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988150
因为不愿意通过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嵌入国际价值链体系，ISI自给自足的哲学同时意味着放弃国际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对本国工业的升级支持、竞争压力和生产技术输入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本国市场规模的进一步萎缩和国外先进技术“外溢”的终止，还有市场竞争压力的消失。最后，在ISI下包括机械和零部件在内的许多工业品和中间产品，其实都不是真正规模化生产的，因而生产能力并没有充分利用。最后，就像林毅夫（1996，2003）敏锐指出的，ISI方案也完全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富裕的廉价劳动力。[13]
1703988151
1703988152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ISI的另一个经济后果就是大范围的价格扭曲、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就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缺乏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偿还其债务。
1703988153
1703988154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由国际贷款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对失败的ISI发展战略的自然反应。华盛顿共识基于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推崇另一个亚当·斯密教条（斯密第二原则），即自由放任主义，彻底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1703988155
1703988156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14]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著名的“休克疗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俄罗斯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试图实行一种彻底的、一劳永逸的、一刀切的经济转型方案：去除所有现存的政府管制，对所有或大多数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对所有或大多数部门立即引进市场机制，放开价格和资本管制，实行浮动汇率，降低政府赤字、补贴和公共债务。
1703988157
1703988158
这种华盛顿共识方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却没有抓住ISI失败的根本原因。
1703988159
1703988160
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背后是对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和“看不见的手”的魔力的迷信与误读。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没有理解以下这一点：在落后国家创造一个使“看不见的手”能够起作用的市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即使当年拥有通过奴隶贩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能力引导的通过重商主义积累的巨大财富，欧洲列强（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仍然花费了数个世纪来培育工业革命需要的巨大的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何况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
1703988161
1703988162
因此毫不奇怪，目前学术界如果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15]这一失败的根源仍在于它未能真正理解亚当·斯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程度”的基本原理，从而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预想中天然存在的市场本身。没有市场，看不见的手去哪里指点江山呢？市场与政府、去监管与再监管、分散与集中，以及自由和控制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大英帝国在17～19世纪创造出全球最大纺织品市场的秘密，也不是中国在20～21世纪为自己的制造业创造出巨大的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原因。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尽管涌入了大量私人资本，投资和出口也得到了一定提振，但十多年间GDP年增长率只有1.5%，低于8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2%的增长，更低于六七十年代ISI战略下5%的年均增长率（见Luciana Diíaz Frers，2014）。“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失业上升了，贫困依旧普遍，而不公平和失望的情绪滋长。犯罪和暴力活动则急剧攀升。”[16]
1703988163
1703988164
这一波（紧跟着ISI的）由华盛顿共识和相应的休克疗法导致的失败，自然激起了经济学家一场新的反思，从而直接诱发了对“国家为何失败”（Acemoglu and Robinson）这一发展经济学根本问题的制度性解释：是政治！
1703988165
1703988166
具体地，按照Acemoglu和Robinson的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家（和精英阶层）和他们建立的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本身。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限制政府权力的私人产权制度、法律规则和多元政治结构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先决条件），因而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华盛顿共识所预见的）高速增长的前提。
1703988167
1703988168
道理似乎很简单：如果资本可能会被掠夺性体制和精英阶层随意没收，那么谁还会去积累资本和技术呢？没有资本和技术积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哪来经济增长呢？因此，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试图从经济政策上去寻求贫困和工业化失败的根源，相反，他们赞成通过民主化和政治变革实现经济发展，例如通过“阿拉伯之春”运动。“根本上讲，这种政治转型对于一个贫穷国家实现富裕是必需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5）
1703988169
1703988170
然而，“阿拉伯之春”运动（即使在被认为是成功范例的突尼斯）到目前为止并未带来经济繁荣，而是遭遇了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悲惨的失败。[17]
1703988171
1703988172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所有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纲要，无论是格申克龙（1962）的“跳跃式”发展理论、ISI、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还是制度学派倡导的“茉莉花革命”、民主化运动和政治变革，都是属于同一意识形态的萨伊定律的遗产——认为供给（产品、技术或制度）自动地创造对应的需求。[18]但萨伊定律只有在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成立的无“摩擦力”的世界里才有效。现代西方政治法律体制实际上只能开花在已经工业化的土壤上。
1703988173
1703988174
因此，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方案不仅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
1703988175
1703988176
1703988177
1703988178
1703988180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四节 这些理论的经济误导性
