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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期的全球探索，给欧洲普通家庭带来了比他们过去更多数量和品种的消费品，如钟表、艺术品、香料、茶叶、咖啡、蔗糖、丝绸、棉花、羊毛、皮革、地毯、纺织品、窗帘、服装、首饰、陶瓷、瓷器、金属制品、纸、印刷品、书籍、火药、鸦片，等等。但这些与后来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品种类相比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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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达国家很多家庭和年轻夫妇以养宠物代替养小孩就是这一“替代原理”的反映。美国的宠物食品和医疗保险甚至比人的还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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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个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就都已经初现端倪，例如17～18世纪的英国：“毫无疑问，在复辟时代和整个18世纪，消费品范围在英国家庭大大扩大。”（Wrigley，2010，p.71）关于17世纪到18世纪消费革命的更详细的历史分析，请见McKendrick，Brewer and Plumb，1982；Shammas，1990；and Weatherill，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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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经济学术语里，如果U表示一个凹效用函数，N代表消费品种类，c代表任何特定种类的消费品数量。简单假设数量和种类都以单位价格衡量以及效用函数是可加的，那么可以很容易证明，消费同等数量但更多种类所获得的效用，超过消费同等种类但更多数量所获得的效用。也就是说，如果变量{N，c}都足够大，则N×U（c）＞U（N×c）。例如，一个平方根效用函数，如果N＞1，那么N×c0.5＞（N×c）0.5；如果是对数效用函数，c＞1且N充分大，则N×log（c）＞log（N×c）；例如，当c=2时，只需N＞2便能满足以上不等式；当c=3时，只需N＞1.5便可满足，等等。换句话说，c越大，N越小就能满足上面不等式。这意味着一旦消费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扩大边际种类的消费（N）比仅提高边际数量（c）要好，或者是用同样收入购买更少数量的但更多种类的商品要好于购买更多数量的但更少种类的商品。但是前提是要满足以下条件：（ⅰ）商品数量不断提高和价格不断下降；（ⅱ）新商品种类不断出现；（ⅲ）劳动力需求和家庭收入不断提高。这些条件刚好就是工业革命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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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工业消费品能够大规模生产之前，具有最大收入弹性的“消费品”莫过于孩子。因此在农业社会，多余的粮食自然转换成了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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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大跃进”时期，农民像军队的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在稻田里一起工作和休息，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指望政府官员（像军队的军官）组织和管理食品供应（如在战争中）。因此，社会规划者不让个人通过个人储蓄（自存的食物）平滑个人消费。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复杂的社会保障系统来有效储存和分配粮食，这超出政府的金融和调拨能力。这使局部的食品短缺能酿成大规模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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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它可以依靠它在世界市场上换取粮食。但是就粮食安全来讲这是一个冒险的做法。贫穷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复杂的配送系统对进口粮食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有效快速的分配。即使是已经工业化的日本，也长期拒绝依靠食品进口来降低国内高昂的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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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仅在1985年就有600万村镇企业成立。如果每个企业雇佣5～10人，那么总农民工将是3000万～6000万人。此外，统计数据显示，1961—1962年的大饥荒之后，政府重新回调5000万人到农村，大部分是从村镇企业调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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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有巨大的热情按照政府的指令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中国，通过团队合作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会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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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取消了食品、肉、轻工业消费品如布料的配额，成功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的“短缺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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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即便是当今美国的现代农业，也是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虽然采用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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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中国政府不得不用大量农作物与苏联交换重型工业设备，来开启中国的工业化。此外，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农村机械化耕作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中国只有大量的劳动力却没有机器。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用劳动力代替机器进行大规模耕作，如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表示的那样。但是，这是可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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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土地的私人产权和转售权在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非常有保障的（见K. Pomeranz，2001；and Taisu Zhang，2011）。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没有帮助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使农民免于自然灾害。相反，饥荒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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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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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2009年中国共有87 085座水坝，而其中99%（86 258座）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修建的。实际上，在毛泽东时期，政府发动农民修筑了占现存80%之多的农村运河和灌溉系统。这使得邓小平时期的家庭承包制经济大受其益（见http://www.snzg.cn/article/2009/0210/article_13384.html）。然而讽刺的是，邓小平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也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和地方政府投资大规模灌溉系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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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今天，中国农民可以通过市场把他们的土地重新租给农业企业家，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企业家可以从很多个体农民家庭那里收集大量土地，以机械化耕作方法赚取更大利润。这些出租了土地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或做别的生意。所以，在新的契约安排下，农民和企业家都获利，土地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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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也要部分归功于在1978年之前毛泽东的集体农庄时代建立的灌溉、电力和道路基础设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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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工业革命前夜，英国在17～18世纪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初级（原始）农业革命。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Agricultural_Revolution及其中的参考文献。Gregory Clark（2002）则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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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79年提高了34%，棉花产量提高了近2.89倍，油菜籽产量提高了128%（Wu，Jinglian，2005，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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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农业支撑了10亿人口。其20%等于2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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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目前已经放松一个孩子政策。但是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即使在农村的年轻人生育二胎的意愿也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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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参见温铁军（2011），Xu and Zhang（2009），“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Firms：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Revisited”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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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参见张毅和张颂颂《中国乡镇企业简史》（2001）对乡镇企业与中国工业化的紧密联系的精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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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见富兰克林·孟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1972）对欧洲历史上原始工业化的经典分析。同时可参见Mendels（1981），Industr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Pres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landers，此书基于他196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Kriedte，Medick，and Schlumbohm（1977），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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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一英国早期工业都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如伦敦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兴起的事实也在T.S. Ashton（1968）的《1760—1830年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有论述。除了粮食安全困境的威胁外，在工业革命启动以前，因为缺乏规模化市场和产业链的支撑，一开始就在商业城市设立工厂、聚集大量的农民工人、为农民工提供吃饭和住宿等都是不可思议和非常昂贵的，因此在早期发展阶段会非常的不经济和没有效率。而这种一开始就直接在城市搞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设想恰好是很多后发国家的政府企图采纳的发展模式，也是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54）的二元产业发展模型所刻画和推崇的。关于中国三元化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论述，参见李克强（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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