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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8世纪的英国，这方面的社会信任和农村地区形成合作企业的相关交易成本问题，不是由当地农民大众自己去缓解和克服的，而是在王室政府强大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下和国家力量保护下由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和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去缓解和克服的。这些商人更少受到融资约束，并且在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和远距离贸易方面更有经验。但是，欧洲和英国花了几个世纪，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以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才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为英国“交织”和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个培育和形成市场的过程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大市场的“自然发酵”过程，其关键人物（“酵母菌”）是贪婪强大的商人。正如微生物界任何自然发酵过程（例如制作面包、奶酪、酒）都可以在现代生物技术下人为加速，实现更好、更快的发酵一样，中国也在市场培育和“发酵”中发现一个类似的方法来迅速创造市场，而无须通过大批量商人这种“酵母菌”。那就是通过利用地方和村镇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组织资本”作为“酶”和“酵母”来更快形成市场和农村企业的方法。中国的地方政府促成了农村企业的产生，加快了市场的发育和创造的进程。这是理解中国快速的原始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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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领导的政府采纳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证的前提条件下（即“四个坚持”原则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如果共产党不能给农民一个体面的物质生活，它就没有权利代表农民。在村、镇、省市政府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全国竞争中，任何政府官员如不能找到为当地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方式将会被认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这种务实主义发展战略利用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建立的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和社会资源，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众商人”（public merchants）阶层。通过新标准下的择优选择和与周边地区的竞赛，形成了新一代既有商业谈判头脑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大批管理者。他们通过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资，为当地产品打广告、洽谈生意、保障原材料供给、建立分销网络，为当地商业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这些市场创造者不背负传统商人的标签和“帽子”，不被认为是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和套利剥削者。他们重新创造了欧洲历史上诱发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原始工业化过程，而且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效率下：他们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加强支付监管、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工业园和贸易展览论坛以及致力于与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非区域实体协商，为农村企业提供重要“中间人”服务；他们有时甚至帮助协调存货的库存以平滑供求波动对企业的冲击；他们也帮助组织农民在空闲时间建设道路、改善灌溉系统，以及从省或国家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建设当地基础设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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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Jean Oi（1992）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1988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许多大公司的作用，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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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规模的企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聚集大量土地以及确保能源供应和供销渠道畅通（这需要维护良好的道路和港口）都很困难。在中国，这些公共品的提供主要靠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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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这个庞大、有效而且可靠的“公共商人”阶层，村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在1978年改革后才能呈现爆发式发展，虽然缺乏来自国家银行的传统信用支持和西方式的私有制度和金融系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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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的平均规模，以固定资本存量的平均值测量，从1978年的15 000元到2000年的125 000元，增长了8倍多。实现平均一个企业8倍的固定资本存量扩张，只有每个企业的市场规模同比例扩张才可能。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总数量在同时期增长了14倍。因此，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出需要的市场规模在1978年到2000年必然增长了8×14=112倍，也就是年增长率为24%。确实，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总资本存量值的确增长了114倍（与112倍的估值相一致）[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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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这种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7～18世纪英国的原始积累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60]然而，中国是在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奴隶贩卖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肯定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一个只有大量人口但缺乏购买力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只是潜在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这种潜在的市场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存在过，但是没有实现过。清朝朝廷和民国政府都不关心组织农民的事。前者看重在大城市建立现代工厂，后者相信自由放任和地主私人土地所有权。因此，在1978—1988年，通过创造大量乡镇企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时引爆的供给和需求增长只能归功于一个因素——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这些政府官员与当年英国商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创造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的原始工业品市场和满足这个市场的乡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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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也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崎岖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像中国那样），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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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繁荣，与英国工业革命前（1600-1760）发生在乡村的原始工业化之间有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国政府地方官员同英国商人在建立自由市场和其支柱——社会信任——方面，在帮助创造大量的原始工业企业方面，都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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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谜团也许不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了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或为什么在这场对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很不起眼的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史上英国那样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发生，比如在具有很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代？[62]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晰：中国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如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挖掘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就地参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哪怕是原始制造业。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纵然没有进行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的所谓“光荣革命”式的“包容性”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西方产权与法律体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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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六节 中国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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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个落后农业国是否采纳“中国模式”开启工业化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腐败和官员激励机制（奖励）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奖励（回报）大量基层政府官员为工业化所提供的“中间人”服务？