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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参见Li，Liu and Wang（2014）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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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当市场大小条件一样时，国企和私企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管理。如果国企能够从人才市场上直接引进高层管理人员并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优胜劣汰”，其效益就不会输于私企，尤其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更容易造成“贪腐”、“浪费”和对长远项目投资不足，只不过我们不把家族企业的私人开销和挥霍定义为贪腐而已。国家的很多长远发展项目必须靠国企或政府招标。国企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来源和评价体系缺乏市场竞争压力。但这与所有制无关，而与管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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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见林毅夫（1996，2009，2011，2012，2013）一系列关于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以重工业为指导的发展战略失败的许多精彩分析。本书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提供了补充：（1）通过对“市场是个公共品”这一原理的发现，更加凸显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2）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规模和相应产业结构的分析和各个发展阶段的产品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摆脱各种层次的“收入陷阱”的作用；（3）由此揭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和所有欧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逻辑”结构，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根本缺陷；（4）通过对“市场”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以及企业的组织成本的分析，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必然联系和区别；（5）同时指出了市场力量的局限性和破坏性，提出“管理”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更高级和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方式；（6）由此回答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前途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继续崛起和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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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事实上，中国确实在1970年代末尝试过大规模进口现代高效技术来升级“文革”期间过时的工业技术，并以此来推动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以尽快实现周总理197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但这带来快速堆积的金融负担和不可持续的国家债务，导致中央很快被迫放弃这个雄心勃勃的“洋跃进”发展计划。由于“文革”后的中国缺乏足够的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这使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依靠出口赚取外汇收入来支付国外引进的重工业技术。因此，从1984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已经在农村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可以成为国家赚取外汇的生力军，便开始进一步大张旗鼓支持农村小商品产业瞄准国外市场，但是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被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和很多人瞧不起的原始农村工业彻底变革了中国的经济版图，并引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期待良久的工业革命。如果当年的中国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可以用来换取外汇（如中东国家那样），或者更容易获得外国贷款（如20世纪60～80年代的许多拉美国家和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一样），中国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原始工业化的艰难创业道路。没有原始工业化过程，正如本书解释的，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可能成为历史上自洋务运动以来第四次工业化失败的运动，21世纪的世界历史将会被改写。但是像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只有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品来积累所需的外汇储备，以从工业化国家进口所需的现代机器设备。这个过程其实类似于18～19世纪欧美各国的原始积累。大学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常见的一个故事是中国必须用10亿件T恤与美国交换一架波音飞机。但是，这个故事只是用来说明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好处和古典经济学“李嘉图”原理。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也是中国成功发展战略的一个写照——在启动批量生产重工业品的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必须先完成批量生产轻工业消费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目的不仅仅是用来换外汇和飞机，而是“胚胎”式发育自身的市场和供应链体系，为自身的重工业产品创造市场条件。这个市场条件不可能从国外“移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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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比如参见温铁军（2011），《解读苏南》，Barry Naughton（1995，2007）和香港大学经济系许成钢教授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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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专业化和集聚模式，参见Long and Zhang（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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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占地400多万平方米的义乌市场有6万多个摊位，长期以来每天客流量多达4万人，其中至少5000名是外国买家。2012年，义乌及周边地区有750个公司生产圣诞装饰品和其他节庆用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今天仍生产着全世界60%的圣诞装饰品。圣诞节过后，这些工厂又迅速投入复活节、情人节、万圣节礼物和小饰品的生产中去。无论世界需要庆祝什么节日，这里都能迅速提供相应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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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许多拉美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甚至低于了OECD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了其农业现代化水平。但他们的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却从未提升到一个足够高（例如30%）能够支持全方位工业化的程度，去工业化就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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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根据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1909）的《政治经济的自然体系》，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原则只有在理想的没有国界的无摩擦世界成立。在真实的竞争世界中，自由贸易成了先工业化的强大国家促进它们利益的工具，后发国家则最好需要一个强大政府引导经济发展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直到它们能够与发达工业国平等竞争为止（参见Shaun Breslin，2009，“State Led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l of Governance?”）。然而，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李斯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即使没有国界，自由放任的农业经济仍然可能无法自动实现繁荣以及无法根据劳动分工原理进行组织，因为创造大型市场去支持劳动分工和批量生产需要巨大的社会协作成本。而当年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大英帝国是长期依靠政府武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的垄断商人集团去开辟世界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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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章 工业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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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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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出现的原因是它能够减少或内化市场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由个体单独承担太高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是零，企业不会出现。