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7120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七节 发展的规律、教训和中心问题
1703987121
1703987122
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有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努力，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高效”的现代制造产业，比如汽车装配线，却仍然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严重忽略了工业革命的最初“胚胎发育”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那也是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繁荣阶段。许多国家都是仓促地在大城市中建立起现代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也在贫民窟堆积的城市搞一些现代交通设施，而不是在草根民众和广袤乡村中从事看似原始的农村工业化的努力。[78]这样的Gerschenkron（1962）式的工业“大跃进”使许多国家的工业革命昙花一现。例如，罗斯托（Rostow）在20世纪60年代曾贸然地指出中国和印度已经处在经济起飞的门口。原因在于他看到了快速的工业增长率以及超过GDP 10%的高额投资率。[79]但是他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并没有在20世纪60～70年代起飞，相反，仍然处在马尔萨斯陷阱当中。因此，GDP的增速和投资率本身并不能预示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真正关键的因素是循序渐进的制造业结构提升和对相关工业品市场的培育、开拓和创造。1750—1840年，英国经济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5%，但是英国却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为在这之前它已经用一两百年的时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贸易网络、纺织品市场以及羊毛和棉花供应链，完成了工业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原始工业化积累。
1703987123
1703987124
20世纪中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数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曾达到过7%～10%甚至更高，但是它们依旧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特别地，中国在1953—197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的年均增长率大概为6.5%～7.5%，几乎与1962—1992年韩国的增长同样迅速；但是，中国并没有起飞，而韩国却做到了。
1703987125
1703987126
GDP增长并不是经济表现和工业化进程的正确衡量方式，这有两个原因：第一，GDP并不提供关于经济产业结构的很多信息，而且测量误差也大。第二，它的很多内容与工业革命不相关。因为GDP包括农业和服务业，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两大产业的产出不仅很难测量而且没有什么意义，不具备任何技术含量。一个更好的测量方式是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适当行业的工业产出增长率。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初级阶段，那么乡村企业和纺织业产出增长率就是一个测量其经济健康与否的相关指标。的确，英国工业革命最初的20年间，英国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增长超过了30倍，从1765年的50万磅增加到1784年的1600万磅（参见William Bernstein，2008，p.263）。另外，在1803年和1833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时期，英国的织机数量从2400台增长到10 000台，增长了超过40倍，以每年超过13%的惊人速度增长，并持续30年。[80]然而，英国当时的GDP年增长率还不到1.5%。同样地，当美国在1810年和1830年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棉花纺锭数每年增长约13%，并持续20年，从10万锭增长到120万锭（见David Landes，1999，p.300）。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热衷于只从GDP看中国，或至多抽象地测量一下全国平均劳动-资本比或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搞很多看似技术性强却并无多大意义的GDP预测模型，却不知道或不关心中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各类制造业技术结构）的演变和中国工业革命的进度。更有甚者，目前西方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里面只有抽象的GDP和投资率，却没有粮食安全，没有棉花、纺织品、钢铁、精密机床和发动机这些区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产品。这不奇怪，因为在这些经院式“黑板经济学”家看来，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可相互替代的抽象符号，而工业革命（或技术升级）可以在他们的思想中（想象的微分方程中）完成。难怪这样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会把拉美的经济搞砸，会让苏联的经济改革泡汤。
1703987127
1703987128
因此，中国1978年以来的工业化历程（以及她此前120年间的三次失败）再一次告诉我们，仅仅通过国家笼统扶持的高投资率和引进一些国外现代企业是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因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大系统。它只能通过有机“发育”而产生，无法通过外来的器官“移植”而成功。同样，迅速的西式民主化和普选（政治体制变革）也无法引爆工业革命。农业国的工业革命只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革命和暴乱）和国家意志支配（统筹安排）下，主要从乡村地区卑微地、温和地、稳健地开始（同时大力普及全民基础教育）。它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发育过程，这样才能挖掘出底层广大人民的潜力，充分释放他们身上能够创造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劳动力和蕴含其中的创业精神，将这些自给自足的无序的小农“自由电子”组织起来，转化为有序的“电流”和生产大军。这一原始工业化过程，就地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哺育了农业劳动人口的专业化技能和社会分工，催化了农村商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多样化，提升了广大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发酵和深化了城乡市场。这是有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打破粮食安全诅咒，从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81]
1703987129
