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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够竞争，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形成更优良的组织。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国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在引进民主和休克疗法后的经济崩溃，恰恰是因为它们摧毁了对工业化和市场创造至关重要的有组织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而中国1978年的改革却维持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政党和社会基层组织，并利用了它们来进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社会治安的维持和保证劳动力全国流动的有序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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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家（例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 and 2012）试图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即民主、私人产权和法律规则是16～19世纪西方列强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英国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这一神话又是建立在另一个神话之上，即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18世纪末期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一旦有了民主、法律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看不见的手”就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创造工业革命的奇迹。这绝不是真相。事实是，私人产权、法律规则和自由贸易都是人类社会古老的概念，但它并没有为古埃及、古希腊、古中国或古印度自动地带来工业革命。而普选制民主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曾在缺乏国家和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在缺乏重商主义式的国家竞争和军事化的全球市场开辟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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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累托有效分配是指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方式，即如果不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就无法使任何人的收益有所改进。但在同等资源条件下，帕累托分配可能有多个，而其中可能没有一个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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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简单说明和证明，可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_theorems_of_welfare_economics；更加专业的读者可参见Mas-Colell，Andreu，Michael Dennis Whinston，and Jerry R. Green. Microeconomic The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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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注意，在政府是无私的并对经济拥有完美信息（就像市场参与者那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同样可以用来支持中央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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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市场竞争反而导致资源分配无效率或不合意的一些例子和论证，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的开创性的工作，包括对不完美信息的经典分析（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stiglitz&hl=en&as_sdt=0&as_vis=1&oi=scholart&sa=X&ei=OFiEV ePLBdOC yQSSoa3QDg&sqi=2&ved=0CBsQgQMwAA）。对各种市场失灵及其导致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参见Azariadis，Kaas，and Wen（2015），“Self-fulfilling Credit Cycles”；Benhabib，Wang，and Wen（2014），“Sentiments and Aggregate Demand Fluctuations”；Coury and Wen（2009），“Global Indeterminacy in Locally Determinate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s”；Pintus and Wen（2013），“Leveraged Borrowing and Boom-Bust Cycles”；Wen（1998），“Capacity Utilization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及Wu and Wen（2014），“Withstanding the Great Recession like China”；及其中的参考文献和其他许多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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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密也提及了进行市场交易的其他成本，如防止抢劫和海盗行为。的确，强大的英国海军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保护其海上贸易。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相应的海军投射能力，大规模国际贸易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今天的“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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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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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尤其是对化工、医药、建筑和金融等能够大面积危害人身和社会整体安全的市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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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场”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制度，不是工业革命或“光荣革命”的产物。但即使在市场大规模扩张的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经济关系和活动仍然发生在企业内部而并非发生在市场上，而企业内部正是市场缺位或失灵的地方。（Ronald Coase，1937，“The Nature of the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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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8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居民的期望寿命只有20～25年。75%的农民家庭的自有耕地小于1公顷，而大约1/10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10的可耕种土地。”（Joe Studwell，2003，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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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Joe Studwel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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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否说明制度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非如此。它们仅仅表明制度建设是用来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毛泽东用土地公有制来促成基于农业集体化的“大跃进”运动，而邓小平则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所谓小康社会的渐进式发展目标。这一渐进战略意图在保持现有政治制度（如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利润驱动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来使广大农民阶层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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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Joe Studwell（2003）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ISI项目失败的分析，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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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SI也主张通过货币升值来帮助工业企业进口资本品（重型机械），并对外国直接投资持负面态度。这些政策压制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也阻止了外国直接投资中隐含的技术和管理输入。因此，ISI并不鼓励出口，也实际上违背了创造市场的重商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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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具体地，华盛顿共识往往包含着如下发展项目：完全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完全私有化，完全移除对食品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完全金融和汇率自由化。这些项目被美国领导的国际贷款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用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条件。这些项目也被称为“结构调整项目”，目的在于降低政府赤字，触发私人部门的增长——但这些并没有发生。（见Harrig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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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Ha-Joon Chang（2003），“Kicking Away the Ladder，”Dani Rodrik（2006），“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以及Joseph Stiglitz（2002），“Challeng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An Interview with Lindsey Schoenfelder，”New York：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Winter/Spring 2003，Vol IX，Issue 2 pp.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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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Luciana Di′az Frers（2014），“Why di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olicies Fail?”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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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见《经济学家》（July 5th，2014），“Tethered by History”，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06286-failures-arab-spring-were-long-time-making-tethered-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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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企图对萨伊定律的实践：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之相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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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个反例就是中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失败，这与其在渐进式的自下而上的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化摧毁了其向基层大众提供基本公费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能力。医院和学校的商业化逐利行为大大降低了医疗和教育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可达性，并使基本医疗和初等教育的私人成本提高到了普通民众收入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和外部性，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市场失灵最为突出，因而更加需要政府干预、公共监督和公共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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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中国土地私有化的争论，见华生（Hua She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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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方经济学家们异常努力地工作来争取圈内的名望，但他们并不拥有他们为之工作的大学和机构；现代西方公司（比如医药企业）中的科学家甚至不能拥有他们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苏联，在生物、化学、材料、数学和物理界同样产生了诸多20世纪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因此请问，产权和激励的关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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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许多私有产权的鼓吹者未能区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资本：自然禀赋资本和可再生性产业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第一类资本，虽然可以委托私人部门进行管理或使用，但最终应该为全体公民所拥有，以保证公平的租金收入分配。可再生性产业资本则应该由创造它们的生产者所拥有，因此可以出卖所有权。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产权和剩余索取权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也是可以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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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照世界银行和Sam Ro（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156-trillion-global-financial-assets-2014-3）提供的数据，2014年的全球名义GDP为77.8万亿美元（其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只贡献了不到4000亿美元，而占世界人口不到10%的发达国家却占了近53万亿美元，其余的25万亿美元来自于中等收入国家）。而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却高达200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三倍，而这还不包括接近700万亿美元的直接柜台交易（over-the-counter）金融衍生品。实物GDP的流动性很差，但是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很高。金融资本自从诞生（即从实体经济脱胎而出）起就开始按照自身（“投机逐利”）的逻辑行事，就开始了自身的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生命。设想如果全球天量的金融流动性能够瞬间流向世界任何角落套利，别说一个小国，就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加起来也敌不过一个发达国家喷出其千分之一的金融流动性的冲击。一场投机性的金融海啸可以在瞬间将一个发展中国家辛苦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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