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7150
由于对就连英国也不是直接通过蒸汽机、煤炭、钢铁和铁路从城市开启工业革命这个基本事实无知，美国作家Anthony F.C. Wallace（1978，p.5）在描写他的老家，罗克代尔（Rockdale）这个美国小镇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繁荣时曾这样写道：
1703987151
1703987152
和英国广泛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并把制造业中心放在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来开启工业化不同，美国当年开启工业化的制造业体系是遍布在乡村而且依赖于这个新兴国家的河流所产生的动力。罗克代尔作为一个当年的制造业基地完全是位于自给自足的乡村，只不过却在经济上，通过不断买进棉花和卖出纱线和布匹，与遥远的世界市场和金融中心紧密相连。
1703987153
1703987154
因此，从英国、美国（后面还将对其进一步深入讨论）、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之路，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经验呢？
1703987155
1703987156
不要仅仅在大城市开启工业化。不要在原始工业品市场和轻工业品市场出现之前以及它们的商业营销网络和交通运输系统出现之前，就盲目地上马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采用现代高科技技术以及进行自由化金融改革（或体制改革）。不要在大需求出现之前就建立大供给体系。但要低成本地在乡村开启工业化。要在农村就地鼓励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但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作坊和轻工企业。要用国家财政，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推动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要以产业升级为目标，而不要长期依赖于占“比较优势”的资源出口和农产品出口。但是要做到这些，需要首先建立一个重商主义的强力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网络。这个政府体系具备意愿、意志和能力为本国制造业进行市场（包括全球市场）创造和开拓，管理（“风险管控”）国内储蓄和信贷供给，打造基础设施和城乡商业体系，使其为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通服务，严防国际资本投机，并把金融业牢牢建立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基础上，而不是为垄断资本和金融泡沫服务的目的上。
1703987157
1703987158
相反的方法——在缺乏统一大市场和营销网络的前提下一开始就通过“大推进”、“休克疗法”、金融改革开放、华盛顿共识或在重工业领域采用“自上而下”的进口替代方法——则会欲速不达，产生相反的结果，即低效率的现代企业（与所有制和产权无关但与市场大小有关）、金融泡沫、极大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差别，形成巨大的、发展极不完善的、堆积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城市（例如孟买、曼谷、圣保罗、墨西哥城以及许多第三世界才能看到的贫民窟大量存在的城市），以及随时可能造成国家破产的难以承受的政府债务和贸易赤字。以上大多数结果都确实曾出现在中国的前三次工业化尝试以及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然而，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以及现在的中国，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贫困和失业集中出现在大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城市中。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比如1600—1750年的英国、1700—1830年的美国、1750—1890年的日本、1978—1988年的中国）。这场原始工业化运动直接在这些国家的乡村而不是大的商业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或上海）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703987159
1703987160
正如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时期同样关注现代化大企业和工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许多的城市型工业中心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重工业产品，例如汽车、钢铁、机床和大型精密仪器，等等。自然，这些企业只能建在大城市中才能更好维持其运转。为了资助现代工业建设，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农业领域征收了重税（因此才有“大跃进”运动来企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税源）。但是，不仅这些重工业的中间产品和零件无法在国内得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最终产品的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其潜在产能的30%～50%——这不是因为所有制和产权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产品的极其有限的国内和国际市场问题。这种企业若要盈利或者哪怕仅仅覆盖投资和固定运营成本，市场规模要相当大才行，至少要达到潜在产能的70%～80%。中国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广袤的“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不可能提供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也不可能在国外找到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这种由“大推进”工业化导致的巨大潜在过剩产能的出现不仅来自于对市场需求的误判，也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计划经济下的供给能够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84]
1703987161
1703987162
不论是什么所有制或产权结构，如果市场太小或产量太少，建立在劳动分工原理上的规模化现代企业都是无法盈利的。如果每年仅生产十几辆（而不是数十万辆）汽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建设一条福特汽车装配线是绝对亏本的；如果每天对棉纱的需求只有几磅（而不是上千磅），一个在18世纪的英国工厂使用珍妮纺纱机也是绝对不合算的；如果市场每天对别针的需求只有几个（而不是几万个），那么强行在亚当·斯密看到的别针厂采用劳动分工将得到什么样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1703987163
1703987164
难怪英国著名生产商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给他的商业伙伴，蒸汽机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信中写道：“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参见Eric Roll，［1930］，1968，p.14）
1703987165
1703987166
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生产，以满足稀薄而有限的国内需求。因此，它们显得生产能力和效率低下。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亚当·斯密的市场规模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生产，以满足充分发展的丰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它们因此开始变得高效和多产。事实上，现代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业是非常盈利的，因为它们具有支持其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然而，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是亏本的，因为没有市场。例如，在中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重型国有企业（即国有股份占50%以上的大企业）的平均盈利比私有企业高四到五倍，而平均每个员工的盈利率比私有企业高两倍。[85]如此高的利润差不能简单归因于国企的垄断，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有着绝对的垄断权力，却是绝对亏损的。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所有制本身，而是因为缺乏市场规模、原材料供应链、产品分销体系和有效的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缺乏管理阶层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86]
