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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知识专利保护制度从来不像制度学派声称的那样，对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极端重要。这一点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也是如此。（见，e.g.，Boldrin and Levine，2008；and Mokyr，2008）。事实上，Boldrin and Levine（2008）通过历史证据（比如瓦特和他的蒸汽机）表明，在历史进程中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阻碍而不是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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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见Lau，Qian，and Roland（2000），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同时见对中国1997年以来重工业领域“抓大放小”改革策略的文献评论（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sping_the_large，_letting_go_of_the_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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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的一些生产枪支和坦克的军工企业转变成了生产摩托车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企业。目前的高铁企业（南车和北车）也是基于当年极度亏损的铁道国企发展而来。这些企业在50～80年代是生产和修理蒸汽机和各种铁路机车的亏损户。具体说来，北车（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和南车（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是由同一“母体”——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公司”）——演变而来，并且又在2014年12月30日重新合并。中车公司成立于1989年9月，由铁道部直属公司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成，是铁道部领导下的国营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铁道部成立了厂务局管理铁路工厂业务，后来在1952年又分设机车车辆修理局和机车车辆制造局分别管理修理工厂和制造工厂。1958年，机车车辆制造局和修理局合并，成立了铁道部机车车辆工厂管理总局，负责统管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和制造工厂；1966年改组为铁道部工厂总局；1975年改组为铁道部工业局。1978年1月1日起，铁道部工业局改组为铁道部工业总局。1979年5月1日起，铁道部决定对工业总局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名称为中国铁路技术装备总公司（1982年10月改称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1989年，根据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的《铁道部“三定”方案》，铁道部决定自1989年9月1日起将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的名称更改为中车公司。旗下的中国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同车公司，前身为大同机车厂）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过蒸汽、内燃、电力全部三大系列机车产品的制造企业。曾是亚洲最大的蒸汽机车研制基地，承担了全国铁路75%以上的客货运牵引任务。1988年12月21日，大同机车厂送走最后一台蒸汽机车，与时俱进地走上电力机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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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自从2008年第一条高铁线投入运营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纳入了这一全球最大最长的高速铁路网（长达1万英里，超过全世界运力的一半）。北京-上海线在2014年记录正的利润，这时它投入运营仅3年。到2015年2月，其他一些线路也在运营1～2年后开始盈利，包括北京-天津线、上海-宁波线、上海-杭州线、杭州-深圳线和广州-深圳线。而同时，在诸如中国台湾和法国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私人拥有和运营的高铁系统却常年亏损。这表明市场规模和管理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所有制形式。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美国许多公立学校（大学）并不比私立学校表现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私有化的重工业，尽管它们是私有的，却极其缺乏效率。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没有提高其重工业的生产和盈利能力，因为休克疗法收缩而不是扩大了俄罗斯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比如东欧市场）。俄罗斯为其冒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一失败并非如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声称的那样是由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的。真正的原因是其国家能力的崩溃和规模化市场的永久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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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条件已经充分发育，中国那时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中国利润导向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改革却损失惨重，这是由于当时市场条件还完全不具备（这些市场条件今天也还没有具备）。回头看来，在这些部门引入利润导向的改革之前，中国应该等到私立医院和诊所（以及私立学校）发育足够充分并与公共教育医疗部门相比具有竞争力，然后再考虑引进利润导向的改革。因此教育医疗改革应该继续等待并坚持采纳与国企改革类似的双轨制。在这一段等待时间里也同时使得政府有时间制定和研究必要的法规，以在这些重要的公共福利敏感部门避免大规模的商业欺诈。因此，在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中国应足够小心，采取审慎的、双轨制和试验性的策略来进行金融改革。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式崩溃的风险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同时，并没有完备的经济学理论支持国有部门一定没有私有部门有效率。在合同理论的框架下，Jiang and Wang（2015）证明了并不存在一组一般的条件，使得某一种所有制比另一种更优。他们同时给出了如下的文献和实证证据来支撑他们的结论。例如，Caves and Christensen（1980）比较了加拿大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运营的两条主要铁路线，他们并未发现国有制比私有制更无效率。Vernon-Wortzel and Wortzel（1989）则发现在他们的数据集里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表现更好。Martin and Parker（1995）检验了11个在20世纪80年代私有化的英国企业，他们也没有发现私有企业必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Chang and Singh（1997）认为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官僚主义弊病。由于私有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并没有天生的优势，因而并不能保证私有企业一定更有效率。Kole and Mulherin（1997）研究了一个美国公司的数据集，他也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绩效没有显著差异。以上文献可以在Jiang and Wang（2015，p.4）找到。所以企业是否盈利的关键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管理和是否面对市场竞争。而且我相信如果在他们的合约模型中一旦加入企业生产的外部性，在相同的管理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国企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就会明显大过私企。但这并非是说政府不应当考虑用征税的方式来克服民企的外部性问题。相反，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探索和设计更好的税收体制来帮助解决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的外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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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3年，美国的高速公路总长为47 85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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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是6800美元，作为对照，葡萄牙为21 000美元，波兰为13 400美元，匈牙利为12 600美元，土耳其为10 900美元。