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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iah Greenfeld（2009），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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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Liah Greenfeld（2009），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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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illiam Bernstein（2008），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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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Liah Greenfeld（2009），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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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英国在16～17世纪可以说是全方位向荷兰学习并立志要赶超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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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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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奇怪的是，许多经济史学家断言是英国的廉价煤炭资源点燃了工业革命（见K. Pomeranz 2001，The Great Divergence；以及R. Allen，2009，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尤其是Pomeranz（2001，The Great Divergence，《大分流》）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日本、印度或欧洲的其他地方，就是因为英国拥有丰富的能够低价开采的煤炭储藏。无论是荷兰、法国、意大利、中国、日本还是印度，都没有如此丰富和唾手可得的煤。因此，它们未能像英国一样开启以煤-铁为元素的蒸汽机时代，尽早脱离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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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许多历史学家，如J. Mokyr（2009）和D. McCloskey（2010）也提供了论据反对工业革命是因为廉价煤炭的假说，但是他们自己的假说也不比煤炭理论更好。McCloskey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就是广大社会群体致富的冲动和愿望。Mokyr主要认为是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探索精神导致了后来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两个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国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资本主义意识比英国早了200年，比荷兰也早100年。法国的科学一点也不比英国差，关键是飞梭和珍妮纺织机甚至蒸汽机的发明都不需要懂得当时的科学（比如牛顿力学或高斯定理），而发明者都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工匠（比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James Hargreaves，是个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织布工人和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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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在1988—1990年达到了这个临界值。作为对比，在1800年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51%的农村人口已经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而这一比例在1500年时仅为19%（见Robert Allen，2009，第17页，表1.1）。在法国，1800年时这一比例为32%，1500年时为20%。西班牙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这一份额依旧很低，稳定在20%左右。除了英国，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一比例在1800年的荷兰和比利时也只达到了37%。这表明，英国非农业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一定已经达到了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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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Greefeld（2009）。社会学家格林菲尔德（Greefeld）在她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里写道：“如同宣布春天的第一只燕子一样，威勒的《商业论》昭示着一种崭新的（民族国家）心态的到来。”（Greefled，2009，中文版，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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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来创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和开拓全球商业网络，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因此，David Landes（2009）将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因于以下事实：英国在“充满权力和财富竞争的欧洲世界”中最早成为现代化民族国家是由于“英国拥有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优势……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一个国家的公民将对国家的鼓励和倡议有更好的反馈和回应；相反，国家也将更好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以符合积极的社会力量。国家才可以有竞争力。”（David Landes，1999，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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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以上引用的信息和资料来自网络，可惜作者忘记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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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见第六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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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章 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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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提到，尽管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和社会治理还显得很“落后”，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势不可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的章节追溯了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路径，并解释了为何中国能通过市场导向、政府主导的工业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原始工业革命，在90年代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之后启动以工业“三位一体”爆发式增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包括第二次工业革命）仍未完成。未来会如何？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在21世纪中叶最终赶上美国？另外，这对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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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用短短35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则为65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积累了250年到300年间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猖獗的腐败，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和性解放的加速，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广泛存在的商业欺诈，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无处不在的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鉴于这些大大加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也难怪对中国有这么多悲观的预测；有人甚至不断打赌中国有朝一日会突然戏剧性地崩溃，就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诚然，中国很难快速获得应对新的经济现实所需要的金融和制度创新。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敌视态度以及对于西方工业革命史的无知也加剧了这种悲观预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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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乐观预测也一直存在，并自21世纪初开始兴盛。最早对中国崛起的大胆预测之一可以追溯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他的合作者们（蔡昉和李周）在1994年所撰写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理念，此书作者对中国1949到1977年间工业化的灰暗失败和1978年改革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第一次系统性解释的尝试。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的增长奇迹是基于正确的发展战略，即一开始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逐渐过渡到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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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观察者仍然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中国“不可避免”的举世无双的崛起。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7年评论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基辛格在做出这一评论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五分之一。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斯（Jim Rogers）也曾评论道：“正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2]目前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地缘政治秩序影响最为乐观的预测则是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他的观点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2012年的第二版更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新秩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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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世界银行和IMF预计中国基于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在2014年底赶上美国以来）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各地的突出表现，使得西方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态度开始甚嚣尘上。但这种态度仅仅基于对中国以往增长的线性外推，而没有提供任何经济理论的支撑。因此这种过度乐观的预测，和过度悲观的预测一样，都没有牢固的理论根基，大多是情感用事的议论或耸人听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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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和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用纯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大量跨国经济增长动力学数据后声称，任何对未来中国增长的乐观投射都是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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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超高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尽管经济预测永远是基于近期增长的外推。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的统计特征就是向均值回归的趋势。与被大量讨论的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相比，这一点在数据中要稳健得多。另外，高速增长往往被时不时的增速下降所打断，而增长率的波动大部分来源于这种中断。由于中国一些显著特征：高度的政府控制、大规模的腐败及其专制体制，我们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出现增长中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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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是不可阻挡的？中国能保持增长多久，最终能崛起到何种程度——像巴西和墨西哥那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在今后十多年中，当达到了拉美国家的收入水平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到2014年底，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只有美国的1/8，人均消费只有美国的1/15。并且，中国仍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也许人们会认为中国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其复兴是不可避免的。这时，我们应该想一想埃及和印度步履维艰的发展史：它们的文明史可比中国更长。另外，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毕竟深陷在停滞状态至少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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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拉里·萨默斯的研究，中国乐观主义并不能从大样本统计数据上得到证明。[4]另外，仅仅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悠久的历史也不能成为这种乐观主义的基础。中国前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及目前与韩国、日本的发展差距也不能成为这种乐观主义的基础。中国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同样也不能成为乐观的根据，正如奥斯曼帝国并非土耳其复兴的根据一样。而古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无法用来预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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