1703987130
那种仓促地建立高科技、大规模的现代重工业的发展方式，包括采取进口替代策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中国），或者过度依赖国外贷款和技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抑或过早地建立现代的金融和政治体制而破坏了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80年代后的拉美和俄罗斯），这些方式都违反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理，即国家财富的创造基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换句话说，这些工业化尝试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规模化生产需要基于规模化市场（购买力）和规模化营销网络才能有效运作和盈利这一要点。而事先创造好这些规模化市场条件则需要巨大的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一步登天。因此，简而言之，在这些错误的发展战略背后隐含着对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忽视——供给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1703987131
1703987132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建立了150多家现代大型工厂，包括：16家造船厂和机械制造厂、97家机械纺织厂、8家印刷公司以及4家钢铁企业。这些现代工厂主要是由政府债务或国外贷款资助，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都坐落于大的商业城市和地区，如上海（25%）和广东（60%）。而原始工业和乡村作坊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商业活动都被政府完全忽略甚至受到压制。民国时期继续坚持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方式。国民党政府极少关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乡村企业的培育，相反，集中精力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工厂。例如，在1937年中国40%的工业产能（包括纺织业）集中在上海。
1703987133
1703987134
这种城市导向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方式，与1868年前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江户时期（1603—1868）是从欧洲引进和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准备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具有以下特征：商业和贸易繁荣、市场发酵、政治稳定、农业商业化发展、区域间交流和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民族不断融合、农村的手工制造业和工匠作坊繁荣、出现了富裕的商人阶层、中央政府（皇室）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官方扶持、教育不断发展。[82]江户时期日本的原始工业化是如此的深入和成功，以至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坚信，“即使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日本迟早也会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Landes，1999，p.368）。
1703987135
1703987136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加速了这一原始工业化进程。西方列强的全球掠夺给日本造成亡国危机，因此日本政府的行动受爱国主义的激发，以阻止外国的入侵、殖民化以及任何主权丧失的可能性。和1978年以后的中国类似，明治政府调动了日本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参与到原始工业化积累中来，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促进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明治政府并没有尝试通过在大的商业化城市中建立大型的现代制造厂来开展工业化（或许这要归因于那时缺乏大规模的国外贷款）。相反，它集中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逐步在日本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商品轻工业基础。
1703987137
1703987138
“纵贯明治时期（1868—1912）、大正时期（1912—1926）和昭和战前时期（1926—1936），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生丝纱和原生海洋产品……这些在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明治时期，所有的乡村都会种植桑树养蚕，并赚到不菲的收入。从这一点来看，丝绸不仅作为传统产品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财富，而且通过赚取大量的外汇为日本的工业化做出重要的贡献……日本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工业（纺织）产品，这是后起国家典型的垂直贸易方式。然而，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对纺织品的进口也在稳步的下降，到1900年几乎下降为零。另外，从1890年代的后半期起，日本开始向亚洲邻国出口棉纱和布料纺织品，同时开始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也就是说，整个明治时期的工业化是一次轻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进口日用品到出口日用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棉纺产品扮演着中心角色。”（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pp.51-52）
1703987139
1703987140
日本直到明治维新末期，特别是“一战”以后，才开始发展重工业。即使是在明治末期，“钢铁、轮船制造和化工产业，与电动机器的制造和应用一样，依旧处于发展的初期。日本依然处于通过模仿来学习西方的阶段。这些产业还完全称不上是主要的生产力，他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的机器依然需要从西方进口。”（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p.52）随着日本在20世纪之交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现代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引发了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促进重工业发展，明治政府首先建立了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如东京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大阪兵工厂以及吴港海军工厂，这些工厂的机器和技术完全从西方进口，而随着工程人员自身逐渐掌握操作的技术以及对技术的再生产，也逐渐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最终私有重工业领域得到了发展。
