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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那些当年积极参与同英国的全球纺织品贸易市场竞争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拥有丰富棉花资源和深厚纺织业传统的国家（尤其中国和印度），能够率先在19世纪迅速成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尽管这些欧洲国家并不种植棉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棉纺织业并非它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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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兰德斯（1999，p.225）在讨论印度18世纪缺乏启动工业革命的能力时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谁会从（印度纺织业）机械化中获利？”他回答说是商人和中间商，因为印度工匠无法从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中套利，就像中国茶农与印尼的香料种植者无法利用欧亚市场的巨大价差获取巨额全球茶叶和香料贸易的利润一样。印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纺织作坊没有足够的能力创造世界需求；因此，印度个体户如果想通过团队工作、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以及资本和技术升级来扩大产能，它需要依赖商人和中间商来组织（和资助）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以及原材料供给。但大规模生产与长途贸易也需要大量贸易信贷（trade credit）来支持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不断远距离循环流通和再生产与投资，需要先进的基础设施来交付货物而不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需要深化而巨大的市场来吸收并确保大规模扩容的产品供给和存货吸收，还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印度缺乏所有这些要素：它没有强大的富有中间商阶层来帮忙预付和销售产品，来确保原材料的顺畅流动，来资助资本投资和贸易信贷，来容忍销售失败的损失。它也没有有效的基础设施来降低长途贸易成本，没有巨大统一的国内市场来吸收巨大的供给，它也没有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本国商船免遭海盗的袭击。印度不仅在200年前缺乏这些因素，它现在也不具备这些条件。这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依然没能实现工业化。因此，尽管在18世纪的印度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业很发达，还拥有极为富饶的棉花种植土地，它的经济结构仍没有准备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如前所述，该产业却极大地帮助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尽管英国不产棉花）。没有从印度转移的纺织技术和英国自身巨大并统一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由英国海军、跨大西洋贸易商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支持），英国不可能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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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许除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新贸易理论外］很少强调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功能和激励不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福利收益，而是在于由市场的急剧扩大而带来的规模效应。市场规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支撑劳动分工、专业化和新技术发明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和受益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规模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固定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组织成本和资本固定投资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在平均成本中的份额随市场的扩大而急剧缩小，从而占据竞争优势。一旦固定投资成本得到支付，使用资本的边际成本实质上为零。所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原理也可直接翻译为大卫·李嘉图的“专业分工取决于贸易规模”原理。因此与短期衰退相同，即便在长期增长中，也是需求（市场规模）决定供给（技术、企业组织和生产方式），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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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决定了印度在18世纪甚至在21世纪的生产方式：尽管印度目前有将近13亿人口的潜在巨大国内市场，它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规模化生产的全球制产业链之外。它必须依赖中国和其他出口国来获取廉价工业品——从工业机械、手机到灯泡、玩具等更基本的产品。为什么印度连玩具这样的基本日常用品都不能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经济总量比中国大20%，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是印度的5倍。两国拥有几乎相同的人口，但今天中国吸收比印度高7倍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生产并消费世界60%的水泥，而印度的份额只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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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碍今天的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1978年以后的中国或当年的英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无法获得技术吗？不是。印度已经能发送飞船到火星。是缺乏民主吗？不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没有私有产权吗？不是。印度千百年来一直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没有法制吗？也不是。印度在18世纪就继承了英国普通法。那印度为什么选择进口玩具而不是自己生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忘掉制度经济学关于榨取与包容性制度的花言巧语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概念。我们必须考虑市场创造成本和市场协作失灵。印度没有自己的玩具供应链是因为缺少良好发酵的日用品市场和市场创造者，以使印度千百万自给自足、自由放任的农民能在基于劳动分工的原理上组织起来从事规模生产和销售。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市场创造者，阻碍了农业社会的印度用规模化生产的工厂替代自给自足的手工作坊。简而言之，印度缺了一个原始工业化“胚胎发育”阶段来开启它自身的工业革命，来创造和培养一个广大的商人阶层，来提高草根民众的购买力，来将农村剩余人口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来推动劳动分工并形成全国性的产业链和分销网络，来投资国家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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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工业强国众多、国际市场高度竞争的急速改变的世界，印度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所有这些，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是国际投资者或大型外资企业）做更多，去培育“发酵”国内市场和推动乡村原始工业的形成以及更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大公司和制造商不会去一个缺乏起码的运输、供电、产品批发、原材料供应、劳动力组织的国家投资。事实上，来自发达工业国的巨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大量涌入中国——即在中国成功完成原始工业化并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那时，也只有那时，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跨国企业逐利的市场和西方FDI外流的目标。