1703988181
1703988182
首先，因为忽视了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这些供给方面的理论在经济上误人子弟。它们没有恰当地考虑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如粮食安全）的问题。它们把粮食、汽车和股票当成完全可替代产品，天真地以为汽车和股票可以当饭吃，以为只要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粮食、汽车和股票市场就都会自动地繁荣。[19]它们同样天真地认为投机性的金融资本流动可以导致更好的资源配置，而完全的私有产权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激励。但它们忽视了流动性金融资本只追逐短期的利润商机，而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它们仅仅声称私人产权为私人带来了更高的经济租金，却否认不可再生性资产（如自然资源和土地）在公有制下会带来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加稳定的资产价格。[20]它们没有考虑金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规模化生产（特别是有形资产的规模化生产）之上的这一事实。因此，如果缺乏规模化生产的能力，那么货币、金银、股票、证券、政府债券和其他各种债务和金融资产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和力量。没有可再生性的有形资产，金融资本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金融资本的过度供给并不会“完善”金融借贷市场，反而会摧毁这一市场（就像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引起的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同时也是在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这些理论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可再生性资本（比如土地）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一项固定成本，自由资本流入和国际热钱造成的泡沫和资产升值会极大提高日常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可能阻断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工业组织的效率来自管理和分配而不是所有权。[21]它们赞誉私有产权是至关重要的，却没有理解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往往导致私人垄断和寡头，这可能比国有的情形更糟（就像在墨西哥和俄罗斯那样）。[22]金融自由化被认为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一条坦途，然而内部交易、公司舞弊、资产泡沫和价格扭曲却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对自由市场的益处的认识也是一样，它们认为它能自动引致创新和繁荣，而没有考虑到协作失灵、欺诈、私人垄断和由于市场扭曲和失灵引起的经济停滞，更没有意识到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这些由学者在象牙塔里拍脑袋提出的激进政策逐渐破坏了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和资源的能力，更使得这些贫穷国家（尤其是其自然资源、土地和其他资产）成了自利、短视和利润驱动的外国资本和金融巨头的廉价猎物。
1703988183
1703988184
金融工具（如债券、信用违约掉期、权证、信用、债务、权益、期货、证券和股票等）以及相应的执行这些金融合约和债券支付的能力，应该是大规模商业和贸易需求的内生产物，而不应该是为金融而金融的政策诱导下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放大了风险，却没有能刺激贸易增长和实体经济市场规模的扩大。[23]这就是为什么采纳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之后进行了（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金融抑制”和“资本管制”的中国相比，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我们必须重申，（这些金融产品和制度的）供给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24]
1703988185
1703988186
即使对于强大和繁荣的美国来说，也仍然需要复杂和强力的金融与银行业监管和审计，并且美国在这些制度建设方面仍然欠账不少。[25]那么，一个无论在国家治理能力和在对其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极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抵挡和防范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26]
1703988187
1703988188
创造市场的成本高昂，而创造市场监管体制来规范市场行为的成本更高。没有恰当的监管，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力量将摧毁作为市场运行基础的社会信任本身。[27]市场本身除了对赤裸裸的私人利益外别无尊重。然而，华盛顿共识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有效市场监管体制来防范或减轻市场的破坏力量对于经济的冲击给予任何建设性指导。
1703988189
1703988190
1703988191
1703988192
1703988194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 第五节 这些理论的政治幼稚性
1703988195
1703988196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尤其是Acemoglu和Robinson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作为市场的最基本要素）的重要性，也没有弄清在不同的环境下什么改革才是最合适的。他们把对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有益的改革直接应用到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28]然而，发达国家对小政府和放松监管的要求并不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政治集中和基于良好治理的国家建设才是需要的。[29]他们使用了一个对人性的假定，即绝对的自由一定会导致绝对的创造力和繁荣，却忽略了潜在的无视权威的欺诈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这些理论也忽视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里民主的经济基础。在未工业化的国家建立的不成熟的民主，注定会崩溃或变质。
1703988197
1703988198
全民投票权和政治权力的开放是工业革命的果实而非原因。对于19世纪（也许甚至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政治权力一直都根基于资本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财富阶层（商人和资本家）而不是平民和普通工人的手中。而且在民主化和社会流动大幅提高以后仍是如此。[30]在183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临近结束之时，只有2%的人口能够投票。1832年，《改革法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5%。1867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已结束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如日中天，这一比例变成了7.7%。直到1928年，在大英帝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并成为地球上最大最富裕的工业帝国许久之后，全民投票权才被给予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居民。但即使在现代工业化民主社会（更不用说那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里，投票仍然可以收买，卖官鬻爵并不罕见，而媒体常常被金钱和财富所操纵。
1703988199
[
上一页 ]
[ :1.703988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