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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合同，建立企业，进行交易和成立组织的自由，与欺诈、违法、抢劫、偷窃、垄断和暴力的自由一脉相承。因此自由和民主的界限只能与政府执行法律规则和管理民众的能力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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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民主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国家能力之上，这些工业国远比任何农业国更强大和有组织。但现代工业化国家只是当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和重商主义的产物和副产品，是重商主义的果实。工业化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前所未有的行政能力，尤其是对整个社会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入侵能力是任何农业国和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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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及他的货币价值）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有组织的犯罪、地下反叛组织和军事政变是未工业化国家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在工业化之前就接纳了民主的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许多其他非洲和南美国家），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却几乎绝迹或得到控制（例如大多数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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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使得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庞大人口的能力。政府能有效地从居民那里获得信息并做过滤处理，政府能凭借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基础设施实行及时的军力和警力输送来对暴力和叛乱做出反应，他们当然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入侵居民的隐私。人们在工业化社会里能自由地迁徙，只不过是因为政府有力量和能力通过复杂的社保、税收和移民体系来对人口进行注册并追踪他们的活动。“监视是国家管理的必要条件，不论这种力量指向的是什么。除非建立了一套对其人口细致完善的监察体系，否则福利的提供是难以组织起来的，不论这是不是真的福利。”（S.E. Finer，1999，p.1624，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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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执行、罚款、征税以及惩罚逃税的能力都依赖于这种能力。在1851年，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蒲鲁东（Proudhon）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工业化国家政府的这种建立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源和技术基础上的管理社会和公民的超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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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里）被管理就意味着被监视、审查、指导、伏法、登记、注册、控制、督查、评估、普查、命令……被管理就意味着个人在每一笔交易、买卖、工作、入学、领取酬薪和市场行为中被关注、注册、记录、征税、盖章、测度、评价、颁发执照、授权、录取、阻止、妨碍、改造、惩罚……然后，（当碰到警察时）如稍有反抗和微词，就意味着可能被起诉、罚款、镇压、骚扰、逮捕、通缉、欺负、拷打、缴械、捆绑、入狱、审判、谴责、枪击。（S.E. Finer，1999，pp.1610-1611，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Ⅲ：Empires，Monarchies，and the Modern Stat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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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运营和维持任何这样一个强大的监察系统和执法能力都是成本高昂的。[32]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工业国官僚系统的膨胀。1821年美国的官僚或者公共服务人员为8 000人（占总人口的0.083%）。在1881年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一数字达到了10.7万人（占总人口的0.21%）。而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近380万人（占总人口的1.6%）。官僚体制内人员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8%以上，高于其在黄金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类似地，在英国公共服务人员从1821年的2.7万人（占总人口的0.26%）增长到了1985年的1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25%）。一个尖锐的对照则是，尽管比美国和英国的人口多得多，在19世纪中国清王朝的公共服务人员却只有3万人（占总人口的0.015%）。[33]换句话说，尽管当时的中国以其庞大的官僚体系著称世界，但就官僚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19世纪的中国只有英国1821年水平的6%和美国1881年水平的8%。是的，在刚刚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面前，中国的官僚体系实在相形见绌。现在，美国每年花费超过4 000亿美元在执法、官司和诉讼服务上，达到了每年人均1 500美元的水平。同时，美国每年还花费超过8 000亿美元（人均2 500美元）用于国防建设。即使贫穷国家把所有的GDP都投入到警察和国防上，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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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强大的警察力量和法律执行能力下，言论和表达自由（包括散布谣言和炮制虚假信息的自由）才被容忍。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政府权力和控制下，全民投票的选举民主才能有效地实行。正是在这样强大的监察和监督能力下，人权（包括犯罪者和囚犯的权利）才被尊重。也正是在这样强大的注册、登记、追踪和征税能力下，完全的劳动力流动才被鼓励、保护，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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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和“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意味着，建议发展中国家去采纳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完全金融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如果不是蓄意为之的话）。[35]不管这些建议和鼓励背后是什么动机，它实质上都打开了腐败和无效行政的潘多拉盒子，因此引起了动荡、暴力、不稳定和无政府主义。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不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则，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执行它的资源和国家能力。一个国家民主和自由的程度与其军事和安全力量成正比，这一发现应该不会使得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感到惊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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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并不是免费的。自由也不总是有意义的。就像在开放的农田里设置交通法规没有意义一样。同时，除非交通法规得到警方严格执行，否则司机也会对交通法规和限速视而不见。[37]但执行法律是需要巨大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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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执行本身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腐败发生在任何社会，包括工业化国家，而执行和监管领域正是腐败的高发领域。但这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则的缺失本身。如果我们不希望落后社会的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进行屠杀、恐吓、劫掠和暴乱，那么像现代美国一样建立半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就是必由之路。如果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神圣的人权庇护下，在庭审中获得公正的对待，我们也许需要像美国一样，花费巨大的资源来建立复杂烦琐的法律体系和监狱系统，培养众多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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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政治福利，然而生存权比投票权更重要。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帝国英国，直到1928年完成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进入丰裕社会很长时间后，才建立全面的普选制度。而非洲裔美国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巨头和最富裕的国家之后，还在为人权而斗争。美国的《妇女遭受暴力防治法案》是在1994年签署的，是仅仅20年前而不是225年前《美国宪章》诞生的时刻。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和工业巨头们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了两次血腥而残酷的世界大战，然后才在他们自己之间达成了和平——与8000年的人类文明相比这简直是一分钟之前的事。因此，现代工业国政府、金融巨头和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建言贫穷国家，说民主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去考虑民主和普选究竟能给这些国家（及其大量的未受教育人口）带来什么，是非常幼稚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它能带来一个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政府来管理社会，消除贫困，遏制欺诈、劫掠、混乱和暴力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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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大政府和国家机器做后盾的民主无法良好运行，也不会有工业化。[39]优先的就是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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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中承认的那样，制度的创建和运行都需要成本。