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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市场扩张带来的大规模运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需求驱动，英国在19世纪修筑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内外早期铁路网。而中国现在正在修筑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铁路网和高铁网络，不仅在国内，也在海外。管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总是供给方，而不是需求方。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产品和机器的供给者。因此很自然地，中国需要一流的全球分销体系来运输其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和机器，并从全世界各个角落吸收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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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自那以来，老牌工业化国家都依赖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于其上的文化和技术传播。但时过境迁，或者说，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高速铁路（比如一条从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深圳到荷兰鹿特丹的长达15 000公里的新线路和一系列不断建成通车的途经中亚的中欧铁路网，包括刚刚通车的从中国义乌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29]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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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三节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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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权力高度集中而治理结构分散化的重商主义政府。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如15～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竞争一样）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有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31]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32]依赖于稳定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通过精英式的领导选择模式（精英治理），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阶层的支持。[33]这样一个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尽管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中国政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它的善与它的恶）和西方的发展史（部分地归功于马克思的教导）。[34]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至少比民主选举的政客的眼光更长远，这些政客通常对管理经济无能，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并受制于选民短视的个人利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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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终于）明白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来自于商业，来自于由民间商业推动和市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富有竞争力的规模经济和商品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中产阶级和McCloskey强调的“小资产阶级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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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西方列强，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Sir Walter Raleigh，c.1600）[36]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明白了这个产生工业革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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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刺激劳动分工和规模化生产。一个经济的商业越繁荣，市场就越大，生产规模就越大，产品价格就越低；由此就更进一步青睐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去为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外向的、革新的和扩张性的。看看中国今天，与18、19世纪甚至仅仅4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不反对规模化生产，但反对商业和自由贸易）相比，开放和外向了多少倍！伴随着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和产品价格的不断降低，规模化生产不仅意味着老百姓福利的极大提高，也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国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的持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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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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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面对英国的工业技术和强大海军，中国清朝政府拒绝开放贸易，也不愿改变其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统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国却拥抱变革，并积极融入全球竞争和贸易。由于拥抱了以市场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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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难以隐藏或保护其技术机密。规模化的机械生产能力加上规模经济效应，会激励利润驱动的资本家大规模出口这种机器和生产方式，尽管本国政府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可能禁止这样做。[38]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不断发生：从英国到欧洲、美国和印度，从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地区，从美国到整个战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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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泄漏”、“外溢”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贫困状态，无力吸收和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农业国仍然维持原貌，资源国却仍然贫穷，靠卖资源为生。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尽管许多现代生产技术是轻而易得的？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复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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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认为这种技术传播的失败要归罪于这些国家的攫取性制度。华盛顿共识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扭曲了自由市场，阻碍了资本自由流动。因而，他们的药方要么是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民主化（如“阿拉伯之春”），要么是结构调整和休克疗法：建立全方位的自由市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私有化国有银行和打破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尽管是出于好意，这些改革策略却往往搞砸，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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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并不是没有印刷和购买莎士比亚著作的自由，因而使百姓对英国文学无知；并不是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因而使私人企业不能在乡村和城市涌现；而是言论自由并未能导致科学技术的传播，私有产权并未能引来企业的兴盛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放松了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并拥抱了民主（就像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一样），但它们的经济和国家能力却垮掉了，失灵了，瘫痪和腐败了，而不是文明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了。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自由市场（其政治领导人也乐于如此），却最终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停滞。民主与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创造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除了毒品、色情和卖淫以外）。截然相反地，在所谓“错误”和“攫取性”制度下的中国，拒绝采纳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或制度学派的主张，却成功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贸易市场。[39]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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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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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40]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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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Voltaire，1963，引自David Landes 1999，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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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君主制或议会制）、法律体系（普通法或大陆法）或宗教信仰（新教或儒教）下，一个与平民和商人利益一致（使大家都变得富有）的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对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在1776年，亚当·斯密假设支撑劳动分工的规模化市场是给定的或天然存在的，因而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利个体间的互动就能解决社会的分工协调和工业组织问题。但是，基于劳动分工原理和规模生产方式的大范围供需平衡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中介协调成本的。而在一个由无数分散的无政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工匠组成的落后农业社会，由于协调成本高昂，大规模市场难以产生。没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以及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商业网络和分销系统，则不会有专业化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的企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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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42]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就像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Mokyr，200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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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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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ieterszoon Coen给王室所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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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见Stephen R. Bown，Merchant Kings：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1600-1900. Macmillan，201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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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tephen Brown的记述：“自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军事化的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马前卒和工具。它们占领和控制广大的土地和当地人民，在其商业的成功和暴利背后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军事和政府的功能和威力。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说，赋予这些商人和公司对殖民贸易的垄断权力是支付国家天文数字的殖民开拓和战争赤字的廉价方式……在每一个这样的私人公司发迹的过程中，它们首先是获得优于所有欧洲人的海外雇佣权，然后把这个特权延伸到统治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在实现它们的政治目标中，这些垄断贸易公司拥有它们自己的警察力量，甚至军队，并且控制殖民地政府或干脆自己变成殖民地唯一合法的政府。”（Stephen R. Bown，2010，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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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成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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