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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工艺和技术，是属于那种无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实践性知识。原因在于支配许多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是属于“因果律”。而因果律不可能用形式逻辑从一堆先验的公理体系演绎出来，而只能从实践或实验中学习。因此，“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经不断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的最重要、最直接推动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早在他关于奴隶和主子（Herrschaft und Knechtschaft）的辩证关系中就提出了这一规律（Hegel，1807，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真正的知识和创造的源泉属于实践者（奴隶或学徒）而不是领主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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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在美国人看来，13亿中国人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都仅仅是为美国打工的蓝领工人，用10亿件衬衫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由于巨大的农村人口、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90年代仅为美国的1/20，2014年为1/8）以及更低的人均消费水平（90年代为美国的1/30，2014年为1/12），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显得贫穷落后。直到今天，中国仍有约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但是，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22]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所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23]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半导体、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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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慢慢地，黑格尔的奴隶与主人的逻辑正在一步一步将中国推到世界技术的前沿，并将技术前沿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会最终超越美国。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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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学会了制造和模仿，创造和创新的大门就打开了。如果不理解技术知识的“实践”属性，不了解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以及“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原理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对知识创新的认识就会有极大偏差。难怪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曾不断公开表达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的蔑视和批评（就像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对美国表达的那样）。在2012年和2014年，他曾这样回应美国媒体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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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GDP。我们有最富创造精神的公司、最有生产力的工人、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10年之内北美，而不是阿拉伯半岛，将会成为世界能源的中心。”而中国，相反地，还没有“一项有创造力的项目，一个创造性的改变，或一种原创性的产品。”“我请问，你能够说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原创的项目、变革或产品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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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从政治演讲中区分出个人信念。不过人们总是抗拒改变，无论是改变自身的状态还是改变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观念。讽刺的是，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人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最令人恐惧的事情其实并不在于中国有多致力于“窃取”美国技术，就像当年美国致力于“窃取”英国技术一样，而在于中国对制造业的热情和美国当年是多么相似。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美国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26]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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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对美国而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巨人并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Friedrich Engels，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1974，p.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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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在19世纪，中国和印度并不具有美国那样的能力去学习和模仿，甚至“窃取”英国的纺织业和铁路技术，更不用说加以改进和进行再创造了。与1860年后的日本不同，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缺少一个重商主义政府和国家能力来支持商人们去开辟全球市场，调动其乡村劳动力来开启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中国和印度缺少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创造基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供给。这样一来，“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制造业基础就不能存在于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而19世纪的美国却具有这样广袤而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引爆工业革命的“热核反应链”，因此就处在了下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这要归功于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远见卓识：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纺织制造业）而不是它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农业）。遵循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或《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策略，美国后来只花了60年时间（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赶上了英国，挑战了其制造业和工业技术霸权。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工业技术的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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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再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润育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超越英国。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打断了近10年）。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这一阶段。中国刚刚在2014年末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10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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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扩张在全球开花结果。2014年12月，第一辆中国到西班牙的直达列车抵达了马德里。它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万三千多公里（约8000英里）。这一史诗般的一万三千公里行程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半。[28]这一最近投入运营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非常类似两千年前从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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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市场扩张带来的大规模运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需求驱动，英国在19世纪修筑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内外早期铁路网。而中国现在正在修筑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铁路网和高铁网络，不仅在国内，也在海外。管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总是供给方，而不是需求方。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产品和机器的供给者。因此很自然地，中国需要一流的全球分销体系来运输其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和机器，并从全世界各个角落吸收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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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自那以来，老牌工业化国家都依赖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于其上的文化和技术传播。但时过境迁，或者说，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高速铁路（比如一条从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深圳到荷兰鹿特丹的长达15 000公里的新线路和一系列不断建成通车的途经中亚的中欧铁路网，包括刚刚通车的从中国义乌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29]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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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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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权力高度集中而治理结构分散化的重商主义政府。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如15～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竞争一样）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有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31]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32]依赖于稳定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通过精英式的领导选择模式（精英治理），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阶层的支持。[33]这样一个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尽管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中国政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它的善与它的恶）和西方的发展史（部分地归功于马克思的教导）。[34]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至少比民主选举的政客的眼光更长远，这些政客通常对管理经济无能，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并受制于选民短视的个人利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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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终于）明白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来自于商业，来自于由民间商业推动和市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富有竞争力的规模经济和商品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中产阶级和McCloskey强调的“小资产阶级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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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西方列强，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Sir Walter Raleigh，c.1600）[36]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明白了这个产生工业革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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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一个经济的商业越繁荣，市场就越大，生产规模就越大，产品价格就越低；由此就更进一步青睐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去为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外向的、革新的和扩张性的。看看中国今天，与18、19世纪甚至仅仅4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不反对规模化生产，但反对商业和自由贸易）相比，开放和外向了多少倍！伴随着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和产品价格的不断降低，规模化生产不仅意味着老百姓福利的极大提高，也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国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的持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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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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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面对英国的工业技术和强大海军，中国清朝政府拒绝开放贸易，也不愿改变其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统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国却拥抱变革，并积极融入全球竞争和贸易。由于拥抱了以市场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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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难以隐藏或保护其技术机密。规模化的机械生产能力加上规模经济效应，会激励利润驱动的资本家大规模出口这种机器和生产方式，尽管本国政府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可能禁止这样做。[38]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不断发生：从英国到欧洲、美国和印度，从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地区，从美国到整个战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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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泄漏”、“外溢”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贫困状态，无力吸收和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农业国仍然维持原貌，资源国却仍然贫穷，靠卖资源为生。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尽管许多现代生产技术是轻而易得的？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复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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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认为这种技术传播的失败要归罪于这些国家的攫取性制度。华盛顿共识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扭曲了自由市场，阻碍了资本自由流动。因而，他们的药方要么是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民主化（如“阿拉伯之春”），要么是结构调整和休克疗法：建立全方位的自由市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私有化国有银行和打破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尽管是出于好意，这些改革策略却往往搞砸，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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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并不是没有印刷和购买莎士比亚著作的自由，因而使百姓对英国文学无知；并不是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因而使私人企业不能在乡村和城市涌现；而是言论自由并未能导致科学技术的传播，私有产权并未能引来企业的兴盛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放松了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并拥抱了民主（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一样），但它们的经济和国家能力却垮掉了，失灵了，瘫痪和腐败了，而不是文明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了。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自由市场（其政治领导人也乐于如此），却最终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停滞。民主与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创造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除了毒品、色情和卖淫以外）。截然相反地，在所谓“错误”和“攫取性”制度下的中国，拒绝采纳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或制度学派的主张，却成功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贸易市场。[39]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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