1703987141
1703987142
在完成原始工业化的“胚胎发育”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婴儿期”以后，日本政府才开始在工业结构升级中采取了“大推进”战略。这种国家主导的，以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的规模化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以及巨大国内储蓄积累为基础的重工业建设，使得日本在重工业建设中的学习曲线极大地缩短和扁平化。因此，“明治末期，私企产品慢慢出现在轮船制造、铁路交通和机械装备等领域中。与此同时，那些在国有军火工厂中掌握了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向私有企业转移或者开设他们自己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商品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东京和大阪开始出现小企业和转包商。因此，在明治末期，当重工业还处于其初期时，日本已经做好了‘一战’后快速飞跃的准备。”（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p.52）。
1703987143
1703987144
日本是一个奇迹。它是亚洲第一个在19世纪末成功复制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完成工业化（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这个事实曾经让很多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困惑，因为日本与中国和欧洲相比，其文明史太短，而且也没有很多自然资源（比如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棉花、煤炭和铁矿）。因此，多数学者（尤其包括日本人自己）把日本的奇迹归因于日本的文化和特殊人格结构（国民性）：“日本的国民性格有很特殊的地方，而且与亚洲文明普遍具有的东西不同。日本人尤其与作为邻居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温顺、守序、服从权威、奴颜婢膝的性格，而是具有一种独立、自强、高傲和强烈的个人尊严的种族。”（David Landes，1999，p.351）
1703987145
1703987146
但是，一旦工业革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日本工业化的“秘诀”也就真相大白，无须求助于弗洛伊德式的“荒诞”的人格（国民性）分析。[83]日本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由于它明治维新之前一个世纪左右的政治稳定和开明商业政策（这要归功于它与绵延战乱的欧亚大陆隔开的特殊地缘位置），和它在明治维新后采取的正确的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虽然并非有意系统设计，而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环境逼迫）让它能够循序渐进地为日本逐步发展制造业创造所需要的市场：从开拓农村的原始工业化市场，到抢占以出口赚外汇为目的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再到推动全国性的能源、动力、铁路和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起飞。这每一步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西方式重商主义政府的身影。事实上，日本自江户时期（1603—1868）的中后期就一直以欧洲列强为师（从16～18世纪的荷兰到18～19世纪的德国），对外（尤其亚洲邻国）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强行开拓国际市场。也为此最终陷入军国主义泥潭并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代价。
1703987147
1703987148
毫不奇怪，即便是美利坚合众国，当年也是靠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的，正如后来的日本和开先河的大英帝国一样。美国在19世纪初已经在广袤乡村轰轰烈烈地展开原始工业化进程，而不是在当时已经较为发达的商业口岸和金融中心城市（比如波士顿、纽约、费城等）启动汉密尔顿（Hanmilton）在《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宏图，也不是靠首先引进当时先进的英国纺织工业技术、蒸汽机和铁路来引爆美国的工业革命。
1703987149
1703987150
由于对就连英国也不是直接通过蒸汽机、煤炭、钢铁和铁路从城市开启工业革命这个基本事实无知，美国作家Anthony F.C. Wallace（1978，p.5）在描写他的老家，罗克代尔（Rockdale）这个美国小镇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繁荣时曾这样写道：
1703987151
1703987152
和英国广泛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并把制造业中心放在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来开启工业化不同，美国当年开启工业化的制造业体系是遍布在乡村而且依赖于这个新兴国家的河流所产生的动力。罗克代尔作为一个当年的制造业基地完全是位于自给自足的乡村，只不过却在经济上，通过不断买进棉花和卖出纱线和布匹，与遥远的世界市场和金融中心紧密相连。
1703987153
1703987154
因此，从英国、美国（后面还将对其进一步深入讨论）、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之路，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经验呢？
1703987155
1703987156
不要仅仅在大城市开启工业化。不要在原始工业品市场和轻工业品市场出现之前以及它们的商业营销网络和交通运输系统出现之前，就盲目地上马钢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采用现代高科技技术以及进行自由化金融改革（或体制改革）。不要在大需求出现之前就建立大供给体系。但要低成本地在乡村开启工业化。要在农村就地鼓励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但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作坊和轻工企业。要用国家财政，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推动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要以产业升级为目标，而不要长期依赖于占“比较优势”的资源出口和农产品出口。但是要做到这些，需要首先建立一个重商主义的强力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网络。这个政府体系具备意愿、意志和能力为本国制造业进行市场（包括全球市场）创造和开拓，管理（“风险管控”）国内储蓄和信贷供给，打造基础设施和城乡商业体系，使其为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通服务，严防国际资本投机，并把金融业牢牢建立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基础上，而不是为垄断资本和金融泡沫服务的目的上。
1703987157
1703987158
