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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生产不仅需要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应用技术，而且还需要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运输、商业和信用系统的支持。（T.S. Ashton，1970，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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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成为21世纪的“世界工厂”仅仅归因于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确实，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具有世界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的清朝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同样具有当时世界最巨量的廉价劳动力。那为什么中国没有在一个世纪以前成为世界工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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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现在很清楚：从1978年开始（尽管当时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中国没有选择集中精力在重工业的建设上，也没有再次选择快速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或许是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以及先前失败的教训）。相反，中国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低发展目标，并开始鼓励在乡村设立大量的，小规模的，在英国18世纪原始工业化时期才能见到的，原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质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乡镇企业。它们生产各种在国内外具有广阔市场的廉价轻工消费商品，比如筷子、牙刷、塑料盘子、杯子、水桶、容器、扣子、别针、铁钉、纺织品、毛衣、裙子、衬衫、鞋子、帽子、手套、陶器、瓷器、桌子、椅子、窗帘、沙发、厨具、办公用品、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简单农具、化肥、学校用品、玩具、黑白电视机、低质量手表，如此等等以满足基层民众的需求。这些乡镇企业就地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体劳动力的80%以上。反过来，这些乡村工厂又为许多的城乡家庭提供了大量的日益多样化的廉价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也成为食品和孩子的替代品。同时，农民的收入、消费能力以及他们养育孩子所花时间的机会成本（即劳动力需求和工作机会）不断增高。因此，他们的“效用函数”慢慢地从过度关注孩子转移到通过劳动享用由原始工业提供的日益多样化的“价廉物美”的消费产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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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繁荣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大批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关注[89]。但是，它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关系以及在启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性“政治经济学”功能从未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清晰的理解和分析。许多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将其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由计划型公有经济向市场型私有经济转轨的特殊现象，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初期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和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权，因此对发展经济学不具备普遍意义。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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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镇企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些原始农村工业化特征是几乎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所共有的。只是在所有制上存在着表面的不同：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其初期阶段大多数为公有或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然而，无论什么所有制，这种以满足远距离市场交换为目的的遍布广袤乡村的大范围乡村工业的“伟大冲刺”［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语］，是许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轻工业起飞（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主要特征，如17世纪到18世纪末的英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美国，以及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日本。这一被经济史学家广泛观察到的原始农村工业化现象首先由富兰克林·孟德尔（Franklin Mendels，1972）提出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也正是他创造了“原始工业化”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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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国家转化的必要“胚胎发育”阶段，受国家创建的原始全球大市场激发的原始工业化的重要性如下：（1）它刺激农村商业化，增加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用率（例如，在农闲季节）和农民的收入，同时不会危害到粮食安全；（2）它将孤立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业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转化为工业化前期的初具规模和组织的劳动大军，为工业革命准备“后备军”（在中国被称为“农民工”）；（3）它为采用规模化的大工厂制度创造和培育规模化市场（即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城乡销售网络甚至全球贸易体系）；（4）它克服原始积累初期设厂投资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并通过获取廉价的土地以及避免劳动力的转移成本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5）它通过利用本地资源比较优势，促进了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国内国际贸易，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积累可观的外汇储备以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用于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6）它通过“干中学”的实践活动在广大农民中培育企业家和技术工人；（7）总之，它为大规模商品营销系统、原材料供应链以及工业网络的形成创造条件，为规模化经济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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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基于市场竞争和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的“自然选择”和“进入/退出”机制，以及实践中的学习，乡镇企业不断成长并进化为一个由原始工业集群、原始工业供应链和原始工业生产/销售网络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态系统。