1703987167
1703987168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太过急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在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在开启原始工业化之前便采用最新的高效大规模生产技术，来开启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确，为什么要采用落后而过时的18世纪的技术呢？为什么要在贫困的农村而不是相对繁荣的城市开启工业化呢？但是，正是由于它们对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原理无知，对机械化生产和市场规模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对生产成本和市场利润缺乏起码的分析，对“技术”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迷信和盲从，才造成了它们失败的命运。因此，这些国家（处于这些市场缺失条件下）的现代工业和重工业往往需要政府、国家债务和国外贷款的持续不断的资助和补贴，而仍然逃脱不了因无法承受的国家财政负担而破产和违约的命运。[87]
1703987169
1703987170
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应用技术，而且还需要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运输、商业和信用系统的支持。（T.S. Ashton，1970，p.34）
1703987171
1703987172
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成为21世纪的“世界工厂”仅仅归因于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确实，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具有世界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的清朝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同样具有当时世界最巨量的廉价劳动力。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在一个世纪以前成为世界工厂呢？
1703987173
1703987174
答案现在很清楚：从1978年开始（尽管当时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中国没有选择集中精力在重工业的建设上，也没有再次选择快速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或许是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以及先前失败的教训）。相反，中国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并开始鼓励在乡村设立大量的，小规模的，在英国18世纪原始工业化时期才能见到的，原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质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乡镇企业。它们生产各种在国内外具有广阔市场的廉价轻工消费商品，比如筷子、牙刷、塑料盘子、杯子、水桶、容器、扣子、别针、铁钉、纺织品、毛衣、裙子、衬衫、鞋子、帽子、手套、陶器、瓷器、桌子、椅子、窗帘、沙发、厨具、办公用品、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简单农具、化肥、学校用品、玩具、黑白电视机、低质量手表，如此等等以满足基层民众的需求。这些乡镇企业就地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体劳动力的80%以上。反过来，这些乡村工厂又为许多的城乡家庭提供了大量的日益多样化的廉价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也成为食品和孩子的替代品。同时，农民的收入、消费能力以及他们养育孩子所花时间的机会成本（即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不断增高。因此，他们的“效用函数”慢慢地从过度关注孩子转移到通过劳动享用由原始工业提供的日益多样化的“价廉物美”的消费产品。[88]
1703987175
1703987176
长期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大批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关注[89]。但是，它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关系以及在启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性“政治经济学”功能从未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清晰的理解和分析。许多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将其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由计划型公有经济向市场型私有经济转轨的特殊现象，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初期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和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权，因此对发展经济学不具备普遍意义。这是不对的。
1703987177
1703987178
中国的乡镇企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些原始农村工业化特征是几乎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所共有的。只是在所有制上存在着表面的不同：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其初期阶段大多数为公有或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然而，无论什么所有制，这种以满足远距离市场交换为目的的遍布广袤乡村的大范围乡村工业的“伟大冲刺”［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语］，是许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轻工业起飞（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主要特征，如17世纪到18世纪末的英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美国，以及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日本。这一被经济史学家广泛观察到的原始农村工业化现象首先由富兰克林·孟德尔（Franklin Mendels，1972）提出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也正是他创造了“原始工业化”这一术语。
1703987179
1703987180
作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国家转化的必要“胚胎发育”阶段，受国家创建的原始全球大市场激发的原始工业化的重要性如下：（1）它刺激农村商业化，增加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用率（例如，在农闲季节）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不会危害到粮食安全；（2）它将孤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业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转化为工业化前期的初具规模和组织的劳动大军，为工业革命准备“后备军”（在中国被称为“农民工”）；（3）它为采用规模化的大工厂制度创造和培育规模化市场（即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城乡销售网络甚至全球贸易体系）；（4）它克服原始积累初期设厂投资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并通过获取廉价的土地以及避免劳动力的转移成本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5）它通过利用本地资源比较优势，促进了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国内国际贸易，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积累可观的外汇储备以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6）它通过“干中学”的实践活动在广大农民中培育企业家和技术工人；（7）总之，它为大规模商品营销系统、原材料供应链以及工业网络的形成创造条件，为规模化经济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90]
1703987181
1703987182
