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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于没有采纳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利用全球贸易契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手工业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让全民经商致富。清政府鼠目寸光，只单纯官办一些现代企业（虽然后来由于财政压力也开始吸纳民间资金），而不是通过模仿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发生的大众纺织和乡村工业化来实现“富国、富民、强兵”的目标。而这一不同的发展路线一定会催生相应的（温和而非激进的）政治改革。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工业革命先决条件，而是伴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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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看到了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缺乏民族意识这一缺点，是中国正式结束封建统治进入现代共和时代的开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向工业化发起的进军。所谓“共和国”就是大家平等、共同富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如此，“共和国”这个时髦的称呼几乎被所有在20世纪获得独立的国家采用。因此，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在于向中国输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富国先富民”的思想。辛亥革命过后中国产生了很多民族资本家。但是，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革命，仍然没有掌握工业革命的秘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产权利益，没有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仍然无法为广大的草根阶层，尤其是农民，创造致富的条件——通过开辟全球小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市场，从而开启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并通过这场运动迅速积累原始资本和国民储蓄，为国防和军事现代化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在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间，中华民族仍然继续在贫穷和内乱的泥潭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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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不足（犹如法国大革命）是误以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自由选举。结果是随之而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和官场的争权夺利，以致在孙中山死后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破坏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为日本后来大举侵略中国提供了机会。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但是这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并没有被辛亥革命带来。而且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虽然通过坚持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勉强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也在相当程度上发展和壮大了民族工商业，但由于官僚政府长期依附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集团而无法实行为工业革命铺路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一直没有足够的粮食剩余和资金来启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一大批能够离开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大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如果农民不愿离开土地，或地主不愿损失自己的雇农（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种植园的奴隶一样），中国不可能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便社会精英知道了如何引进或仿制现代纺织业技术。但是如果农业生产力能够通过适当的土地改革有所提高，农民能够在满足基本生存并有剩余的基础上大量从事家庭手工业活动来满足全球贸易的需要，那乡村原始工业便能够迅速扩展，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本条件，正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一样。但是这也同时需要强大的国家意志和能力为乡村制造业开创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些国民政府都没能做到。结果，正如洋务运动由于忽视通过发展农村工商业让广大农民致富而遭到失败一样，蒋介石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因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而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不能说是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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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开始，国民政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引进了美国式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够或自然而然走上工业化道路（这与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何其相似）。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政治上的改革没有给中国带来稳定的国内市场和经济环境，也没有真正结束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因此中国一直无法以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姿态开启一场不被外国利益左右的工业革命。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摧毁了国家脆弱的民族工业，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和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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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获得政权，从此为中国带来了自洋务运动近一百年以来非常珍贵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真正实现了以人民（尤其是农民）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建立在“人民共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基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自豪地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列强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当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立国未稳便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集团——美国及其同盟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队（比八国联军还要强大）——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为的还是赢得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专心从事经济建设。朝鲜战争一结束，中国共产党便在1953年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三次向工业化进军的浪潮。但这次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全民族投入的大众运动。这是它与历代工业化运动的本质区别。但同时也仍然是对历次工业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以往工业化运动的前仆后继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国家富强的强烈向往和一致理想，使得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国现代化献身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并在1949年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郑重宣布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而且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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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其工业化运动从农村土地改革开始，因为它认识到落后的农业是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软肋。可惜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一系列五年计划构成的第三次工业化运动并没有获得真正成功，以致在“文革”结束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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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已经走过了近120年的风风雨雨并启动过三次既波澜壮阔又悲壮惨烈的现代化运动。