最成功的乡镇企业会逐渐成长为现代公司和国际市场的大玩家（如中国的海尔和华为公司）。由于有着充足的资本，这些成功的公司通常都生产和开发多样化产品并涉猎多个产品（包括资产）市场。小康的乡村和城镇会成长为大都市或卫星城，如广东省的东莞市。那些繁荣的和连接紧密的夫妻小店会形成贸易中心，如华东地区闻名世界的义乌市，它也于2005年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世界机构认证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91]拥有着诸如煤炭和钢铁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会发展成为重工业城镇（如中国的大同和鞍山以及美国的匹兹堡）。由此对电力、交通、供水、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会急剧持续增加，但是这种源于市场的巨大需求很快就会由于市场利润的刺激和由工业化带动的技术进步而获得满足，因为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的急剧增加，重商主义政府便有财力向这类基础设施工程进行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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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原始工业化中急剧扩张和整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资金与技术积累最终会使得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因而，在十多年“含辛茹苦”的高速农村工业发育和城乡商业革命之后，中国终于在1990年前后迎来第一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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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非洲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缺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工业革命。没有原始工业革命，这些国家就无法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安全诅咒，并进入以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没有原始工业革命，除了仰仗“老天爷”的粮食丰收之外的一切东西——加工食品、衣服、厨具、简单耕作工具、化肥和基本交通——都显得太过昂贵而无法负担，更不用说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和现代的灌溉和供电系统了。因此，任何好天气带来的额外粮食丰收立即转化为了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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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下一个10年间（1988—1998年）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原始工业化提供的更高层次的市场和资金积累来支撑的，并且主要是靠购买国外技术（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来加速推动的。然而中国正是靠着出口大量的手工品和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才能有资金和实力进口昂贵技术。这种出口导向式增长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来支持技术引进，继而用进口的先进技术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这种靠参与世界制造业大循环的出口导向的正反馈系统与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是依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来支持工业化和技术引进。显然这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馈系统。首先，农业资源开采都是土地密集型的，因此即便实现机械化耕作和资源开采，其规模报酬也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农业和矿业机械化减少了劳动力需求，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生产则是提高劳动力需求。因此，尽管这种发展战略——即依赖农产品或自然资源如矿石和石油的出口——符合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却不能带来规模化就业，也不能创造一大批企业家阶层和一个规模化国内市场来支持连续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如果没有引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对能源、动力、运输和通信的基础设施的巨大市场和资金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引爆以规模化生产重工业产品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是，大多数拉美国家虽然成功实现了农业和采矿部门的现代化（机械化），却无法完全实现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因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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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迅速增加的生产力和制造业产能会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去创造并寻找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以吸收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并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解释了英国在完成了它的工业革命以后，分别于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向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以倾销大规模生产的英国商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政府开始自己提倡自由贸易（但不是以殖民和暴力的方式）并积极在全世界寻找市场以销售“中国制造”和满足生产“中国制造”所需要的天量原始资源。建立在规模生产方式上的资本主义具有自然的扩张性，原因在于它能够生产出远远超过其自身所需的产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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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上的分析已经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关于经济发展的两个中心问题：（1）如何在不破坏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一个缺乏购买力的、原始落后的、自给自足和缺乏组织的农业社会中，使得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跨地区贸易成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2）为什么有些国家（主要是欧洲）早在25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转变，而多数的国家即使经过了反复的工业化尝试至今依然无法开启（复制）这一转变？接下来将继续我们的探索，并进一步以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照亮”这两个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并进一步解释18～19世纪的东西方“大分流”和英国工业革命之谜。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包括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所有的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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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为什么农业时代的绵延不断的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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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农业社会一件衣服就要花掉一个人很长时间的劳动报酬和长期积累，因而就粮食的相对价格而言是非常昂贵的。