因而中国准备好了十年内在人均GDP上超过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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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章 华盛顿共识与制度学派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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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点理论：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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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芝加哥学派）是基于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这两个定理同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基于这些定理不仅在经济学的理想状态下成立，而且某种程度上在现实中也成立的信念，很多学者认为任何基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分析也应该适用于现实世界。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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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声称任何完备竞争性市场所达到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1]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则声称，相对应地，任何一个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都能被一个完备竞争性均衡所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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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定理通常被视作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假说的分析性证明和对非干预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放手让市场工作，自然会导致最有效率的经济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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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推导和证明基于以下一系列在现实中非常难以满足的条件（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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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备（完全）市场。即所有商品、服务、资产和状态依存的金融合约的市场是存在且完备的。而且任何交易都是允许的。所有市场参与者无限存活，拥有完全理性和智商，且不存在借贷约束等金融摩擦。或在有限生命周期的情形下，父母对子女完全无私。市场参与者对任何特有风险存在一套完备的金融工具来制订状态依赖的计划，进行跨期和跨状态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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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备（完全）信息。即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结构、价格信号、产品质量、外生冲击和经济发展的运动规律以及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有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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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接受行为。即市场参与者足够多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垄断力量，并且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无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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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外部性。即任何个人行为不会对其他人的生产力、效用或处理信息的能力产生直接的损益，而且市场也不依赖对生产和交换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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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市场结构的非凸性。即在劳动分工、消费和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组织企业和创造市场也没有任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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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利用同一套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当这些理想化条件中任何一个或一部分不被满足时，市场就不会达到资源有效配置，反而可能引发市场失灵和缺失、贫困陷阱、投机泡沫、混沌无序、金融危机、自我实现的经济周期、劣质产品、商业欺诈、失业、垄断、寡头甚至经济体的自我毁灭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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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第一，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市场良好运作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自由市场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两者都需要国家力量来建设、保护、培育和强化，但这正是落后农业国家所欠缺的。这种存在于政治稳定和有序市场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解释了为什么将民主体制直接施加于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突尼斯、乌克兰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往往不能像制度学派学者和西方政客们希望的那样带来经济繁荣。相反，民主体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混乱甚至是无尽的内战。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市场不会自动出现。但一个和平、安全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又是劳动分工、工业组织、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贸易以及金融合约的绝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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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忽视了创建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即使在长期的政治稳定下，市场创造也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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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在沿海和可通航的河岸，各类贸易和产业才自然而然地繁荣和逐渐分化，而且要等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经济活动才延伸到国家的内陆地区。而这时几乎还不可能有任何全球性的远距离贸易……这就是为什么水运具有如此优势，以至于人类自古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各种工艺品是出于那些靠水的交通方便的流域，然后才慢慢延伸到内陆。因此自古以来不靠河流的内陆总是贸易和生产交换最不发达的地方，而沿海或靠河的地区却相反。所以，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总是和其市场的大小成正比，由此推理，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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