特定的制度只有在收益超过成本时才会出现。[40]这一逻辑既适用于经济制度也适用于政治制度。“在贸易规模受限于有限的人口规模、低收入和高运输成本时，贸易只能是分散和不系统的。但当贸易量上升，创造相应便利贸易的制度的激励就提高了。”（Gregory Clark，2007）只有在自由贸易的收益超过了成本时，大英帝国才在1860年完全拥抱了“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制度，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并在轻工业和重工业领域都出现了过剩产能。[41]中国现在成为了自由贸易的积极拥护者，完全是由于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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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根本性的制度，就越是难创立、变革和维护，因此就越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让足够的经济发展程度来支持。只有在劳动，而不是土地和资本，成为了稀缺资源的工业化国家中，才更有可能发展人权、民主和普选。因为这时才有了足够大的劳动生产力、经济收益和足够多的资源来保护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贫穷国家有的是劳动力，但资金和技术昂贵，因此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不值钱。在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可能仅为一片面包而抢劫、杀人、被判刑；但在发达国家，人们可能只愿为百万美金以上的巨额回报而铤而走险。一个国家人寿保险的市值衡量了其人权的程度和价值。对于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这一市值差可以达数百万倍，就如同其人权价值一样。但因果关系是前者导致了后者，而不是反过来。因此，从工业国向落后国家施加或移植而来的政治制度，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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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能自动产生看不见的手，而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动创造“规范、有序”的大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大规模市场来支撑规模化生产，谁能够喂饱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千千万万的贫穷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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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就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也是一样。这意味着世界不能指望中国按照西方的方式和步调来建设民主制度，因为建立、运行和执行它的成本超过了其收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因为缺乏民主普选而无法建立法规规则和产权制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发展经验提供了在实现真正民主之前成功建立法律规则、产权制度和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大量实例。先经济后政治让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期间享受到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种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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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民主与微观组织中和社区管理中的行政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企业管理生产和人力资源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与国家运行政治体系的方式区别和分离。而正是这种基层行政和管理能力，而不是宏观的选举民主，才是对生产力、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或者说企业和市场的形成）而言重要的。许多在宏观层面上选择（不成熟的）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使之有效运行，并为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失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与社会基层政治和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稳定和信任资源的缺乏是分不开的。普选式民主属于工业化以后的福利国家，然而一个甚至不能喂饱其人口的农业国如何能享受福利国家的好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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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易风险和信任是市场（以及建立其上的劳动分工）的最根本特征，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必须以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作为绝对的先决条件。没有秩序、安全、稳定和信任，市场上什么也不会发生。而通过革命将现代政治民主施加于原始农业国家头上，不太可能提供这种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这种不成熟的民主只产生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口号。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能力来运行民主，自由选举往往变成了贿选和腐败。而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并不是基于政治普选民主，而是基于恰当的治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府官员筛选机制来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同时从根本上不断调整其经济政策并建立有效的基层和微观经济组织。中国正确的发展战略不是像之前一样，通过流血革命推翻现有政治体制。这种由上至下的依靠政治制度革命引导的经济发展策略在1978年前的120年里多次重复，但每次都迅速陷入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暗杀、内战、政变以及无穷无尽的打着意识形态口号的党派斗争。在混乱中，中国也成为了帝国主义和外国金融工业巨头以自由贸易为名和“分而治之”为手段的廉价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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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够竞争，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形成更优良的组织。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国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在引进民主和休克疗法后的经济崩溃，恰恰是因为它们摧毁了对工业化和市场创造至关重要的有组织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而中国1978年的改革却维持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并利用了它们来进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社会治安的维持和保证劳动力全国流动的有序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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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的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的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曾在缺乏国家和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在缺乏重商主义式的国家竞争和军事化的全球市场开辟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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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累托有效分配是指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方式，即如果不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就无法使任何人的收益有所改进。但在同等资源条件下，帕累托分配可能有多个，而其中可能没有一个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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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简单说明和证明，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_theorems_of_welfare_economics；更加专业的读者可参见Mas-Colell，Andreu，Michael Dennis Whinston，and Jerry R. Green. Microeconomic The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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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注意，在政府是无私的并对经济拥有完美信息（就像市场参与者那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同样可以用来支持中央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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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市场竞争反而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或不合意的一些例子和论证，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的开创性的工作，包括对不完美信息的经典分析（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stiglitz&hl=en&as_sdt=0&as_vis=1&oi=scholart&sa=X&ei=OFiEV ePLBdOC yQSSoa3QDg&sqi=2&ved=0CBsQgQMwAA）。对各种市场失灵及其导致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参见Azariadis，Kaas，and Wen（2015），“Self-fulfilling Credit Cycles”；Benhabib，Wang，and Wen（2014），“Sentiments and Aggregate Demand Fluctuations”；Coury and Wen（2009），“Global Indeterminacy in Locally Determinate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Pintus and Wen（2013），“Leveraged Borrowing and Boom-Bust Cycles”；Wen（1998），“Capacity Utilization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及Wu and Wen（2014），“Withstanding the Great Recession like China”；及其中的参考文献和其他许多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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