经济史学家Carlo M. Cipolla生动地描述了前工业化时代欧洲的境况：“购买了食物之后，一般人很难剩下什么来购买其他的所需——不管是多么初级的产品。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购买一件衣服（或者是制衣的布料）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普通人一生也仅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因而，医院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逝者的衣物给予法定继承者，而不被其他人所侵占。在瘟疫流行的时代，当权者发现没收并焚毁死者衣物是一件困难的事：人们总是等着病人死去，然后拿走他的衣服。而这则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1631年疫病流行的意大利托斯卡纳，一名军医在隔离病院工作了八个月，感染了瘟疫但最后挺了过来。这期间他都穿着同样一件衣服。”（Cipolla，Carlo 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 WW Norton&Company，1994.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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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在中国著名的义乌小商品贸易中心，有超过40万个品种的轻工业消费品。这个贸易中心从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小而短的街道家庭经营的糖果店发展成为21世纪初的世界最大的家庭用品和轻工业品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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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期的全球探索，给欧洲普通家庭带来了比他们过去更多数量和品种的消费品，如钟表、艺术品、香料、茶叶、咖啡、蔗糖、丝绸、棉花、羊毛、皮革、地毯、纺织品、窗帘、服装、首饰、陶瓷、瓷器、金属制品、纸、印刷品、书籍、火药、鸦片，等等。但这些与后来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品种类相比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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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达国家很多家庭和年轻夫妇以养宠物代替养小孩就是这一“替代原理”的反映。美国的宠物食品和医疗保险甚至比人的还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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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个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就都已经初现端倪，例如17～18世纪的英国：“毫无疑问，在复辟时代和整个18世纪，消费品范围在英国家庭大大扩大。”（Wrigley，2010，p.71）关于17世纪到18世纪消费革命的更详细的历史分析，请见McKendrick，Brewer and Plumb，1982；Shammas，1990；and Weatherill，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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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经济学术语里，如果U表示一个凹效用函数，N代表消费品种类，c代表任何特定种类的消费品数量。简单假设数量和种类都以单位价格衡量以及效用函数是可加的，那么可以很容易证明，消费同等数量但更多种类所获得的效用，超过消费同等种类但更多数量所获得的效用。也就是说，如果变量{N，c}都足够大，则N×U（c）＞U（N×c）。例如，一个平方根效用函数，如果N＞1，那么N×c0.5＞（N×c）0.5；如果是对数效用函数，c＞1且N充分大，则N×log（c）＞log（N×c）；例如，当c=2时，只需N＞2便能满足以上不等式；当c=3时，只需N＞1.5便可满足，等等。换句话说，c越大，N越小就能满足上面不等式。这意味着一旦消费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扩大边际种类的消费（N）比仅提高边际数量（c）要好，或者是用同样收入购买更少数量的但更多种类的商品要好于购买更多数量的但更少种类的商品。但是前提是要满足以下条件：（ⅰ）商品数量不断提高和价格不断下降；（ⅱ）新商品种类不断出现；（ⅲ）劳动力需求和家庭收入不断提高。这些条件刚好就是工业革命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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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工业消费品能够大规模生产之前，具有最大收入弹性的“消费品”莫过于孩子。因此在农业社会，多余的粮食自然转换成了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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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大跃进”时期，农民像军队的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在稻田里一起工作和休息，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指望政府官员（像军队的军官）组织和管理食品供应（如在战争中）。因此，社会规划者不让个人通过个人储蓄（自存的食物）平滑个人消费。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有一个全国性的复杂的社会保障系统来有效储存和分配粮食，这超出政府的金融和调拨能力。这使局部的食品短缺能酿成大规模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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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或者，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它可以依靠它在世界市场上换取粮食。但是就粮食安全来讲这是一个冒险的做法。贫穷国家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复杂的配送系统对进口粮食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有效快速的分配。即使是已经工业化的日本，也长期拒绝依靠食品进口来降低国内高昂的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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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仅在1985年就有600万村镇企业成立。如果每个企业雇佣5～10人，那么总农民工将是3000万～6000万人。此外，统计数据显示，1961—1962年的大饥荒之后，政府重新回调5000万人到农村，大部分是从村镇企业调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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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有巨大的热情按照政府的指令工作，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繁荣的中国，通过团队合作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会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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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取消了食品、肉、轻工业消费品如布料的配额，成功解决了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面临的“短缺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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