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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不可言传，不能用公式表达的知识。而且往往需要人们在实践中领会。”（McCloskey，2010，p.162）。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认为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关于技术知识必须在干中学的一个例子，可参见中国国企沈阳机床集团如何刻苦攻关在高端i5数控机床上“逆袭”而获得重大突破的事例（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05_22_361225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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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的专利制度于1985年建立，其专利申请在整个原始工业化阶段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增长缓慢。但是在1990年代末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专利申请开始飙升。比如在1999年至2009年期间，专利申请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中国2013年递交的专利申请已占世界的1/3，超过欧洲、美国和日本。参见Dang and Motohashi（2015）；朱天（2013），“中国创新不足吗？”和http://www.industryweek.com/global-economy/china-drives-growth-patent-applications-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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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19世纪美国对英国技术的间谍活动的一些有趣历史，可见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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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的工人和工程师们起点很低，20年前他们需要用10亿件T恤来换取一架波音737飞机。但今天，他们可以制造自己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性能比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22猛禽战斗机和F-35雷霆Ⅱ联合攻击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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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见http://politicalticker.blogs.cnn.com/2014/05/28/biden-name-one-innovative-product-fr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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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的一流高校与哈佛、MIT相比还相差甚远。平均而言，大概仍有80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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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恩格斯当时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列奥纳多·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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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8条客货两用铁路线通往欧洲。除了义乌-马德里线外，还有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线（竣工于2011年，总长11 179千米，单程耗时16天），中国成都-波兰罗兹线（竣工于2013年，总长9965千米，单程耗时14天），中国郑州-德国汉堡线（竣工于2014年，总长10 214千米，单程耗时15天），中国苏州-波兰华沙线（竣工于2014年，总长11 200千米，单程耗时14天），中国武汉-捷克帕尔杜比采线（竣工于2012年，总长12 700千米，单程耗时15天），中国长沙-德国杜伊斯堡线（竣工于2014年，总长11 808千米，单程耗时18天），以及中国合肥-欧洲线（2014年竣工，途经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不久的将来预计还会有更多线路投入运营，详情见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5_04_19_316486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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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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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在和平共处和双赢的全球贸易原则下对欧亚大陆贸易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努力，说明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和气魄使得古老的非洲和中东地区重新焕发人类远古时代的力量。非洲和中东在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奴役几百年后的崛起才终于成为可能。顺便提一句，经济发展才是解决中东地区各种政治问题和根除恐怖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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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中国1978年以来的政治结构、渐进主义改革和制度革新的一些纪录，可见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2013），和Jinglian Wu（吴敬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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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这种“国家能力”的缺乏（丧失）恰好是导致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民选的叶利钦总统彻底废除（取缔）了具有广泛官僚行政基础和执政能力的苏联共产党，从而自己“打断了这个新生国家的脊梁”（Chrystia Freeland，2000，p.20）。这样一种“国家能力”的缺失也是几乎所有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尤其是那些远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过早地采纳了西式民主制的国家，比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突尼斯、乌克兰；甚至包括那些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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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张维为（Zhang Weiwei，2012），The China Wave：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2）；另可见李世默（Eric X. Li），“A tale of two systems”，http://blog.ted.com/2013/06/13/a-tale-of-two-systems-eric-x-li-at-tedglob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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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拒斥资本主义，希望通过中央计划，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以通过市场竞争和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原始积累为特征）而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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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美国民主无效率的一个特别的视角，可以参见Francis Fukuyama（2014），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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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引自Stephen R. Bown，201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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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5年1月12日，三艘军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英国朴次茅斯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历史上中国海军对英国最大规模的访问。朴次茅斯海军基地指挥官Jeremy Rigby告诉记者：“中国和我们一样，依靠海上贸易创造了繁荣。”见https：//www.navynews.co.uk/archive/news/item/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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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关于英国政府禁止技术出口的历史，可见Charles Morris（2012），The Dawn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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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目前，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里有八个在中国。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上海港，在2013年处理了3360万标准箱货物，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预计到2017年，单是上海港的装运能力就要超过美国所有港口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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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国家建设同时也培育了社会信任和社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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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当年许多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就是为了在市场缺乏的情况下由政府协调组建大企业。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也正因为缺乏市场，这样的企业是不盈利的。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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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事实上，土地的私有产权和市场在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比前工业时代的欧洲更加发达（见K. Pomeranz，2001；and Taisu Zhang，2011）。然而中国直到社会主义时期才建立起重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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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这实际上就是Friedrich List（1841）的核心观点。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我们仍能看到诸如美国能源部这样的机构，以及它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密切联系。相对照的是19世纪的印度，当时它拥有英国殖民者修筑的全亚洲最先进的铁路系统，却没有对印度经济产生多少外溢效应（见Pomeranz and Topik，2013）。原因正在于那时的印度统治阶层不能去内部化这些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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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佛兰德斯原始纺织业兴衰的详情，参见Franklin F. Mendels（1981）。Kriedte，Medick，and Schlumbohm（1977）and 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1996）提供了爱尔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纺织业兴衰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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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直到1997—1998年才开始着手大规模改革其国有企业（SOE），那时中国已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起飞。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城市地区，这一审慎的发展战略使得国有企业能在中国的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两项重要的功能：一是在农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稳定城市就业；二是向农村工业输出较为高级的生产技术（农村工业大多从附近城市的国有企业获得技术和装备）。但1990年代末农村工业逐渐赶上了国有轻工业企业的技术前沿，并且中国完成了基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品大规模生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就大致完成了。它们应逐渐让位于新兴的有更好治理结构和更高生产力的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头两年（1998—2000年），约有2140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他们大多集中在纺织、采掘、军工和机械领域。然而，由于组建大规模民营重工业的技术和资金门槛很高，在“抓大放小”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保留了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的大型国有重工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大型国有企业不进行任何改革。政府迫使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结构，升级生产技术，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竞争。中国负责高速铁路建设的国有企业集团，就是这种审慎而有针对性的国企改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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