相反的方法——在缺乏统一大市场和营销网络的前提下一开始就通过“大推进”、“休克疗法”、金融改革开放、华盛顿共识或在重工业领域采用“自上而下”的进口替代方法——则会欲速不达，产生相反的结果，即低效率的现代企业（与所有制和产权无关但与市场大小有关）、金融泡沫、极大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差别，形成巨大的、发展极不完善的、堆积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城市（例如孟买、曼谷、圣保罗、墨西哥城以及许多第三世界才能看到的贫民窟大量存在的城市），以及随时可能造成国家破产的难以承受的政府债务和贸易赤字。以上大多数结果都确实曾出现在中国的前三次工业化尝试以及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然而，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以及现在的中国，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贫困和失业集中出现在大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城市中。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比如1600—1750年的英国、1700—1830年的美国、1750—1890年的日本、1978—1988年的中国）。这场原始工业化运动直接在这些国家的乡村而不是大的商业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或上海）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703987159
1703987160
正如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时期同样关注现代化大企业和工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许多的城市型工业中心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重工业产品，例如汽车、钢铁、机床和大型精密仪器，等等。自然，这些企业只能建在大城市中才能更好维持其运转。为了资助现代工业建设，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农业领域征收了重税（因此才有“大跃进”运动来企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税源）。但是，不仅这些重工业的中间产品和零件无法在国内得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最终产品的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其潜在产能的30%～50%——这不是因为所有制和产权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产品的极其有限的国内和国际市场问题。这种企业若要盈利或者哪怕仅仅覆盖投资和固定运营成本，市场规模要相当大才行，至少要达到潜在产能的70%～80%。中国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广袤的“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不可能提供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也不可能在国外找到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这种由“大推进”工业化导致的巨大潜在过剩产能的出现不仅来自于对市场需求的误判，也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计划经济下的供给能够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84]
1703987161
1703987162
不论是什么所有制或产权结构，如果市场太小或产量太少，建立在劳动分工原理上的规模化现代企业都是无法盈利的。如果每年仅生产十几辆（而不是数十万辆）汽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建设一条福特汽车装配线是绝对亏本的；如果每天对棉纱的需求只有几磅（而不是上千磅），一个在18世纪的英国工厂使用珍妮纺纱机也是绝对不合算的；如果市场每天对别针的需求只有几个（而不是几万个），那么强行在亚当·斯密看到的别针厂采用劳动分工将得到什么样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1703987163
1703987164
难怪英国著名生产商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给他的商业伙伴，蒸汽机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信中写道：“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参见Eric Roll，［1930］，1968，p.14）
1703987165
1703987166
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在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生产，以满足稀薄而有限的国内需求。因此，它们显得生产能力和效率低下。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亚当·斯密的市场规模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生产，以满足充分发展的丰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它们因此开始变得高效和多产。事实上，现代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业是非常盈利的，因为它们具有支持其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然而，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是亏本的，因为没有市场。例如，在中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重型国有企业（即国有股份占50%以上的大企业）的平均盈利比私有企业高四到五倍，而平均每个员工的盈利率比私有企业高两倍。[85]如此高的利润差不能简单归因于国企的垄断，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有着绝对的垄断权力，却是绝对亏损的。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所有制本身，而是因为缺乏市场规模、原材料供应链、产品分销体系和有效的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缺乏管理阶层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86]
1703987167
1703987168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太过急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在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在开启原始工业化之前便采用最新的高效大规模生产技术，来开启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确，为什么要采用落后而过时的18世纪的技术呢？为什么要在贫困的农村而不是相对繁荣的城市开启工业化呢？但是，正是由于它们对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原理无知，对机械化生产和市场规模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对生产成本和市场利润缺乏起码的分析，对“技术”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迷信和盲从，才造成了它们失败的命运。因此，这些国家（处于这些市场缺失条件下）的现代工业和重工业往往需要政府、国家债务和国外贷款的持续不断的资助和补贴，而仍然逃脱不了因无法承受的国家财政负担而破产和违约的命运。[87]
1703987169
[
上一页 ]
[ :1.703987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