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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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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40]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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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Voltaire，1963，引自David Landes 1999，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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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君主制或议会制）、法律体系（普通法或大陆法）或宗教信仰（新教或儒教）下，一个与平民和商人利益一致（使大家都变得富有）的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在1776年，亚当·斯密假设支撑劳动分工的规模化市场是给定的或天然存在的，因而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利个体间的互动就能解决社会的分工协调和工业组织问题。但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和规模生产方式的大范围供需平衡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中介协调成本的。而在一个由无数分散的无政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组成的落后农业社会，由于协调成本高昂，大规模市场难以产生。没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以及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商业网络和分销系统，则不会有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的企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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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42]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就像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Mokyr，200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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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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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ieterszoon Coen给王室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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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见Stephen R. Bown，Merchant Kings：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1600-1900. Macmillan，201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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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tephen Brown的记述：“自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军事化的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马前卒和工具。它们占领和控制广大的土地和当地人民，在其商业的成功和暴利背后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军事和政府的功能和威力。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说，赋予这些商人和公司对殖民贸易的垄断权力是支付国家天文数字的殖民开拓和战争赤字的廉价方式……在每一个这样的私人公司发迹的过程中，它们首先是获得优于所有欧洲人的海外雇佣权，然后把这个特权延伸到统治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在实现它们的政治目标中，这些垄断贸易公司拥有它们自己的警察力量，甚至军队，并且控制殖民地政府或干脆自己变成殖民地唯一合法的政府。”（Stephen R. Bown，2010，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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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成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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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出口制造业导向）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纺织品）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它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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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新著里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的确，培育国内纺织业的国家能力被证明是区分那些当年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失败国家的唯一要素，以至于今天的现代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与当年实现棉纺工业化的地区完美相关。”（Sven Beckert，2015，pp.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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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45]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亏损），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90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择优竞争奖励机制）来管理这些重工业（科研机构）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46]与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所实践的不同，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早期，中国（明智地）没有选择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摧毁其“无效率”的重工业（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府的基层行政网络）。相反地，中国通过“双轨制”保留了这些国有企业（以及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把对它们的改革延迟到了90年代末期，即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47]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信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因此，虽然俄罗斯的重工业大部分在90年代的休克疗法中被所谓的“市场”力量废弃和摧毁了，中国的重工业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这多亏了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对能源、动力、运输、材料、化工、通信等重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市场。[48]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这同样解释了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重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如远距离输电和高质炼钢技术、高铁系统和太空项目，这些都是国有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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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国有企业（尤其是牵扯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问题上应该非常慎重。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应盲目而不加区别地民营化所有产业。民营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行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程度。（2）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3）民营化不应损害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只允许并购和混合制，而不是完全的民营化。（4）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福利性产业（比如医疗、教育）和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森林、稀有金属），必须长期坚持公共价格体系和国有化的合理比重。永远记住，企业所有制与效率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和是否迫使其参与市场竞争并严格实行优胜劣汰。中国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就是证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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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的市场深度和规模的衡量不仅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和下游的购买力，也要考虑基础设施和分销物流网络的发达程度。中国在城市供水、电力、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公共资本形成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12%，比真实GDP增长高出两个百分点。过去35年以来，灌溉系统、城市下水管道、街道与高速公路网络、航空和铁路运输、电力输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学校、医院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23万公里（约264万英里），其中包括1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美国成为了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51]超过95%的村庄现在都由柏油路连接。因而现在中国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上位居高位。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LPI指数（包括各分项：国际递送、基础设施、客户服务、物流能力、追踪体系、及时性）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4年中国的LPI总分为3.53，位居全球28位，紧跟葡萄牙，并高于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在基础设施这一项，中国在1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2位，高于美国（26位），加拿大（23位）和韩国（28位）（见World Bank，“Connecting to Compete 2014：Trade Logis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另外，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仍在以罕见的速度继续。这一引人瞩目的基础设施追赶浪潮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形成，并使中国为下一个十年间的增长做好准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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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James Gorrie（2013），“The China Crisis：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以及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2011），“The 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及其他众多预言中国崩溃和抨击中国的文章和书籍。由于西方人对经济史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工业革命上的巨大失败知之甚少，而制度学派的观点又影响广泛，我们很难去怪罪这些广泛流传的对中国悲观和负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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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MXl89Lu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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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 Summers（2014），“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 No.20573.（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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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是，缺乏理论的纯统计学分析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概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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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世界经济低迷，而且恰逢中国进入了工业化攻坚阶段，经济增速从每年10%下降到7%左右，中国崩溃论又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悲观论者或许记得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4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世界100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崩溃，不取决于经济是否出现波动或金融危机，而取决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顺序，以及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回想一下40年前的一幕，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访华后陷入沉思：“噢，你只消停下来想想，如果一个稍微像样点儿的政府掌控了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天哪，……世界也许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我是说使8亿中国人能在一个像样的体制下工作……那样他们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http://www.newsweek.com/henry-kissingers-prescription-china-67555）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做到了使13亿中国人在一个被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极其糟糕的”体制下高效工作。而8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经济强权的苏联，却在盲目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之后已经基本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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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抵达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分析表明，只要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就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存在诸多“成长的烦恼”或“增长之痛”，只要中国能够坚持为制造业创造和开辟世界市场（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断在政府支持下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国企和民企的世界竞争力，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就会在10～20年之间完全实现。那个时候，中国将作为一个初步高收入国家同西方最发达国家竞争高精尖制造业市场，尤其是航空、发动机、核电、绿色能源、高精密机床、农业机械、化工、互联网、人工智能，还有全球金融，等等。事实上，由于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方面已经与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把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抛在了后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也会在今后10～20年内真正开始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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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负盈亏”能力等价于林毅夫在其“新结构主义”理论里讲的“自生能力”（v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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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毕竟，能源、动力设备和基础设施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目标。因而整个现代的迂回式的工业生产结构是建立在最终消费品需求的基础之上，虽然这些消费品的种类是不断翻新的，但是其满足“衣、食、住、行”的本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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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放弃本国的轻工业部门，用出口规模化生产的重机械产品来换取轻工业产品。但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却并不能通过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原始农产品来变得富裕和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古典李嘉图贸易理论对工业革命缺乏解释力，为什么所有靠“重农主义”立国的国家（比如大清王朝）和出卖自然资源为生的国家（比如拉美和中东国家）无法崛起。因为生产力和规模化工业技术来源于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和采矿业（见下一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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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西德忘记了德国历史学派鼻祖李斯特关于“国家系统”（National System）建设的理论，忽视了东德仍处在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阶段和其相应的比较优（劣）势，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带来的痛苦远超想象。西德在统一后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立即将东德拉入西德式的福利社会。这使得东德的劳动力和制造业马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并使东德经济在一夜之间崩溃。如果像西德这样强大的工业巨头都在处理东德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能对其他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企图西化的梦想抱多大的期待？这些国家挣扎在重建国家经济的不断尝试中，还被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和制度学派理论等建议的发展策略所不断误导。它们大多已经去工业化，把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工业化基础打得粉碎，沦落为靠出卖资源和农产品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关于东欧国家经济在休克疗法下如何解体的分析，参见陈平（200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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