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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尽管对中国崛起的乐观主义态度不可避免地升温了，人们却没有提供任何经济原理来支持这种乐观（或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或许人们会说，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如此快速地增长，由于后发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儒家思想传统等，中国“应该”能继续保持增长。但持这一论点的人忘记了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样拥有长久历史、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工业化？假设中国未能实现增长，而是仍然陷在贫困陷阱中，那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同样会成为用来“解释”中国失败的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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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基于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洞见和当年西方崛起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前面所提到的当下中国面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这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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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一节 正确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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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正确的工业化顺序——这种顺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这种发展顺序与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虽然与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列强制度环境迥异，却因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而成功开启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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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肇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阶段。这种原生工业化开启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进程，并打破了粮食安全的诅咒。在原生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猛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原生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和势在必行。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低的资本（资金）、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那个阶段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实现巨额回报和进一步市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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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使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包括相应的供应链或投入产出链，采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信、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热潮，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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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工业“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动的空前繁荣对重工业产品和材料产生了巨大的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就触发了以对机器、中间产品、各种其他生产工具、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各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运输—销售—再生产”工具和构成它们的原材料与中间产品是维持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所必需的，如化学制品、水泥、钢铁、通信设备、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以及大规模的信贷体系。只要其收益大于成本，任何能便利这些产品供给的发明都必然被采用——包括新的能源、动力、交通、通信和材料。这一过程也推动了金融服务和信贷管理方面的创新，以便利大规模贸易的实现。对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国家银行系统（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需求此时也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和英国、美国还有欧洲其他老牌工业国整个19世纪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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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一个成功的工业化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不断由底层需求驱动，并由前一个阶段的储蓄来获得后一个阶段融资的产业升级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更新和更大规模市场的创造、发现和扩大的问题，因此都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否则就会出现“市场缺失”（missing market）、“市场协作失灵”（market coordination failure）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陷阱”或“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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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来获得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的创新和采用。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维持和升级（包括满足其对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则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因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市场，而且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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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每一个发展阶段付出的社会和私人成本最终将被工业革命成功的果实——极度扩张的市场和极大提升的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所补偿。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带动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最终被转化为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成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社会并阻碍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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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克服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缺失和失灵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方能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胚胎发育”阶段（或马克思讲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十年（即1978—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解决工业“三位一体”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长期投资所需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来为其融资。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它们缺乏：（1）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2）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资金条件）；（3）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条件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或新制度学派的政治改革建议（比如“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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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类似于自己揪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提高的过程——所以需要不断发明工具和借助杠杆原理，比如千斤顶，靠自我推力和反作用力来迂回实现）。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例如像Gerschenkron（1962）和大推进理论所建议的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换句话说，基础发育阶段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一个足够广大的市场使得属于更高阶段的产业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为技术采用和产业升级融资，从而必须不断依赖政府补贴或国外贷款。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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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有形资本）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但对于机器（生产工具）的规模化生产（即马克思讲的“扩大再生产”）的程度以及有形资本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依赖于国家能力和政府对市场创造的远见和意志，以及克服市场创造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的融资能力（例如对全国甚至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所需的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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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市场创造者是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银行家）。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中国则（再次）发现通过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施“可控的市场发酵”（engineered market-fermentation）可以将这一缓慢的过程缩短到仅仅十年（或最多四十年），类似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在战后所做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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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足够高的国民储蓄率来不断为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对于可持续的增长和不断发酵（发育）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如农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征税。即使这样，这种供给侧推动战略也很难创造足够深厚的市场条件使得大规模制造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7]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必定依赖于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对它们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输。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8]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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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同样也为目前如何看待欧洲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欧元区国家轻工产业的崩溃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从而暴露并加剧了政府赤字和国际债务，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债务偿付和债务融资的能力。因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几乎是注定会爆发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因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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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却没有遭受这种债务危机的毁灭性打击。这是由于德国在“二战”后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机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对重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资源丰裕型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样受惠于中国的崛起。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既不是紧缩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寻求偿还其欠下的工业化“欠账”，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重工业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医疗和绿色能源）获得国际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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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没有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的3次工业化尝试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将近GDP的50%），还拥有高达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高储蓄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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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因此要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中国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场以及触角更远的全球供应和运输体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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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界（包括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国内学术界）一个普遍的错觉就是中国过去35年的超高速增长纯粹是靠高投资（资本积累）拉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因此，按照新古典索罗增长模型，中国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个看法十分偏颇和具有误导性。所谓技术其实是嵌入有形资产中的（机器、工具、基础设施等），不可能单独、孤立于生产工具之外而存在（除非在抽象的索罗模型中）。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35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这完全要归功于它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又得归功于它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遵循的循序渐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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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长期依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其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不对等贸易来为其工业革命开辟市场和进行融资。由于缺乏这些外部条件，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显著地高于之前的工业化国家）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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