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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出口制造业导向）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纺织品）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它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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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新著里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的确，培育国内纺织业的国家能力被证明是区分那些当年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失败国家的唯一要素，以至于今天的现代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与当年实现棉纺工业化的地区完美相关。”（Sven Beckert，2015，pp.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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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45]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亏损），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90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择优竞争奖励机制）来管理这些重工业（科研机构）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46]与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所实践的不同，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早期，中国（明智地）没有选择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摧毁其“无效率”的重工业（和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政府的基层行政网络）。相反地，中国通过“双轨制”保留了这些国有企业（以及党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把对它们的改革延迟到了90年代末期，即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47]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信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因此，虽然俄罗斯的重工业大部分在90年代的休克疗法中被所谓的“市场”力量废弃和摧毁了，中国的重工业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这多亏了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对能源、动力、运输、材料、化工、通信等重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市场。[48]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这同样解释了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重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如远距离输电和高质炼钢技术、高铁系统和太空项目，这些都是国有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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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国有企业（尤其是牵扯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问题上应该非常慎重。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应盲目而不加区别地民营化所有产业。民营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行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程度。（2）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3）民营化不应损害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只允许并购和混合制，而不是完全的民营化。（4）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福利性产业（比如医疗、教育）和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森林、稀有金属），必须长期坚持公共价格体系和国有化的合理比重。永远记住，企业所有制与效率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和是否迫使其参与市场竞争并严格实行优胜劣汰。中国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就是证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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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国家的市场深度和规模的衡量不仅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和下游的购买力，也要考虑基础设施和分销物流网络的发达程度。中国在城市供水、电力、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公共资本形成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12%，比真实GDP增长高出两个百分点。过去35年以来，灌溉系统、城市下水管道、街道与高速公路网络、航空和铁路运输、电力输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学校、医院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23万公里（约264万英里），其中包括1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美国成为了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51]超过95%的村庄现在都由柏油路连接。因而现在中国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上位居高位。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LPI指数（包括各分项：国际递送、基础设施、客户服务、物流能力、追踪体系、及时性）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4年中国的LPI总分为3.53，位居全球28位，紧跟葡萄牙，并高于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在基础设施这一项，中国在1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2位，高于美国（26位），加拿大（23位）和韩国（28位）（见World Bank，“Connecting to Compete 2014：Trade Logis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另外，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仍在以罕见的速度继续。这一引人瞩目的基础设施追赶浪潮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形成，并使中国为下一个十年间的增长做好准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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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James Gorrie（2013），“The China Crisis：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以及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2011），“The 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及其他众多预言中国崩溃和抨击中国的文章和书籍。由于西方人对经济史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工业革命上的巨大失败知之甚少，而制度学派的观点又影响广泛，我们很难去怪罪这些广泛流传的对中国悲观和负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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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MXl89Lu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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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 Summers（2014），“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 No.20573.（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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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是，缺乏理论的纯统计学分析会使人误入歧途，比如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概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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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世界经济低迷，而且恰逢中国进入了工业化攻坚阶段，经济增速从每年10%下降到7%左右，中国崩溃论又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悲观论者或许记得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4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世界100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崩溃，不取决于经济是否出现波动或金融危机，而取决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顺序，以及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回想一下40年前的一幕，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访华后陷入沉思：“噢，你只消停下来想想，如果一个稍微像样点儿的政府掌控了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天哪，……世界也许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我是说使8亿中国人能在一个像样的体制下工作……那样他们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http://www.newsweek.com/henry-kissingers-prescription-china-67555）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做到了使13亿中国人在一个被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极其糟糕的”体制下高效工作。而8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经济强权的苏联，却在盲目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之后已经基本退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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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抵达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分析表明，只要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就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存在诸多“成长的烦恼”或“增长之痛”，只要中国能够坚持为制造业创造和开辟世界市场（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断在政府支持下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国企和民企的世界竞争力，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就会在10～20年之间完全实现。