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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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企业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也不能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奇迹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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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观点是，企业产生不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或内化市场的需求方并使之与供给方统一），而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效率，以响应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工业革命的出发点不是融合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以降低或避免市场交易成本。相反，工业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供给与需求分离，是一个由供应能力有限、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转变为有庞大供应能力的大规模量化生产组织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小企业的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低，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快；而大企业固定投资和组织成本高，但是边际产出成本上升很慢（而且平均成本随市场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小企业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缺乏规模效应，而大企业进入门槛高但是具备规模效应。所以，小市场只能支撑小企业，大市场才能支撑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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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解企业（工业组织）的性质和它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关键是解释规模化生产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与劳动分工和市场大小的关系。但基于科斯理论去解释规模化生产和大工厂的出现，必然假设市场交易成本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急速上升，以至于对资本家来说，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来内化（避免）上升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最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出现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出现是没有必要的或是不值得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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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按照科斯理论对于工业革命的解释和逻辑推理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交易成本是极高的，但没有出现大企业，为什么？因为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受市场规模限制的（亚当·斯密，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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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农业社会没出现现代企业和规模化生产不是因为缺乏市场交易成本因而不需要企业出现（正如科斯定理所蕴含的）。相反，现代企业没有出现，完全是由于存在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比如缺乏社会信任、交通基础设施和存在远距离贸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市场（尤其全球市场）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大规模市场（需求），也就不会有大规模企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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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工厂的出现从来都是对大市场出现的反应。在18世纪的英国是如此，在1978年后的中国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没有企业绝不意味着没有市场交易成本，而是没有市场本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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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基本性质缺乏历史的理解使得奇才式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没能洞察工业革命，更别说洞察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深刻机制。[2]其实科斯对发生在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非常感兴趣，并常常以此来批评当代西方流行经济学对中国高速发展的无能为力和贫乏解释，因此西方流行经济学被他戏称为“黑板经济学”。他认为中国的实践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惜他本人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仍然对中国和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缺乏解释力，虽然科斯一贯正确地强调当今主流宏观经济范式对于解释经济现象（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现象）的贫困处境和苍白无力。[3]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尤其是北美）经济学家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数学化，抛弃和忘记了历史，把经济史赶出了经济学的殿堂，将其拱手交给了被数理经济学家歧视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以至于让制度经济学家们天马行空地勾画历史如入无人之境，使得“二战”后一代又一代在北美毕业的经济学PhD（博士）们在被新古典经济学“科学范式”盲目地、机械地、千篇一律地训练下（批量生产下），变成了黑板作业和权威杂志的奴隶。因而不是陷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泥潭就是堕入制度经济学的陷阱，却不知道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和理论实际上并不被经济史学家所广泛接受，而是不断遭到经济史学家们的批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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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不是原因。而无论是发生于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是向世俗的重商主义的观念转变，然后是市场规模、工业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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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远比他的学生们（比如Acemogru等）更富弹性与创见[6]，但是他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制度决定论，而且出发点仍然是根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比如诺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是对的。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诺斯认为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诺斯从这里就开始走偏了，把交易成本和制度同时神秘化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其实主要受市场大小决定（或以市场大小为基础），而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市场大小并不是由产权制度决定的，因为除了在20世纪才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外，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都一直基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是由于无法为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提供一个能使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盈利的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交通运输、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社会诚信、购买力等条件实在太差了。而向这些贫穷国家输送民主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得政治稳定性和社会秩序更加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所谓交易成本（或扩展工业品市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所有欧洲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去为本国制造业和敢于冒险的商人阶层大力开辟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只是欧洲列强当年为开辟世界市场采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而当代中国却提供了和平开创国内与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和经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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