通过基于市场竞争和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的“自然选择”和“进入/退出”机制，以及实践中的学习，乡镇企业不断成长并进化为一个由原始工业集群、原始工业供应链和原始工业生产/销售网络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态系统。最成功的乡镇企业会逐渐成长为现代公司和国际市场的大玩家（如中国的海尔和华为公司）。由于有着充足的资本，这些成功的公司通常都生产和开发多样化产品并涉猎多个产品（包括资产）市场。小康的乡村和城镇会成长为大都市或卫星城，如广东省的东莞市。那些繁荣的和连接紧密的夫妻小店会形成贸易中心，如华东地区闻名世界的义乌市，它也于2005年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世界机构认证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91]拥有着诸如煤炭和钢铁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会发展成为重工业城镇（如中国的大同和鞍山以及美国的匹兹堡）。由此对电力、交通、供水、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会急剧持续增加，但是这种源于市场的巨大需求很快就会由于市场利润的刺激和由工业化带动的技术进步而获得满足，因为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的急剧增加，重商主义政府便有财力向这类基础设施工程进行财政投入。
1703987183
1703987184
也就是说，在原始工业化中急剧扩张和整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资金与技术积累最终会使得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因而，在十多年“含辛茹苦”的高速农村工业发育和城乡商业革命之后，中国终于在1990年前后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
1703987185
1703987186
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工业革命。没有原始工业革命，这些国家就无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安全诅咒，并进入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没有原始工业革命，除了仰仗“老天爷”的粮食丰收之外的一切东西——加工食品、衣服、厨具、简单耕作工具、化肥和基本交通——都显得太过昂贵而无法负担，更不用说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和现代的灌溉和供电系统了。因此，任何好天气带来的额外粮食丰收立即转化为了更多的人口。
1703987187
1703987188
发生在下一个10年间（1988—1998年）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原始工业化提供的更高层次的市场和资金积累来支撑的，并且主要是靠购买国外技术（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来加速推动的。然而中国正是靠着出口大量的手工品和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才能有资金和实力进口昂贵技术。这种出口导向式增长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来支持技术引进，继而用进口的先进技术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这种靠参与世界制造业大循环的出口导向的正反馈系统与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是依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来支持工业化和技术引进。显然这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馈系统。首先，农业资源开采都是土地密集型的，因此即便实现机械化耕作和资源开采，其规模报酬也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农业和矿业机械化减少了劳动力需求，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则是提高劳动力需求。因此，尽管这种发展战略——即依赖农产品或自然资源如矿石和石油的出口——符合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却不能带来规模化就业，也不能创造一大批企业家阶层和一个规模化国内市场来支持连续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如果没有引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92]
1703987189
1703987190
缘于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迅速增加的生产力和制造业产能会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去创造并寻找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吸收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并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解释了英国在完成了它的工业革命以后，分别于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向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以倾销大规模生产的英国商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政府开始自己提倡自由贸易（但不是以殖民和暴力的方式）并积极在全世界寻找市场以销售“中国制造”和满足生产“中国制造”所需要的天量原始资源。建立在规模生产方式上的资本主义具有自然的扩张性，原因在于它能够生产出远远超过其自身所需的产品。[93]
1703987191
1703987192
我们以上的分析已经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关于经济发展的两个中心问题：（1）如何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一个缺乏购买力的、原始落后的、自给自足和缺乏组织的农业社会中，使得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跨地区贸易成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2）为什么有些国家（主要是欧洲）早在2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转变，而多数的国家即使经过了反复的工业化尝试至今依然无法开启（复制）这一转变？接下来将继续我们的探索，并进一步以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照亮”这两个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并进一步解释18～19世纪的东西方“大分流”和英国工业革命之谜。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包括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所有的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
1703987193
1703987194
[1] 这是为什么农业时代的绵延不断的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土地。
1703987195
1703987196
[2] 在农业社会一件衣服就要花掉一个人很长时间的劳动报酬和长期积累，因而就粮食的相对价格而言是非常昂贵的。经济史学家Carlo M. Cipolla生动地描述了前工业化时代欧洲的境况：“购买了食物之后，一般人很难剩下什么来购买其他的所需——不管是多么初级的产品。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购买一件衣服（或者是制衣的布料）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普通人一生也仅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因而，医院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逝者的衣物给予法定继承者，而不被其他人所侵占。在瘟疫流行的时代，当权者发现没收并焚毁死者衣物是一件困难的事：人们总是等着病人死去，然后拿走他的衣服。而这则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1631年疫病流行的意大利托斯卡纳，一名军医在隔离病院工作了八个月，感染了瘟疫但最后挺了过来。这期间他都穿着同样一件衣服。”（Cipolla，Carlo 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 WW Norton&Company，1994.pp.25-26）
1703987197
1703987198
[3] 例如，在中国著名的义乌小商品贸易中心，有超过40万个品种的轻工业消费品。这个贸易中心从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小而短的街道家庭经营的糖果店发展成为21世纪初的世界最大的家庭用品和轻工业品贸易中心。
1703987199
[
上一页 ]
[ :1.703987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