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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贸易极大地帮助了英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融资。关于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的学术研究，请见Eric Williams（1944），《资本主义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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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当参观18世纪早期的别针工厂时，亚当·斯密只注意到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是他并没有追问迅速的产量增加如何创造对它自身的需求。他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自动创造需求，但那个巨大的市场在他假设“看不见的手”时已存在了至少一两百年。他并没有对为欧洲和英国制造业的生产专业化、供求分离和劳动分工提供先决条件的、靠上百年商业市场缓慢发酵来建立分销网络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原始工业化过程给予足够的敬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家庭胆敢贸然靠劳动分工和产品专业化大量提高它的生产力和市场供应，除非需求与供给是匹配的。一个山沟里的作坊如何在采纳规模化生产之前发现它产品的消费者呢？如何确保原材料的不断供给、价格和市场需求的稳定呢？一个企业的劳动分工必定需要整个社会同时的劳动分工。因此，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协作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通过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贸易之下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和商人在垄断利润驱使下对殖民地原住民的暴利掠夺，才逐步解决了这个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问题或市场创造问题。亚当·斯密的研究也才能以这个作为起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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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镇和农村作坊手工业存在于任何农业社会，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尤其发达。然而，如果缺乏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和庞大的商人阶层来帮助它们建立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和全球贸易网络，这种小作坊手工业就不可能达到被称为“原始工业化”所需的门槛规模和密度，从而不能引爆基于规模化大生产的工业革命。很多文献把一些资源型国家的短期繁荣和长期衰落简单地归因于“荷兰病”，其实是不全面的。这些资源型国家完全可以用资源出口赚来的钱补贴和扶持制造业。而它们没有这样做（或做不到）正是因为缺乏强大的政府、统一的国家意志和重商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很多这样的资源型国家甚至在发展初期就采纳自由放任的发展战略，结果贻害无穷。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五章和第七章更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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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1978年经济改革后一个典型的地方基层政府官员如何通往中国权力高峰的道路，可登录网址http://defence.pk/threads/supreme-leader-xi-jinping-personal-profile.226072/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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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参见Carlos D. Ramirez（2014），“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吗？——从历史角度与美国的比较”，《比较经济杂志》第一期42卷，2014年2月，第7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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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譬如制度学派的理论家和西方媒体普遍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所有经济发展计划和改革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工具，正如Ian Bremmerz在路透社的文章（2014年9月8日）写道：“经济繁荣仅仅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习近平继续开放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共产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但是，即使按照这种想法，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集团和政府都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那么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将会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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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事实上，“宠坏”制度（“spoil”system，即把公共官位分配给执政党的支持者）和“裙带关系”（“nepotism”，即利用权力或影响力偏袒亲朋好友，尤其是给予就业和其他福利方面的照顾）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以及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十分流行（见Ha-Joon Chang，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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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美国和中国的政府角色之差异也表现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刺激计划上：两个国家都发起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于超过各自GDP的5%）应对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崩溃。但是，美国的钱主要用在收入转移支付，而中国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很明显，中国的刺激方案比美国更有效（见Wen and Wu，2014）。再以希腊为例，政府几十年来通过提供高薪、高养老金以及其他福利的政府工作直接补贴公民，导致每五个在工作年龄的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这种庞大政府支出（蛋糕分配）是21世纪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希腊过早地进入一个福利国家，甚至都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与德国有很大不同。所以，21世纪的希腊金融和债务问题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埋下种子），当时各政党为了赢得民主选举，在增加国家福利计划规模上不断进行竞争。这是民主体制过早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建立所导致的许多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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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缺乏一个关键的认知，即“民主集中制”。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一直获得完美实践，但它与个人专制和普选投票制都有本质区别。即便在战争年代，部队（红军和解放军）也实行的是这种制度，更不要说地方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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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民间有个笑话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官员是最腐败的，然而也是地球上最高效、多产和勤奋的地方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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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社会上热炒的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做法在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行不通的。而且新加坡的做法也很难同它在李光耀治下的家族统治完全分开。中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很廉洁，却并无“高薪”。美国也是如此。因此“高薪养廉”是个忽悠。关键是监管。但是监管的社会成本和对机制设立的要求特别高，发展中国家即便想做也做不到。只有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国家才有经济实力和国家意志去构筑监管所需的复杂官僚系统和惩罚系统。所谓法律和制度，如果缺乏高成本的监管，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常常对法律的威力想当然地放空炮，殊不知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而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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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参见第5～6章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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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当然，他们还没有看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更为巨大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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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即使在2013年全球经济低迷期间，中国仍创造了1310万个工作岗位，与美国的220万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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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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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邓小平也非常清楚，乡镇企业是由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第一次提出并实施的。在1961—1962年大饥荒时期，邓小平是领导解散乡镇企业的中央负责人。同许多中央领导一样，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比较提倡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大型高科技企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发现了中央计划和大型国有企业造成的巨大低效率。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张的乡镇企业居然成了改革开放后突破贫困陷阱、搞活中国经济的生力军，因此在1978年农村改革后看到乡镇企业在缺乏中央财政大力支持下异军突起繁荣起来，感到很吃惊。但是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个中国农村的伟大创举并加以大力提倡，从此让中国的工业化运动走上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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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见第五章对腐败的更多的讨论和第七章第三节关于中国目前反腐运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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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美国铁路的繁荣期从1840年代末开始，直到1880年代才结束。在1849年到1854年的短时间内，美国共有30条以上的大型铁路先后竣工。顺便提一句，美国铁路泡沫期间许多铁路工人来自中国（清朝晚期）。与白人同行相比，他们被证明是美国铁路建设史上最勤奋和熟练的工人。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美国一直被严重歧视。例如，由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在1882年5月6日签署的美国联邦法律《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关于自由移民的最重要的限制，禁止所有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劳工移民美国。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阻止特定民族移民美国的法律。这个法律直到1943年12月17日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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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例如印尼在1957年建立的大型汽车制造公司Astra International，及其在80年代建立的印尼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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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W.W. Rostow，1960，《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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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extile_manufacture_during_the_Industrial_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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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单纯的市场力量并不会自动地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如平地上的水不会自己选择流向一样。这个发展方式需要政府在正确理论下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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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见Toyo Keizai Shimposha，2000年，pp.42-46，《工业化和日本明治的全球一体化》，第五章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自主发展是否可能?”；也可以见1999年David Landes写的《国家的财富与贫穷》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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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当经济学家黔驴技穷时，便很容易诉诸于“文化”、“民族性格”等诸如“索罗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之类的“黑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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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苏联能够基于国内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来建立一个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为应对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因此它缺乏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内在动力。在斯大林的大力推动下和共产国际分工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业化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早在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俄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例如，在1860年代早期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改革，就是为了刺激俄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在1870年代，俄国政府发起了几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到1900年，俄国已经有了如跨西伯利亚铁路这样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并且当时的沙俄帝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钢铁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产油国。更多的请参考http://alphahistory.com/russianrevolution/russian-industrialisation/＃sthash.DcvGOnuL.dpuf。正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以及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实现的重工业现代化，使得著名发展经济学家Gerschenkron（1962）错误地认为，类似的跳跃式“大推进”工业化政策可以被所有落后农业国采用并实现工业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国家早在采纳“大推进”战略的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原始工业化进程并引爆了第一次工业（纺织业）革命，从而为重工业革命创造了市场和金融条件。关于俄国商人和政府如何在17～19世纪参与当时荷兰、英国、美国等对世界市场的竞争，参见Stephen R. Bown（2009），Merchant Kings：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16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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