是错在政府不允许社队企业生产超过本地需求的产品，不允许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缺乏市场交换和由此建立的市场规模，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队企业的劳动分工和盈利能力，限制了它们增值和壮大的潜力，导致农村经济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里面打圈圈。考虑到组织和建立企业（即使与现代工业相比小得多的社队企业）的巨大固定成本（相对于企业收入而言），市场的缺乏也必然意味着产能过剩，即便小企业也是如此，运营规模远远不足以覆盖固定成本。而且这些社队企业也不按市场原则进行淘汰，对需求无反应，进而不可能有纠正生产决策错误的竞争压力。因此，因为市场缺乏，“大跃进”时期的社队企业比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家庭经营的小规模手工作坊的效率还要低很多。[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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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节 重商主义政府作为市场的创造者和商业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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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本书开头的引言部分强调的那样，早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包括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只把重商主义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商业贸易与制造业的核心论点。事实上，一个仅仅依赖农业为生的经济不可能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升级），形成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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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的农业社会，家庭是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生产满足他们所需求的任何东西（包括劳动工具）。通过多个家庭之间的劳动分工来专门生产超过他们所需的动力很小，因为缺乏一个广大而稳定的市场来保障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益。如果专职生产一种家庭用品，其他的必需品则必须依赖他人的及时供给来获得，这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涉及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最优先级的，没有一个大市场来为各种销售失败和供需失衡提供“保险”是非常令人望而生畏的制度安排。然而，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供求分离却是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大众商业或（超过本地范围的）远距离大众贸易是在市场体制下实现原始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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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原始的农村工厂，也需要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团队（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公司）致力于协调生产、分担利润和经营风险。这样的组织需要初始投资资本（远远超过一个农民家庭收入的100倍或1000倍）[48]，以及员工和组织之间的最基本信任。此外，成功非常依赖于远距离高效营销渠道以确保销售和原材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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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英国原始工业化的16～18世纪，组织生产、融资和协调销售的任务都是由商人来完成的。这些经济活动的中间人（中介）是推动和促进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代理人和催化剂。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宗教（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社会因素（想想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被贴上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和套利剥削者的标签。他们被指控算计一切，包括才能和友谊。[49]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条件和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欧洲民族国家崛起，几个世纪的国家建设、新兴欧洲列强依靠商业繁荣和海外殖民来支撑的军事竞争和绵延不绝的战争也随之而来。重商主义商业政策和实践，国家领导、扶持和策划的全球贸易（如16世纪初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长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英国产生了大量的富裕阶层的商人和暴发户。[50]这些愿意冒险、有企业家精神、承担失败、对利润敏感、有商业头脑的商人在政府强力支持下主动出击，殖民、掠夺、建立和扩大市场，组织农村家庭和村庄的团队生产并为其销售产品和融资（例如，通过承包外放的方法），在农村地区建立作坊、车间和搬运站，促进劳动分工和新技术采纳，培育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供应链，把商品分发给零售商和最终用户，提供交易信用，等等。这些商人（早期的资本家）是欧洲新时代的蜜蜂和催化剂。他们通过互相激烈竞争来发家致富。在国际国内事务中，他们的自身利益和“逐利”道德观受重商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强烈支持，并且受本国政府军事保护。在欧洲宗教“黑暗时代”后，商人阶级终于赢得属于他们的尊严、尊重和社会地位，因为依赖商人阶级和商业活动，同依赖地主阶级和农业生产相比，前者为欧洲君主国之间一系列绵延不断的战争以及海外殖民争夺提供了更加丰厚和可靠的国家财富、融资和税收来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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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强大的商人阶层的出现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即一大批代表国家的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他们开拓的海外市场），因为中国和印度商人缺乏国家支持的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及在由国家出面组织和保护的半军事化的全球贸易中获得暴利和市场份额的激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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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在1978年的中国显然是缺乏的。虽然邓小平鼓励商业发展，但是创造一个强大富有的商人或资本家阶层的时间跨度太短（至多只有改革开放初的2到3年，相对于欧洲和英国的2到3个世纪），尤其是在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海外暴利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是如何在1978年改革伊始就能够点燃它的原始工业革命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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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就是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54]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下，农民可以也愿意集中他们的储蓄和土地为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形成初始资本（现金和土地资产），并分享利润和工作机会。[55]虽然，自1978年以来，土地是承包出租给农民个体家庭的，但是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出于工业目的而获得需要的土地，并不是农民和当地政府的一个大障碍。集体所有（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经常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被认为具备领导才能的农村官员（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CEO）[56]。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中解散了人民公社，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运动使得这些集体所有制组织很容易恢复和形成。“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了城市的人力资本，但是通过当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学大寨运动，培育了农村的农民和村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村民家庭之间的高度社会信任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能力使得中国农民能够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缺乏现代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的社会里，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轻而易举地建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些原始淳朴的乡村企业突然间就布满了中国的村村寨寨，无论是高岗还是平原，是穷山还是僻壤；它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道最为壮观和雄伟亮丽的风景线，是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即将成功引爆的标志。本质上，它们的涌现是因为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农民们相信企业的公平的收入分配、风险共担和信用支付，以及政府支持和保护这种“制度”安排的决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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