在完成了他们作为“公共商人”的历史任务后，他们是否应该退出，何时退出，以及如何退出这一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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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很值得研究，而且它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中。但是，首先让我们想想历史上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从为自己祖国服务中获得过什么奖励和回报。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为美国的强大所付出的服务受到过什么物质奖励和经济回报？邓小平为中国的强大所付出的服务又受到过什么奖励和回报？同样的问题可以问日本的伊藤博文、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等许多为他们自己的祖国强盛而效劳服务的领导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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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假设这些领导人受崇高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所激励，而不是只贪图自身利益和个人所得。但这样的思考方式超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因此暂时避开是否存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社会、家庭无私奉献问题不谈，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经济发展模式设计时应该考虑的严肃问题。当政府官员深深陷入商业活动中，就必然会发生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和模糊不清问题。因此不可否认当今的中国腐败很猖獗，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乌克兰，甚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一样。[64]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以至于反腐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否则会极大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度和速度，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如所有成功工业化国家当年遇到的类似情形一样（比如1990年代的韩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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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回顾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政府官员积极创造市场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高效中间人服务，虽然也接受回报——即获取提供服务的费用（寻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寻租行为充满了“激励相容”问题和“利益冲突”问题，但显然比制度经济学所认为的“榨取制度”的社会效率高很多。中国的各级地方官员这种与腐败牵扯的、独特的却富有创造性的角色很可能也是西方学者和制度经济学家疑惑、误解以及低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65]中国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机制”和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与手段。裙带资本主义和官本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本质。确实，正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重商主义政府有很多方面涉及裙带资本主义，但是它并不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的最关键作用，也没有抓住中国政府行为中的高效和创新元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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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经济便不可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来考察。18～19世纪的英国是如此，19～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是如此。因此，真正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参与，而不是政府是否应该参与的问题。在福利国家（如当今的美国和欧洲），政府并没有退出国民经济，但其主要作用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或者说解决如何瓜分经济蛋糕问题。但是，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通过创建市场要素（包括社会秩序、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把蛋糕做大，使广大穷人有动力、有机会、有工具、有组织去创造蛋糕。因此，越是经济的发展初期，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越难界定，因为所谓“公共产品”的定义本身在发展初期很难界定（比如市场和很多具备“外部性”的交易活动本身就是基本公共产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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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只是控制暴力和提供社会秩序的工具（North and Wallis，2009），它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消除或克服市场失灵、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工具和强大社会力量。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无法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不总是由于“榨取性”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因为建立这些市场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和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缺失问题，反映更多的是政府（国家能力）缺失问题：把大量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转化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大企业，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这个成本，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克服的情况下（如16～19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那样），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靠引进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或大的国际公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工业化。中国（继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奇迹之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积极的市场创造和全球市场开拓来快速引爆工业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企业成长和商业繁荣，意味着更多的是政府失灵（或国家能力缺失），而不单是市场本身失灵（或市场缺失），更不是由于缺乏普选式民主和公民投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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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和村镇官员，一方面按照邓小平式的服务型领导风格行事，另一方面也按照“见利忘义”的商人风格行事[69]：他们有决断、有权力也很有必要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如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当地经济和设计发展政策。他们有动力一年工作差不多365天，去吸引外部投资、建桥、修路、协商银行贷款、提供当地商业信息、把握跨地域经济洽谈、建立工业园区、组织与外面世界建立贸易关系的商业展览、解决商业争端、为企业进入安排土地，等等。当然，很多人也从这种公共服务中接受或追求由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支付的贿赂和佣金。把他们的工资收入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是政治上不现实和经济上不可行的。[70]但是，他们在毛泽东建立的政治体制下和邓小平开创的实用主义观念下，作为市场创造者（市场发酵的酶和酵母）所付出的辛勤和创造性的工作，却让中国将16～18世纪英国长达两三百年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缩短到10年（即1878—1988）。如果包括毛泽东的农村合作化时期，也不超过40年。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证明了有为重商主义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合理模式，并非乱碰乱撞出来的偶然结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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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国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访问中国时，问为什么在1978年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如此好、如此快[72]，邓小平回答说秘诀就是乡镇企业：“中国每年有700万十七八岁需要就业的人口。怎么办？我们找到了路子，就是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73]……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74]邓小平在回答中有点太谦虚。他没有提他本人、中央、地方和村镇政府官员在乡镇工业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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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腐败或政府官员深深介入地方经济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中国地方政府在升迁和跨地区间竞争压力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时（或寻租时）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地基础设施的过度建设，譬如“鬼城”现象和“不通向任何地方的空路”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干脆把上面的拨款或世界银行贷款直接装进个人腰包、什么都不做的腐败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76]并且一般说来，这种过度投资问题必须额外加以小心说明：市场力量也往往产生过度投资，包括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复表现出来的、由过度投资和信贷导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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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铁路建设热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世纪，在巨大天然垄断利润前景的驱动下，美国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在交通行业获得足够市场份额，以非常激烈的速度竞争修建铁路。结果，“其中最大的十三条铁路线的里程在1865年到1880年期间增长了6倍，仅在1870年和1876年的6年间就增长了两倍……大干线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这些公司经常过度铺设铁路线路并从事毁灭性的价格战争。例如，在1880年代，仅在圣路易斯和亚特兰大之间就有20条铁路线相互竞争”。（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2014，英文原版p.1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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