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却在折腾了一百多年后沦落为世界上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这同一时期，同文同种（都是亚洲黄皮肤蒙古人种）的邻国日本却早已成为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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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市场的急剧扩大和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企业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以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像美国托拉斯这样的巨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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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对科斯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品供给观点（科斯定理）的批判，见李晓鹏（2014），陈平（Ping Chen，2007，2010）及其他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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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科斯去世前在100岁左右高龄继续对中国经济坚持不懈的努力理解，参见他与王宁（Ning Wang）合著的新书，How China Become Capitalis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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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的批评和反驳，参见Robert Allen（2009），Sven Beckert（2014），Gregory Clark（2007），Deirdre McCloskey（2010），and Kenneth Pomeranz（2001）等很多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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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度经济学家们把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与1760年以后开启的英国工业革命生拉活扯地联系在一起，是站不住脚的；其对于“光荣革命”的理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君主立宪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详见上面提供的参考文献和本书其他章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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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North（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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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诺斯的关于制度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经济学理论的致命弱点：于2015年底开工并预计在2020年建成的连接老挝首都万象与云南昆明的中老铁路，将把目前需要两天三夜的商贸旅途缩短到10个小时左右，为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老挝实现从一个内陆“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之梦，从而为中国云南和老挝企业和商人创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市场。这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60%以上为桥梁和隧道的铁路项目，大大缩小了中老交易成本，却与诺斯讲的神秘兮兮的“制度”没有多大关系，也与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oglu宣扬的“包容性—榨取性”两分法制度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过反映了中老两国的发展愿望和中国创造市场的实力。与本书的观点一致，Boldrin，Levine and Modica（2014）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实际上是将成功发达国家的制度定义为“包容性”的，而将失败国家的制度定义为“榨取性”的。事实上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我们总可以看到“包容性”或“榨取性”的要素共存。因此对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说，剩下的简单任务就是选择哪些要素加以强调，哪些则选择性忽略。这当然不是说制度对经济发展是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度理论并未对其核心概念“制度”加以定义，在使用上过于灵活多变。比如私有产权制度，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制度，在远古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存在并相当完善，因此它不可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比如民主普选制度，是一个工业革命后期才采纳的政治形式。并且，制度学派混淆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不同，并常常颠倒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错误的断言——民主包容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集权是贫困的一般性根源——已走得太远并可能成为蛊惑人心的穿着“经济科学”外衣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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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个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工资更高的荷兰率先开始。Robert Allen（2009）的答案是荷兰的煤炭资源缺乏且不便宜。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继续仔细考察用于解释工业革命的“煤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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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Clark（1987）的实证研究以及他对20世纪早期国家间实际工资和劳动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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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注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后来改进的阿克莱特水架（Arkwright water frame），还有其他的纺织机都是木制的和靠水流驱动的，而不是靠煤。因此，艾伦关于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是因为荷兰缺煤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参见下一节对工业革命的“煤炭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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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hyllis Deane，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Second Edition，1979，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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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人口是高速增长的。如果接受工业革命由降低劳动成本的激励驱动，那么急剧增长的英国人口和由资本不断替代劳动力的结果只能导致实际工资进一步降低。但是实际上，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实际工资增长比工业革命前夜更为迅速。这一事实不可能由艾伦的“高工资导致纺织机发明”理论来解释，而只能是整个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上升来解释。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上升又只能归因为英国纺织品市场需求量的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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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Yang，Chen，and Monarch（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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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工厂和21世纪的中国工厂都喜欢让机器一年365天、1天24小时不停运转。在每个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人的工作时间经常被延长到人体生物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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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出版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并不流行，很少有人知道，直至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184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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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基于同样道理，如果中国只为印度市场生产玩具肯定亏本。但中国产品是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并建立了自己的玩具供销产业链之后，才进军印度市场的。所以即便印度市场条件落后，中国企业和印度本地零售商贩在印度仍然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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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阶段，中国的FDI流入数额很小且增长缓慢。例如，在1983年，中国的FDI流入为6360万美元，仅占GDP的0.3%。整个80年代，这个比例都没有超过1%。但在9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的FDI流入发生了超过10倍的增长，从1991年的43.7亿美元到1997年的452.6亿美元（占GDP的5%）。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FDI流入进一步加速。到2014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FDI第一目的地（中国大陆为128万亿美元，中国香港为1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86万亿美元）。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类似，中国大陆的FDI流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80年代末FDI流入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的低技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且主要流入了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与香港方言相通的广东）。到了90年底，流入主体变为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FDI流入则更多地来源于先进工业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的现代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外国企业，尤其是大型重工企业，绝不会在一个国家市场规模、供应链和商业／交通系统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生产和分销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印度的人口规模与中国相当，但对FDI的吸引力却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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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来源：Larry D. Qi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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