那时，也只有那时，中国巨大的人口才变成真正的（而不是潜在的）购买力和国际巨头最小化生产成本的廉价劳动力来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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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纺织工业的崛起与英国工业革命的性质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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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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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一国内市场的快速发酵，原始工业和商业网络在国内国际贸易中近十年的蓬勃发展，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临界点。与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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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基层民众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由于纺织和服装商品具有很高的收入弹性，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在不断上涨的市场需求与激烈竞争的推动下，在长达十年的超常原始积累起来的资金支持下，在中国企业的国内外供销网络逐步完善的情况下，纺织品和服装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投资变得有利可图。因此，中国纱线与棉织物的总产量分别从1985年的33万吨和19亿米增长到2002年的850万吨和322亿米，纱线增长了23倍，棉织物增长了15倍（年增长率分别是20%和17%）。服装总产量从1985年的13亿件增长到1996年的95亿件，平均年增长率是22%。化纤织物产量从1986年的9.48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99.12万吨，每年平均增长16%。[18]早在1990年，在具有良好工业生产链和纺织制造业集群的中国东部和南部，已经有数千万的纱锭。在1994—1995年，纱锭的数量达到4000万个，平均每25个中国人有一个纱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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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最初是由大型国有企业（SOEs）带动的，但后来民营企业通过自融资赶上了批量生产技术，增长则主要靠民营企业带动。在1990到1997年间，民营企业的利润每年增长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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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生产需要具备规模化组织和调动劳动力的社会能力（注意，不只是亚当·斯密讲的市场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新潮时代。每一年开春，亿万农民工会从四面八方涌向工业化更超前、与全球市场更接轨的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每到年底和春节他们又通过上万公里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回家过年。[20]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需要巨大而安全的交通网络和社会保障，它不可能发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想想19世纪的欧洲大陆和英国，当年劳动密集型纺织工厂对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要，通过引诱（甚至强迫）人们放弃他们世代熟悉的乡村田园生活，加入新世界的工厂体系，聚集成一支浩荡的工业劳动大军，彻底改变的不仅是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节奏，而且是包括生儿育女在内的所有生活习惯。这并不容易。它需要特殊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在凋零的清朝和内乱的民国年代都不可想象，但是在完成原始工业化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具备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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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和服装业在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大约在1988—1998年）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和外汇主要来源。这个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有24 000家企业，雇用了800万工人，其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业的总就业在2007年达到了惊人的2000万，间接拉动上亿人的就业。在1995年，中国加入WTO的六七年前，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且从此一直占据这个主导地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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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启动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协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政府1979年明智地选择纺织和服装行业作为扶持和推广的主要目标行业之一。这与毛泽东时代关注钢铁等重工业的早期发展战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抉择的两个重要理由是：（1）这个产业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相一致。（2）它不要求非常先进的技术，资金门槛也较低。（3）纺织业有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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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纺织行业发展，政府推出了一项被称作“六优先”的政策。在这项政策下，纺织行业在六个方面获得优待：原材料供应、能源和电力、银行贷款、外汇、引进先进技术与运输（Larry D. Q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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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建立了复杂的政府机构以扶持、便利、协调和规范纺织业。例如，中国不仅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在全球棉花市场收购和储存棉花以维持国内棉花供应和市场价格的稳定，还建立了如下的政府机构（在加入WTO之前）来监督、规范和协助纺织服装行业健康成长，以应对国际纺织市场规则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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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A——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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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RC——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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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COM——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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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C——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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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T——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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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IC——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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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IA——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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