那个时候，中国将作为一个初步高收入国家同西方最发达国家竞争高精尖制造业市场，尤其是航空、发动机、核电、绿色能源、高精密机床、农业机械、化工、互联网、人工智能，还有全球金融，等等。事实上，由于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方面已经与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把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抛在了后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也会在今后10～20年内真正开始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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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负盈亏”能力等价于林毅夫在其“新结构主义”理论里讲的“自生能力”（v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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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毕竟，能源、动力设备和基础设施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目标。因而整个现代的迂回式的工业生产结构是建立在最终消费品需求的基础之上，虽然这些消费品的种类是不断翻新的，但是其满足“衣、食、住、行”的本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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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放弃本国的轻工业部门，用出口规模化生产的重机械产品来换取轻工业产品。但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的农业国却并不能通过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原始农产品来变得富裕和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古典李嘉图贸易理论对工业革命缺乏解释力，为什么所有靠“重农主义”立国的国家（比如大清王朝）和出卖自然资源为生的国家（比如拉美和中东国家）无法崛起。因为生产力和规模化工业技术来源于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和采矿业（见下一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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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西德忘记了德国历史学派鼻祖李斯特关于“国家系统”（National System）建设的理论，忽视了东德仍处在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阶段和其相应的比较优（劣）势，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带来的痛苦远超想象。西德在统一后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立即将东德拉入西德式的福利社会。这使得东德的劳动力和制造业马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并使东德经济在一夜之间崩溃。如果像西德这样强大的工业巨头都在处理东德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能对其他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企图西化的梦想抱多大的期待？这些国家挣扎在重建国家经济的不断尝试中，还被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和制度学派理论等建议的发展策略所不断误导。它们大多已经去工业化，把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工业化基础打得粉碎，沦落为靠出卖资源和农产品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关于东欧国家经济在休克疗法下如何解体的分析，参见陈平（200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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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策略与美国大相径庭，而且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似乎更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见Kevin Gallagher（2011），“The End of the‘Washington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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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中国正在建设西达德国、希腊，南抵新加坡的铁路系统。中国同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逐渐推进使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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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在正确的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控下，没有出现过大规模资本外逃或热钱涌入现象，这与过早实行资本开放政策的俄罗斯和很多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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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按照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440），“中国的增长之所以可能，部分的原因是有许多地方还可以追赶。当并无必要进行创造性毁灭的时候，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要更容易一些”。除了诉诸中国的落后，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也把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因于政府调动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但这些论断引起了几个问题。第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备后发优势，但为什么多数无法发展？第二，如果中国政府进行的资源配置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何以能促进增长？如果是和市场原则一致的，那又有什么错呢？如果中国的体制能解决一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大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称赞而不是批评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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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别忘记美国的建国者们，比如华盛顿，都是一些熟悉欧洲（尤其是英国）重商主义传统的富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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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国国父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复兴美国制造业的《制造业报告》写于1791年。美国建国后第一艘远航中国的“中国女皇”（Empress of China）货轮于1784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那天在纽约起航，来年5月11日胜利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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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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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事实上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并开始为美国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瓶公交汽车和地铁机车，并帮波音公司组装飞机。其他实例可见探讨中国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步伐的纪录片“How China Works？”探索频道地址：http://www.discoverychannelasia.com/shows/how-china-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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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事实上，尽管罗兰德在19世纪80年代初对美国科学界富有激情的恳求，美国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纯科学研究上开始引领世界，那离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霸主已经好几十年。比如从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参见申漳《简明科学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美国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也得益于它的移民政策。比如，美国在火箭技术方面的突破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战后在德国引进的大批科学家（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German_rocket_scientists_in_the_United_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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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袁岚峰2015-12-14刊登在“观察网”上的一篇文章：“从2015年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看中国的科技实力。”另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通信设备产业巨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为395亿～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事实上，中国目前已经在很多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而且正在大阔步前进。比如在可控核聚变、石墨烯应用、量子通信、超级电池、智能机器人、生物生命科学等方面，中国已经成为赶超者。以中国的稳定体制、国家储蓄、政府支持，中国很有希望在20～30年后在主要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成为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中国工业革命的步伐在静悄悄的黎明中急速前行，如果人们只从中国当前的农村人口比例和落后的金融体制看中国，或只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中国。“虽然一时一事上中国经济发展会有波动，但长远看浩荡东风。”（习近平，参见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6_03_04_3529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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